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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作家和现实之间有一份写作契约——“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演讲(二)

更新时间:2011-12-05 10:22:40
作者: 谢有顺  

  

  第二个问题。一个作家所提供的写作理由,会决定他和自己的写作、人生以及现实之间签订的是一份什么样的契约。这份写作契约,是作家理解现实、表达现实的重要依据;这份契约,要决定你的写作面貌,也将影响你的写作到底能走多远。你的写作如果是写实的,那就得接受实在世界的检验;你的写作如果是幻想的,那就得接受想象力的考核。写作在精神意义上说是自由的,但在建构经验的宫殿时,却必须服从经验自身的限制,并无多少自由可言。比如你写一个清朝的故事,那么你就只能让你的人物骑马、坐船或者走路,从苏州到北京,你就得让主人公走上将近一个月,甚至更久;又比如你在小说的开头若写了一把枪,那这把枪就得在适当的时候派上用场。也就是说,你写的若是具体的当代现实,那么你所写的,就必须在当代现实中能够被还原,这样的写作,才有可信度和说服力。离开了真实、可信、合情合理这个物质外壳,你的写作就不能称之为现实的写作。但也有另一种情况,比如金庸的小说,他是凭想像写作的,他笔下的武侠世界,是超越现实法则的,可以天马行空,但我们不可忘记,金庸小说中的感情、人际关系,仍旧是符合现实逻辑的——没有这一点,他的小说就不可能获得如此巨大的影响。

  这种写作上的限制,我把它称之为写作的契约。作家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其实都与这份契约有关。或者说,任何的写作,都是作家与现实之间这份写作契约的贯彻与执行。

  每个人都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写作理由。比如鲁迅,他的写作理由是为了让人认识“无声的中国”,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就是他和现实之间签定的写作契约。由此出发,鲁迅与中国现实、中国人的生活之间的那种关系,一定是批判性的。鲁迅因为要以文艺救国,要批判国民性,所以你在他的笔下,很难找到美好的人性和动人的灵魂,他总是残酷地审视、挖掘着人的灵魂中那些黑暗的部分,使我们进一步认识自己内心的卑污和阴暗。从他早期的作品,到晚年的杂文,无一例外,他都是往批判国民性、揭露人性黑暗的方向走的。但也有另一种作家,比如沈从文,他的写作,就不像鲁迅那么明确和激烈的,他自己说,写作是为了使“读者能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因此,他的笔调是唯美的,温润的。和鲁迅惯于书写人性的黑暗不同的是,沈从文是努力地通过写作来发现人世的美,书写生命的淳朴和庄严,他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这种不同的写作理由,决定鲁迅和沈从文两人,能以不同的眼光来打量世界。鲁迅是尖锐的,甚至是苛刻的,他不是没有悲悯之心,他也有大爱,但他的悲悯和大爱,只能通过一种“强烈憎恶”(沈从文语)、“一个都不宽恕”的方式来表达——这样的方式,当然容易引起误解,所以,关于鲁迅的争论,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没有停止过。鲁迅是用恨的方式来表达爱,用曲笔和迂回的方式来把自己对人类的热情藏在心底,他不是直接说出爱、说出热情的作家。因此,要真正理解鲁迅,何其难也。前几天读钱穆先生的《中国散文》一文,他对鲁迅和周作人都评价很高,但钱穆同时也指出,鲁迅在后期“卷入政治漩涡以后,他的文字更变得尖刻泼辣了。实在已离弃了文学上‘文德敬恕’的美德。”——“文德敬恕”一词,是清代学者章学诚所说,他认为写文章最重要的态度,是敬畏与宽恕,钱穆特别推崇这点,并以此来评价鲁迅的写作,虽不够全面,但我以为也有一定道理。一个人的写作,如果带着过多的怨恨,就难以走向宽广和博大。

