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谢有顺:完成写作契约必须具备的文学品质——“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演讲(三)

更新时间:2011-12-05 10:24:06
作者: 谢有顺  

  

  第三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我假定各位的写作都是严肃的,都是为了探索灵魂、表达人心的(这是文学史最为重视的文学传统,今天依然值得珍视),你该如何完成你的写作和现实签定的这份契约?这里面是有一些技巧要讲究,甚至要严格恪守的。今天有很多人的写作失败了,往往不是因为他没有伟大的写作理想和文学抱负,这些他可能想得很透彻,也对大的精神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可是,在执行自己的写作契约的过程中,他没有很好地遵循写作的规律,没能为自己所要表达的灵魂找到合适、严密的容器——结果,他的很多想法,都被不成熟的写作技艺损毁了,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如果说文学中的灵魂是水的话,那么,你在作品中所建筑起来的语言世界,就是装水的布袋,这个布袋的针脚设若不够细密、严实,稍微有一些漏洞,水就会流失,直到剩下一个空袋子。

  尤其是小说写作,特别需要注意语言针脚的绵密。这个针脚,就密布在小说的细节、人物的性格逻辑、甚至某些词语的使用中。读者对你的小说的信任,正是来源于你在细节和经验中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真实感。一旦你作品中的真实感坚不可摧了,你就能说服你的读者相信你所写的。我不知你们读过王安忆发表在《大家》二〇〇五年第六期上的《小说的当下处境》一文没有,这是一个真正懂小说的作家写的文章,里面有很多属于小说家需要面对的具体问题,你们都应该找来读一读。王安忆在谈到自己的小说趣味时说:

  我年轻的时候不太喜欢福楼拜的作品,我觉得福楼拜的东西太物质了,我当然会喜欢屠格涅夫的作品,喜欢《红楼梦》,不食人间烟火,完全务虚。但是现在年长以后,我觉得,福楼拜真像机械钟表的仪器一样,严丝合缝,它的转动那么有效率。有时候小说真的很像钟表,好的境界就像科学,它嵌得那么好,很美观,你一眼看过去,它那么周密,如此平衡,而这种平衡会产生力度,会有效率。

  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小说写得像科学一样精密,完全和物质生活世界严丝合缝,甚至可以被真实地还原出来,这就是一个小说家的才能。因此,作家要完成好自己和现实签定的写作契约,首先还不是考虑在作品中表达什么样的精神,而是要先写好一部作品物质层面上的细节。什么是小说的物质问题?就是说,你的小说无论要传达多么伟大的人心与灵魂层面的发现,都必须有一个非常真实的物质外壳来盛装它。灵魂需要有一个容器来使之呈现出来,一个由经验、细节和材料所建构起来的物质外壳,就是这样的容器。很多作家,哪怕是一些大作家,都忽略了这一点。他们想表达一个伟大的主题,可是在作品推进的过程中,逻辑性、可信度、经验的真实性,都受到了读者的质疑,以致小说的精神和它的物质外壳镶嵌时不合身,发生了裂缝,这样的小说,就算不上是好小说。《红楼梦》是写情感和精神的伟大作品,这没错,但《红楼梦》在物质层面、在日常生活层面也有着严密、精细的描写,几乎每一个细节,都禁得起专家的考证。曹雪芹写喝酒就是喝酒,写喝茶就是喝茶,写婚礼,写葬礼,写诗会,写王妃省亲,场合无论大小,都写得专业、细致,完全符合当时的人伦、风俗和礼仪,这是了不得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曹雪芹不仅是小说家,他更是那个时代各种社会生活现象的研究者。这就难怪马克思会说,要了解法国社会,巴尔扎克的小说远比历史学家的著作要丰富、准确得多。

