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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小说叙事的伦理问题

更新时间:2014-10-21 20:40:03
作者: 谢有顺  

  
 

   一

   论到现代小说,必然关涉到叙事的伦理问题。

   叙事不仅是一种讲故事的方法,也是一个人的在世方式;叙事不仅是一种美学,也是一种伦理学。为什么叙事会是一种伦理?因为叙事所关注的,是人类道德中的特殊状况或意外事故,是个人命运的沉浮,以及在这种沉浮中人的哭泣、叹息、呻吟、叫喊。它守护的不过是残缺的人生,甚至是人性的深渊景象。它提供一个人在世和如何在世的存在坐标。

   “叙事伦理”不是“叙事”和“伦理”的简单组合,也不是探讨叙事指涉的伦理问题,而是指作为一种伦理的叙事,它在话语中的伦理形态是如何解析生命、抱慰生存的。一种叙事诞生,它在讲述和虚构时,必然产生一种伦理后果,而这种伦理后果把人物和读者的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它唤醒每个人内心的生命感觉,进而确证存在也是一种伦理处境。

   讲述个人经验是现代小说发生的标志之一。那些异想天开的人,那些病人,那些幽闭在书房或卧室里的人,那些把自己囚禁在内心里的人,才是现代小说真正的主角。从讲述集体经验到讲述个人经验,从面对公众讲故事(说书、戏曲)到面对自我讲故事(面对稿纸、电脑写作),从讲述社会历史故事到讲述自己内心的体验,这种叙事变化,也是一种伦理处境的变化。因此,叙事是在复述生活,也在创造生活的可能性,而“生活的可能性”正是叙事伦理的终极旨归。

   因此,叙事之于小说写作的重要意义,已经成为一种文学常识。中国作家在接受现代叙事艺术的训练方面,虽说起步比较迟,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后的数年时间,文体意识和叙事自觉就悄然进入了一批先锋作家的写作视野。语言实验的极端化,形式主义策略的过度应用,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固有阅读方式的颠覆和反动,这些今天看来多少有点不可思议的任性和冒险,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文学创新的渴望和语言游戏的快乐,共同支配了那个时期作家和读者的艺术趣味,形式探索成了当时最强劲的写作冲动——无疑,这大大拓宽了文学写作的边界。

   事实上,叙事学理论的译介,和当时中国先锋文学的出现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据林岗的研究,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二年我国开始大量译介西方叙事理论,而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兴盛大约也是在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二年。先锋文学的首要问题是叙述形式的问题,与之相应的是叙事理论使“学术关注从相关的、社会的、历史的方面转向独立的、结构的本文的方面”。①今天,尽管有不少人对当年那些过于极端的形式探索多有微词,但谁也不能否认它的革命意义,正如先锋文学的重要阐释者陈晓明所说:“人们可以对‘先锋派’的形式探索提出各种批评,但是,同时无法否认他们使小说的艺术形式变得灵活多样。小说的诗意化、情绪化、散文化、哲理化、寓言化,等等,传统小说的文体规范的完整性被损坏之后,当代小说似乎无所不能而无所不包……无止境地拓宽小说表现方法的边界,结果是使小说更彻底地回到自身,小说无须对现实说话,无须把握‘真实的’历史,小说就对小说说话。”②形式主义探索对于当代文学的变革而言,是一次重要而内在的挺进。没有文体自觉,文学就谈不上回到自身。

   令人困惑的是,不过是十几年时间,叙事探索的热情就在中国作家的内心冷却了——作家们似乎轻易就卸下了叙事的重担,在一片商业主义的气息中,故事和趣味又一次成了消费小说的有力理由。这个变化也许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或者更早的时候,但更为喧嚣的文学消费主义潮流,则在近十年才大规模地兴起。市场、知名度和读者需求,成了影响作家如何写作的决定性力量。在这个背景下,谁若再沉迷于文体、叙事、形式、语言这样的概念,不仅将被市场抛弃,而且还将被同行看成是无病呻吟抑或游戏文学。与此同时,政治意识形态也在不断地改变自身的形象,部分地与商业意识形态合流,文学的环境变得越来越暧昧和复杂。在这一语境下,大多数文学批评家也不再有任何叙事研究的兴趣,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或者文化批评、社会批评的模式再次卷土重来,批评已经不再是文本的内在阐释,不再是审美的话语踪迹,也不再是和作品进行生命的对话,更多的时候,它不过是另一种消费文学的方式而已。在文学产业化的生产过程中,批评的独立品格和审美精神日渐模糊,叙事的意义遭到搁置。

