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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大学人文教育的忧思

更新时间:2011-12-05 10:21:18
作者: 谢有顺  

  

  中国一直是重教育的大国

  

  在座的各位可能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教育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比较完备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包括有着楷模意义的教育实践,其实早在两三千年前的周公、孔子那里,就已经出现。直至今日,中国也还是世界各国中最重教育的国家之一,尽管当下的一些教育体制已经扭曲,但在国人心中,教育仍然是每个家庭中的头等大事。钱穆说,“中国教育,实亦可谓是一种宗教事业。”这并不是夸大之词。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并没有创立起一个有全民影响力的宗教,直到魏晋南北朝后,才有佛教从印度传入,而在世俗生活中,扮演教化人心之职责的,就是教育。特别是儒家,一直在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具有人之为人的品格、精神,这种以人文教之的传统,贯穿着一种人品观——所谓君子和小人,雅人和俗人,都是事关人品,也事关一个人的人生意义。由是观之,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教育,确实具有一种宗教精神,它也传道,但不以来世或天国为旨归,而是希望在人世中实现理想,并以认识人生大道为最高目的。从人道知天道,从人文知自然,不偏重于一己之私,也不过度张扬某种专门之学,中国的传统教育,更多的是在培养全人、通人,使一个人有通才,具通识,并由此成大业、成大器,至终成为“大人”。

  所以,中国以前的教育,并不重视学校和课程,而是重视老师是谁。所谓“经师易遇,人师难遭”,就是这个意思。何以在中国古代,除了官学之外,私人讲学、私人书院也极为盛行?就在于大家看重教师的学问和教师的为人,重身教、行教。像孔子,虽然到处讲学授徒,其实他并没有一所固定的学校,唐人钱起作诗说,“更怜弟子宜春服,花里寻师到杏坛”,我想,“杏坛”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吧,但这并不妨碍孔子施教;王阳明以各处的衙门为自己讲学的场所,也不影响他传道授业。只要有名师,就会应者云集,至于教育的形式,倒在其次了。所以,孔子死后,没有人在孔子讲学的地方修一所学校继续授课;朱熹死后,也没有人在武夷山或建阳兴办学校继续他的教育事业。名师一去,由他而起的教育事业也随之而去,可见,中国人重师道过于重知识,师道存,则教育存,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精华。

  其实,即便到了现代,这种思想也还是被大家所推崇的。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聘请各种学派的人在北大授课,兼容并包,因为在他认为,“思想自由之通则,则大学之所以为大也”;梅贻琦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也对大学下过一个著名定义:“大学者,非有大楼只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以思想的自由、以大师作为大学的灵魂,表明大学应以人为中心的,而不是盲目地比硬件,比环境,或者比学术文章的数量。梅贻琦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做了十年清华大学校长了,他是学物理的,留学美国,刚开始就职时,没有经验,所以他一直未能对大学作出一个恰当的定位,直到一九四一年,才有了上面这个经典的定义。确实,中国人尊重师道这一点,和西方人是有很大不同的。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但他的名言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和他不同的是,孟子则说,“乃我所愿,则学孔子。”一个重老师所传授的知识、真理,一个重以老师为楷模,传承其精神和人格。故《论语》既是孔子之学,也见孔子之为人。后来中国的教育越来越偏重于让学生学知识,学技能,局限于书本字面,轻师教、身教,同时为人师者,也失去了榜样的作用,甚至干出许多斯文扫地的事来,教育的面貌才开始呈现出一片乱象。

  这个乱象,大家都有所目睹,也有所耳闻了。当然造成这一乱象的原因,并不能全由教师来承担,事实上,体制的问题,历史积弊的问题,社会风习的问题,以及整个国家的价值迷茫的问题,等等,都在混乱大学的方向。关于这些乱象,大学内部有很多争论,媒体上也有许多报道,一会说哪个大学生抢银行了,一会说哪个女学生被老师潜规则了,一会是申博点的黑幕,一会是大学校长抄袭,置身这些新闻当中,我越来越感到,现在的大学教育体制存在着致命的不足,大学教师这样的职业,也无什么光荣可言,而更像是失败主义者的象征。教师无力改变社会,甚至也无力改变一个学生的精神面貌。我们周而复始地在课堂上传授知识,但我们对学生如何在精神上成人,如何建立起自己的内心世界,其实漠不关心,也无从关心。教与学的割裂,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过度行政化对教育活力的伤害,机械的量化管理方式对学术差异的抹杀,等等——这些年来,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但应对的办法却很有限。但凡对中国大学教育的前景怀有责任感的,我想,都会对教育的现状有一种焦虑和痛苦,甚至有一种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人文教育是一种基本教育