  小说是由经验、材料、细节构成的。如果小说的物质外壳,也就是经验、材料、细节的部分失真了、不可信了,那整部小说的真实性也就瓦解了。一个细节的失真,有时会瓦解整部作品的真实性,你相信会有这么严重吗?我给你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座的很多人可能都看过了张艺谋的电影《十面埋伏》。在这部电影中,张艺谋试图给我们讲一个悲情故事,他为之设置的结局甚至还有点残忍,希望感动观众。但奇怪的是,在电影院里,观众的笑声却一直不断,没有多少人能感受到这个悲情。电影院里的笑,并非张艺谋的幽默带来的,而是因为他讲的故事在逻辑上、真实性上漏洞百出,才引发了那么多的笑声。比如,电影的结尾部分,刘德华、金城武和章子怡三人演的角色,在雪地里打斗了很久,每个人都在地上滚了无数次了,有意思的是,当刘德华演的角色站起来时,他之前插在背上的那把小刀居然还稳稳地插在那里,这把刀无论他怎么在地上滚打,都不会掉下来,也不会深插到肉里去,这能不让人觉得好笑么?还有章子怡演的角色,胸前也有一把刀,可她将它拔出来时,鲜血居然像水柱一样冲破几层衣服喷涌出来,这样的夸张,又怎能让人不笑?一部悲情的电影,因为有太多不符合现实逻辑的细节,它所要表达的悲情就被瓦解了——《十面埋伏》最终成了一部怪诞的喜剧,根本没有达到导演最初的目的。这样的例子,在小说界也有不少。我看过一部小说,说一个人爱远方的另外一个人,他就在树叶上刺上“我爱你”三个字,然后把这片树叶放在河里顺水漂走,若干个月之后,另一个人在遥远的河边看到了这片树叶,她一下就被感动了——这样的感动,你会相信吗?表达爱,可以有多种方式,但用树叶刺字,使之穿越大半个中国之后,漂到对方手中,这样缺乏现实依据的细节,不是对读者智力的嘲弄么?

  因此,小说的细节真实是不可藐视的,它是建构小说的物质外壳、完成写作契约的重要基础。那么,如何才能较好地完成作家和现实之间的写作契约呢?我认为,以下几点是不可或缺的。

  第一,要有一颗世俗心。

  这话是从王安忆那里借来的。她在二〇〇六年第二期的《小说界》上,发表了她在香港讲学时的笔记《导修报告》。她说:“从现实中汲取写作的材料,这抓住了文学,尤其是小说的要领,那就是世俗心。”小说,从本质上说,是世俗的。一个没有世俗心的作家,是不可能写出好小说的。即便像《红楼梦》这样务虚的小说,作者也有一颗坚强的、具体的、无处不在的世俗心,否则,他就写不出那种生机勃勃、栩栩如生的大观园里的日常生活了。即便是作诗这样高雅的场面,作者不也还穿插了贾宝玉和史湘云烤鹿肉吃的生动场景么?这事我记得是在《红楼梦》的第四十九回。这就是世俗心。《金瓶梅》就更是如此,它完全写的是世俗生活。有学者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母亲,这话是对的,在如何表达世俗和市井生活上,《金瓶梅》比《红楼梦》先行一步。为什么要有这么一颗世俗心?因为有了这种世俗心,才有耐心去建构小说的物质外壳——经验、材料、细节的建构是通过世俗心来捕捉、塑造和完成的。如果《红楼梦》只有太虚幻境这种写作意念,而没有具体、细密的青年男女的真实生活作基础,作者所要传达的那种衰败,就难以有真正的说服力。

  张爱玲的文学成就,也得益于她那颗世俗心。她自己说,她的文字,“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必也正名乎》),并讲究“分寸”感,反对“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自己的文章》)。在文学普遍社会化(“代群众出冤气”)和个人化(“曲高和寡的苦闷”)的时代里,张爱玲作品中的世俗化和市民味便成了她独有的风格。

  其实不单小说家需要有世俗心,诗人同样也要有这种世俗心,他才能把现代生活的本相写出来。毕竟,生活中的大多数人,都还是要考虑世俗问题,还是要在欲望中挣扎的,他们不可能像贾宝玉和林黛玉那样,专心考虑的只是情感和作诗的问题,其他的一切,自有人帮他们操心。他们不是生活在世俗生活中的,他们是在一个清洁、单纯的世界里。可是,还有更多在世俗生活中的人,他们的精神表达,小说和诗歌该如何介入?诗歌以前主要是抒情和感怀的,到二十世纪,也重视经验的表达和叙事的精神了,这个时候,那种有世俗心的诗人,就有可能深入到当代生活中,真正写出及物的、有真实细节的诗歌来。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女诗人尹丽川有一首诗,叫《情人》,不长:

  

  这时候,你过来

  摸我、抱我、咬我的乳房

  吃我、打我的耳光

  都没用了

  这时候,我们再怎样

  都是在模仿,从前的我们

  屋里很热,你都出汗了

  我们很用劲儿。比从前更用劲儿。

  除了老,谁也不能

  把我们分开。这么快

  我们就成了这个样子

  