   尽管民众讲故事和听故事的冲动依然热烈,但叙事作为一种写作技艺,正面临着窘迫的境遇。尤其是虚构叙事,在一个信息传播日益密集、文化工业迅猛发展的时代,终究难逃没落的命运。相比于叙事通过虚构与想象所创造的真实,现代人似乎更愿意相信新闻的真实,甚至更愿意相信广告里所讲述的商业故事。那种带着个人叹息、与个体命运相关的文学叙事,正在成为一种不合时宜的文化古董。尽管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巴赫金把小说这种新兴的文体,看作是近现代社会资本主义文明在文化上所创造的唯一的文学文体。所以在巴赫金的时代,“还可以觉得小说是一种尚未定型的、与现代社会和运动着的‘现在’密切相关的叙事形式,充满着生机和活力,具有无限的前景和可能性。然而,这种看法显然是过于乐观了。经典的小说形式正在作古,成为一种‘古典文化’。”③而与巴赫金同时代的本雅明,却在一九三六年发表的《讲故事的人》一文中宣告叙事艺术在走向衰竭和死亡,“讲故事这门艺术已是日薄西山”,“讲故事缓缓地隐退,变成某种古代遗风”。④

   我想,小说叙事的前景远不像巴赫金说的那样乐观,但也未必会像本雅明说的那么悲观。叙事本身是一门古老的艺术。从穴居人讲故事开始,广义的叙事就出现了。讲述自己过去的生活、见闻,这是叙事;讲述想象中的还未到来或永远不会到来的生活,这也是叙事。叙事早已广泛参与到人类的生活中,并借助记忆塑造历史,也借助历史使一种生活流传。长夜漫漫,是叙事伴随着人类走过来的,那些关于自己命运和他人命运的讲述,在时间中渐渐地成了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段落,成了个体在世的一个参照。

   叙事是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克罗奇语);没有叙事,也就没有现在和未来。一切的记忆和想象,几乎都是通过叙事来完成的。从这个意义来讲,人确实如保罗·利科在其巨著《时间与叙事》中所说的,是一种“叙事动物”。而人既然是“叙事动物”,就会有多种多样的叙事冲动,单一的叙事模式很快会使人厌倦。这时候,人们就难免会致力于寻求新的“叙事学”,开拓新的叙事方式。

   二

   很多人都把叙事当作是讲故事。的确,小说家就是一个广义上的“讲故事的人”,他像一个古老的说书人,围炉夜话,武松杀嫂或七擒孟获,《一千零一夜》,一个一个故事从他的口中流出,陪伴人们度过那漫漫长夜。然而,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写作不再是说书、夜话、“且听下回分解”,也可能是作家个人的沉吟、叹息,甚至是悲伤的私语。作家写他者的故事,也写自己的故事,但他叙述这些故事时,或者痴情,或者恐惧,或者有一种受难之后的安详,这些感受、情绪、内心冲突,总是会贯穿在他的叙述之中,而读者在读这些故事时,也不时地会受感于作者的生命感悟,有时还会沉迷于作者所创造的心灵世界不能自拔,这时,讲故事就成了叙事——它深深依赖于作家的个人经验、个体感受,同时回应着读者自身的经验与感受。

   在讲述故事和倾听故事的过程中,讲授者和听者的心灵、情绪常常会随之而改变,一种对伦理的感受,也随阅读的产生而产生,随阅读的变化而变化。作家未必都讲伦理故事,但读者听故事、作家讲故事的本身,却常常是一件有关伦理的事情,因为故事本身激发了读者和作者内心的伦理反应。

   让我们来看这段话:

   我现在就讲给你听。真妙极了。像我这样的弱女子竟然向你,这样一个聪明人,解释在现在的生活中,在俄国人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家庭,包括你的和我的家庭在内,会毁灭?……⑤