  

  变革的诉求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了。尤其是近年来,关于大学教育的变革,呼声最高的,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人文教育,或者叫通识教育、通才教育,在英语世界,也叫自由教育。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大学不仅是学习专业知识的地方,而更应是培养人格、塑造精神、贯彻理想的地方。除了术业有专攻,学生也还需要接受人之为人的基本教育,以克服过度专业化所带来的精神缺失。因此,人文教育并非是什么艰深的教育内容,也非只针对文科的学生而言的,恰恰相反,它是对大学生所进行的共同教育、素质教育,是要普及一种基本的、常识性的经典阅读和文化情怀。

  如果一所大学,只重视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的学习,而遗忘了人文精神,用梁思成先生的话说,这就是“半个人的世界”。中国古人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是关乎事物、世界之变化的学问,人文则是精神的学问、生命的学问。只懂天文,不知人文,就不是“全人”,只是半个人而已,而真正的教育,应该是全人教育。人文教育、通识教育的提出,就是要把人塑造成全人、大人,而不是残缺的人。这种教育理念,以前大家并不是不知道,只是实践起来,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现在的大学,系与系之间的隔膜,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不相往来,非常严重。不说文科、理科之间,就是文、史、哲这种血缘亲密的学科,也少有联系。好像学历史的人,就无须知道尼采;学哲学的人,也不必知道白话文运动。我们中文系的一些学生,根本不知道“虚一而静”是什么意思;而一些历史系的学生,也不知“此在”是指什么。专业越分越细,知识越来越偏僻,大家都只知道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别人所研究的,或者人类所共同的那些精神准则、核心价值,对很多人来说,日益陌生。这令我想起一九二五年清华大学设国学研究院之时,对于聘任导师所提出的要求,首先就是要求这个导师“通晓中国文化之全体”,而且还要求他对外国文化有相当的了解。确实,后来受聘清华大学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这四大导师,都是通才、大师,所以,国学研究院只办了四年,却培养出了一大批文史方面的人才,这不能不说和这几位导师的通才、通识有关。

  事实上,那时的名师,可谓多是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像朱光潜,既讲授文艺心理学,也讲授雪莱、济慈等人的诗歌;像冯至,既讲授《浮士德》,也研究杜甫;像汤用彤,更是我所钦佩的大学者,既讲授魏晋玄学,也讲印度哲学和英国哲学,很多的课,他甚至都用英文讲;而章太炎、刘师培这些人,更是无所不通;即便像弘一法师,出家前,也是音乐、绘画、篆刻、书法、戏剧,无一不精的。现在的境况,就大不如前了,不仅不太有这样的通才,现在的教育制度也不鼓励、起用这样的通才,即便同一个文学学科,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之间,也是壁垒分明的,能够打通二者间联系的人,几乎没有。知识之间的界限、学科之间的界限,无比森严,导致专家无数,但真正通达之人,少之又少。所以,现在的专家,也越来越不受尊重了,因为就他们的那点知识,以及那种狭窄的视野,确实是让人尊敬不起来。