  尹丽川是很有才华的诗人,她的诗歌,也曾被视为“下半身”的代表作,但我认为,她的内心,是有重量的,她不仅仅停留在对欲望和身体的描写上。她的诗往往很短,干净,节制,节奏感强,有着不易觉察的沉思面貌,看似粗鲁,里面其实蕴藏着另一种文雅。这首《情人》,我是在《下半身》的创刊号上看到的,它成功地注释了“下半身”的另一面。尹丽川也写性,写身体,但她保留了分析和思考的偏好;她也使用大胆的细节,但细节作为一种经验,常常能被存在所照亮。这首《情人》,看起来是在写身体的爱,其实,里面蕴藏着难言的悲伤和时间的力量。“你过来/摸我、抱我、咬我的乳房/吃我、打我的耳光”,以及“你都出汗了”,“很用劲儿”,都是身体细节,然而一句“这时候,我们再怎样/都是在模仿,从前的我们”,迅速揭开身体背后的苍白和匮乏,一切来自身体的努力,“都没用了”,因为“这时候”不过是在努力“模仿”“从前”——激情和快乐,爱和欲望,原来都经受不起时间哪怕最为温柔的磨碾。而比时间更为可怕的,是人心的荒凉。“这么快/我们就成了这个样子”,既是时间的杰作,也是人自身的深刻困境的表现——生活成了一种模仿:现在模仿过去,未来呢,必定是在模仿现在,所谓“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尹丽川通过书写“情人”间激情与欲望的衰败,深刻地洞悉了人内心的贫乏,以及人在时间面前的脆弱。她告诉我们,欲望和存在一样,都是一个错误,但它不容修改。爱可以作假,惟独身体不会说谎。如果没有世俗心,诗人怎会去描写这些、思考这些?其实,从俗世中来的,同样可以到灵魂里去。

  第二,写人记事要合情合理。

  小说是虚构,但虚构不是没有标准和边界的,虚构所遵循的,其实还是现实的法则。即便是《西游记》这样的作品,纯粹出自作者的虚构,但唐僧师徒四人一路上的遭际,多半也是现实的影射;像卡夫卡的《变形记》,整体上虽然是一个寓言,人变成了甲虫,可是,小说中的细节,全部是真实可信的,周边环境的描写,旁人的眼神,无不精细传神。写作最怕的是,整体上写一个很实的东西,一落到具体的细节时,就假了。很多人的写作,和卡夫卡是相反的。卡夫卡是有能力把假的写成真的,可有些人,却把真的都写成假的了。卡夫卡写寓言,可以让人读后觉得真实、恐怖,我们中间的一些作家呢,写的是现实,读起来却令人难以置信。何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作家所写的,不合情,也不合理。违背了情理,自然就显得虚假了。

  关于这点,我喜欢举《红楼梦》第四十八回的例子。里面,林黛玉和香菱两人,在关于作诗上,有一段很好的对答:

  

  一日,黛玉方梳洗完了,只见香菱笑吟吟的送了书来,又要换杜律。黛玉笑道:“共记得多少首?”香菱笑道:“凡红圈选的我尽读了。”黛玉道:“可领略了些滋味没有?”香菱笑道:“领略了些滋味,不知可是不是,说与你听听。”黛玉笑道:“正要讲究讨论,方能长进.你且说来我听。”香菱笑道:“据我看来,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黛玉笑道:“这话有了些意思,但不知你从何处见得?”香菱笑道:“我看他《塞上》一首,那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景的。若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再还有‘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这‘白’‘青’两个字也似无理。想来,必得这两个字才形容得尽,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还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这‘余’字和‘上’字,难为他怎么想来!我们那年上京来,那日下晚便湾住船,岸上又没有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几家人家作晚饭,那个烟竟是碧青,连云直上。谁知我昨日晚上读了这两句,倒像我又到了那个地方去了。”

  正说着,宝玉和探春也来了,也都入坐听他讲诗。宝玉笑道:“既是这样,也不用看诗。会心处不在多,听你说了这两句,可知‘三昧’你已得了。”黛玉笑道:“你说他这‘上孤烟’好,你还不知他这一句还是套了前人的来。我给你这一句瞧瞧,更比这个淡而现成。”说着便把陶渊明的“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翻了出来,递与香菱。香菱瞧了,点头叹赏,笑道:“原来‘上’字是从‘依依’两个字上化出来的。”

  

  这段话很有意思,香菱姑娘谈诗的话,说得也很见水平。尤其是“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47630.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