   这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一书中,拉拉和日瓦戈重逢之后说的一段话。它像一个典型的说故事者的开场白:“我现在就讲给你听……”革命带来了什么,平静的日常生活是如何毁灭的——拉拉似乎有很多的经历、遭遇要诉说,但在小说中,拉拉没有接着讲故事,也没有赞颂或谴责革命,她接着说的是她内心的感受,那种无法压制的想倾诉出来的感受:

   ……我同你就像最初的两个人,亚当和夏娃,在世界创建的时候没有任何可遮掩的,我们现在在它的末日同样一丝不挂,无家可归。我和你是几千年来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在世界上所创造的不可胜数的伟大业绩中的最后的怀念,为了悼念这些已经消逝的奇迹,我们呼吸,相爱,哭泣,互相依靠,互相贴紧。⑥

   日瓦戈和拉拉抱头痛哭。我想,正是拉拉叙事中的那种伦理感觉,那种在生命的深渊里彼此取暖的心痛,让两个重逢的人百感交集。它不需再讲故事,那些百死一生的人生经历似乎也可以忽略,重要的是,那种“互相依靠,互相贴紧”的感觉,一下就捕获了两颗孤独的心。叙事成了一种对生活的伦理关切,而我们的阅读、经历这个语言事件的同时,其实也是在经历一个伦理事件。在拉拉的讲述中,故事其实已经停止了,但叙事背后的伦理感觉在继续。一个人的际遇就这样和另一个人的心联系在了一起,叙事伦理也成了一种生存伦理。

   让我们再看一段话:

   师傅说凌迟美丽妓女那天,北京城万人空巷,菜市口刑场那儿,被踩死、挤死的看客就有二十多个……⑦

   这是莫言《檀香刑》里的话。“师傅说……”的语式,表明作者是在讲故事,而且是复述,也可以说是复叙事。这个叙事开始是客观的,讲述凌迟时的景况,但作者的笔很快就转向了对凌迟这场大戏的道德反应:“在演出的过程中,罪犯过分的喊叫自然不好,但一声不吭也不好。最好是适度地、节奏分明的哀号,既能刺激看客的虚伪的同情心,又能满足看客邪恶的审美心。”⑧——这样的转向,可以说就是叙事伦理的转向。从事实的转述,到伦理的觉悟,叙事经历了一场精神事变,“师傅说”也成了“作者说”:

   面对着被刀脔割着的美人身体,前来观刑的无论是正人君子还是节妇淑女,都被邪恶的趣味激动着。⑨

   “都被邪恶的趣味激动着”,这就是叙事所赋予小说人物的伦理感觉。康德说“美是道德的象征”,但他也许没有想到,邪恶有时也会洋溢着一种美,正如希特勒可以是一个艺术爱好者,而川端康成写玩弄少女的小说里也有一种凄美一样。在这些作品中,叙事改变了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看法,那些残酷的写实,比如凌迟、檀香刑,得以在小说中和“猫腔”一起完成诗学转换,就在于莫言的讲述激起了我们的伦理反应,我们由此感觉,在我们的世界里,生命依然是一个破败的存在,而这种挫伤感,会唤醒我们对一种可能生活的想象,对一种人性光辉的向往。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生活可能是怎样的?——我们会在叙事中不断地和作者一起叹息。于是,他人的故事成了“我”的故事——如钱穆谈读诗的经验时所说的:“我感到苦痛,可是有比我更苦痛的;我遇到困难,可是有比我更困难的。我哭,诗中已先代我哭了;我笑,诗中已先代我笑了。”⑩

   叙事能够把我们已经经历、即将经历与可能经历的生活变成一个伦理事件。在这个事件中,生命的感觉得以舒展,生存的疑难得以追问,个人的命运得以被审视。我们分享这种叙事,看起来是在为叙事中的“这一个”个人而感动,其实是通过语言分享了一种伦理力量。那一刻,阅读者的命运被叙事所决定,也被一种伦理所关怀。所以,真正的叙事,必然出示它对生命、生存的态度;而生命问题、生存问题,其实也是伦理问题。

   三

   叙事伦理的根本,关涉一个作家的世界观。作家有怎样的世界观,他的作品就会有怎样的叙事追求和精神视野——这点,至少在以下两方面可以得到证实。

首先,叙事伦理也是一种生存伦理,它关注个人深渊般的命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gouwan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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