  强调人文教育、通识教育,就是为了强调人与人之间,在专业的不同之外,还有共同的东西,这些共同的东西,就是文明史中的经典和人类精神中那些永恒不变的价值。尤其是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变化几乎是一切人所信仰的价值,人文教育是要提醒大学生,这个世界还有不变的东西,还有常温常新的价值——对每一个本科学生进行这种核心教育,能帮助他们在精神上建立起健全的视野,并由此接通一个人和过往文明之间的血脉。它对人类精神谱系的重建,对僵化的知识灌输的拒斥,以及把受教育者看作是一个活泼的生命体的思想,是要还原教育以人为本的面貌。这一两年,我们中山大学就进行了通识教育的改革,为新生开设新的“通识教育共同核心课”,分中国文明、全球视野、科技·经济·社会、人文基础与经典阅读四大类,学生须在每大类里必修四个学分,本科前两年完成十六个学分。其中,经典阅读将是中大通识课程的重点。此外,中大还同时设立博雅学院,首批三十位新生将不属于任何院系,而是通过四年不分学科的完整的博雅教育,修读古汉语、古希腊语、拉丁语、英语、中国文明、西方文明等课程,培养他们向学问家的方向发展。中大通识课程改革的设计者是甘阳教授,他多年来热心于通识教育的推广和改革,这次由他总策划的中大通识教育改革,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值得期许。

  事实上,关于我国大学生的素质教育、人文教育的重要性,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提出来了,现在很多大学都有这方面的共识,也在大学人文教育方面,作了很多探索,但效果一般。一方面,课程的设置可能还有待完善,更重要的方面,可能还是缺乏能将这些课程上好的老师。没有好的老师,学生的上课热情就会大打折扣,一些概论性的、通史性的课程,最终又是落到混学分的境地之中。这样的状况是让人忧心的。

  

  大学的兴起关乎大国的兴起

  

  大学是培育人才的地方,它所培育出来的人才,其精神强度如何,知识的创新能力如何,将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据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的研究,大学的兴衰,将直接关乎一个国家的兴衰。所谓大国,必须要有好的大学,没有一流的大学,大国梦是难以实现的。以历史上的情形看,哪里有一流的大学兴起,这些大学所在的国家就有可能成为一流的国家。西方的大学,最早是出现在意大利半岛上,大概是在公元一一OO年左右,大学一出现,意大利很快就出现了文艺复兴——它甚至引领了整个西方的精神复兴。另外,最早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在意大利率先兴起。十三、十四世纪之后,英国也兴起了大学,特别是有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之后,英国开始工业革命,政治、军事和经济上都开始引领世界。十九世纪之后,研究型大学开始在德国兴起,德国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先国家,在很长的时间里,德国都保持着全世界最好的经济增长率,这有点像现在的中国。后来,这些办学理念传到了美国,美国出现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大学之后,国力和经济都迅猛发展,到现在,美国都还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中心,也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大学的兴起带来大国的兴起,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我们不能轻忽。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大学起源于京师大学堂,它是北京大学的前身,而北京大学的创办,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一个标志,它本身就是维新变法的产物,正如日本著名的东京大学的兴办,也是明治维新的产物一样。可见,大学的兴起,也改变了我们这些亚洲国家的面貌。

  中国正在高速发展的途中,要想在国力和影响力上有根本的提升,光卖中国制造的物质产品到世界各地去,是远远不够的,物质中国的形象,甚至会抑制别国人对中国的想象——他们会以为中国只会生产物质,而没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因此,我们需要建设更多世界一流的大学,才能把中国的强国梦变得更具内涵。在电影《天下无贼》中,葛优说了一句有名的话,“二十一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可是近年来,我们国家的人才环境和人才战略是有隐忧的。据中国社科院在《二OO七年全球政治与安全》一书中说,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在世界上居于首位。据《人才战争》作者王辉耀透露,“去年的数据显示,归国留学人员只有三十九万,滞留在海外的留学生已经超过百万,无论数量还是比例都是世界罕见。”甚至还有人说,回来的都是没什么大才的,真正有大才的人都留在外面了,真实情况未必如此,但这话也说出了一些严峻的事实。而据美国国安部前段公布的二OO八年移民报告显示,仅二OO八年加入美国国籍的中国大陆移民就有四万,另外还有八万人获得美国绿卡。我想,这些数字中,很多也都是优秀人才,他们留在海外发展,虽然是个人选择,但终归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情。现在,全世界都有共识,国家之间的较量,关键是人才的较量,有了人才,你才有创新的能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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