  但“文德敬恕”这话,用在沈从文身上就是合适的。沈从文有一颗仁慈、宽厚之心,他是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和人类的。他所书写的湘西土地上那些平凡的人物、平凡的欢乐和悲伤,都焕发着美丽和诗性的光泽。很多人都知道,沈从文笔下的女性都是美的化身,如《三三》里的三三,《长河》里的夭夭,《边城》里的翠翠,还有《菜园》里那个“美丽到任何时见及皆不免出惊”的媳妇,等等。在沈从文的笔下,妓女也是可爱而敬业的,他并不严厉地批评,他坚持以善良的心解读世界。而鲁迅笔下的女性形象就不同了,不是像杨二嫂那样“凸颧骨,薄嘴唇”、“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便是如祥林嫂般“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即使刚开始时“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的子君,到最后,也露出了“凄惨的神色”。这就是鲁迅先生对人世的理解,麻木的,悲凉的,里面藏着大绝望。从本质上说,鲁迅对人性的总体看法是很灰暗的,他笔下的人世,多为沉重、腐朽、不堪的人世。沈从文所看到的世界则是美的,温润的,纯朴的,仁慈的。鲁迅和沈从文两人所写的中国,时间上差不了太远,二者何以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写作差异呢?区别就在于,这两个作家与现实签订的写作契约完全不同。从不同的写作理由出发,其写作面貌也必然会是不同的。

  我再举张爱玲的例子。张爱玲说,她只关心“阿妈阿婆的事”,所以,她的小说,是日常的,琐碎的,个人的,但她同样写出了深刻的悲欢和绝望。不过,他的悲欢和绝望,都是从个人出发的,并无多少关涉到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命运。即便是战争,断壁残垣,地老天荒,在张爱玲的笔下,也只是为了证明两个人之间爱的可能性。这是张爱玲对世界的理解,也是张爱玲跟现实之间的写作契约。它是我们理解张氏作品不可或缺的精神通孔。

  还有金庸,大家都很熟悉了,一些人眼中的通俗小说家,另一些人眼中的文学大师。他的小说可以说是读者最多的,但他对自己的小说,有着清晰的自我定位。尽管今天有很多人想把他推到大师的神坛上,但我跟金庸见面聊过,他自己是把小说定位在娱乐大众的层面上的。事实上,他的小说最初在报纸上连载的时候,也确实为民众提供了无穷的快乐。有一次,我在金庸作品研讨会上,谈到了他的小说的娱乐性,金庸先生马上对我这个观点给予了回应。娱乐性,我想就是金庸的写作理由之一。我一点没有贬低娱乐的意思,我甚至觉得,能使小说达到如此高的娱乐性,本身就是很伟大的事情。不是说,娱乐性里就没有深刻的精神,就没有沉重的价值,恰恰相反,金庸的很多小说都写到了大悲剧、大悲悯。特别是《天龙八部》,里面是有大的悲悯情怀的。令人敬佩的是,金庸即便是在写大悲悯时,也没有忘记他和现实、和读者之间那份娱乐性方面的写作契约,所以,他的悲悯下面,仍然有很多轻松、好笑、欢腾的笔墨,来维持读者对小说的阅读热情。《天龙八部》的结尾是很沉痛的,但整部小说,三个男主人公之一的段誉,还有丁春秋周围的弟子,仍旧写得很有娱乐效果。可以说,金庸的每一部小说,都有这样一种轻松的、幽默的、娱乐的人物和笔墨——《射雕英雄传》里的周伯通,《神雕侠侣》里的少年杨过,《笑傲江湖》里的桃谷六仙,《倚天屠龙记》里的周颠和说不得等人,往往一出场就让人捧腹;《鹿鼎记》里的韦小宝就更不用说了,他简直就是一个混世魔王。在这方面,金庸确实是一个大家,他太知道小说要如何写才能吸引读者了。

  由此可见,作家和现实、和读者之间的写作契约,会决定一个作家写出什么类型、何种风格的作品来。这是做不了假的。你如果想当成功的作家,首先就得想清楚,你是要在哪个层面上和读者沟通。你的写作定位必须清晰。如果你的写作是要表达你个人对人类精神的发现、对灵魂世界的探索,那你就很难奢望大众普遍接受你;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畅销书作家,那你就得考虑到畅销书的一些基本元素,比如性、政治、暴力、悬疑结构等,你要适当使用这种类型的小说所需要的写作密码。你想清楚了,你就知道该如何写作,该往何处用力了。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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