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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小说是生命的学问

更新时间:2014-10-26 22:02:57
作者: 谢有顺  

  

(本文是作者的课堂讲课实录,为《小说之道》的后半部分,根据录音整理、修改而成。)

  

   说小说是生命的学问,表明它对生命有一套自己的勘探和论证路径,但它也遵循学问的一般法则。

   什么是学问?清代有一个著名学者,叫戴震,他在乾隆年代,把学问分为义理、考证、辞章三门。同时期的文学家姚鼐也持这一观点。在当时,这是对宋学的纠偏,宋学重义理,清代学者所讲的汉学则倾向于考据,而戴、姚二位,则强调义理、考证、辞章三方面的统一,这就好比大学的文、史、哲三个专业,应有内在的联系。但戴震认为,学问有本末,文章之道当有更高的一面,他把这称之为“大本”,不触及“大本”,学问就仍属“艺”之一端,而未闻“道”。“夫以艺为末,以道为本,诸君子不愿据其末,毕力以求据为本,本既得矣,然后曰‘是道也,非艺也’……求其本,更有所谓大本。”①也有同时代人评价戴震此论,“通篇义理,可以无作”,不仅章学诚,甚至连钱大昕、朱筠等人,都认为戴震作《原善》诸篇,“群惜其有用精神耗于无用之地”,意思就是反对戴震过分强调义理这种空虚无用之说。

   但我觉得,学问若失了义理,不讲大道,也可能会把学问引向干枯和死寂。王阳明形容这种无根本的学问,“如无根之树,移栽水边,虽暂时鲜好,终久要憔悴。”②很多人都感叹过,现在的研究制度,培养了一大批的硕士、博士,论文之多,前所未有,但真正有学问、有见地的,又有几何?都在讲规范,讲选题,惟独不讲学术的义理、心得,都在讲专门之学,而不讲生命之学,学问的现状,终究是晦暗、残缺的。以前的理学家把学问分为“德性之知”和“闻见之知”,虽然不能说“闻见之知”就不重要——王船山就认为,“人于所未见未闻者不能生其心”,但“德性之知”肯定更为重要。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尊德性”本是首要的议题,不强调“德性之知”,就无从接续和应用中国自身的学术资源。因此,我认同戴震所说的“德性资于学问”,这是一条重要的学术路径,至少,它更切近我对学问的理解。

   借用义理、考证、辞章这三分法,或能更清晰地理解小说的写作之道。后来的曾国藩,又在这三者以外,加了另外一门,叫经济。所谓经济,是指学问要成为实学,要有经国济世之用,不能光是空谈。《红楼梦》里,史湘云曾嘲讽贾宝玉是懂“经济”的人,亦取此意。小说作为一门学问,面对的研究本体是生命本身,它是对生命的解析,也是对生命的考证。既然是学问,自然就有义理、考证、辞章这三方面的讲究。

   首先是义理。小说的义理,我想就是人生之道。它不仅是写人生的事实,也讲人生的道义。文学所写的生死,该是道义之生、道义之死。没有经过省察的人生不值得过,没有道义成分的人生,我想也不值得小说家去写。一个人出车祸死了,可以写成新闻,却并不适合写小说——这种死亡的背后,可供挖掘的道义成因太少;但一个人车祸死了,他的妻子因伤心也随之自杀,这就可以写成小说了。

   情义即道义。因此,小说所呈现的,永远不是单纯的社会事件,它的背后,应该有价值的错位,有道义的冲突。自然之死是没什么可写的,一个老人老死于家中,一个人在江边散步失足落水而死,这就是自然之死,很平淡。道义之死就不同了。譬如林黛玉的死,是“泪尽而亡”,她为追求一种心心相印的感情流泪至死,这种死是有重量的,这个重量即为道义。《红楼梦》有一次写宝玉来见黛玉,黛玉说,最近好像眼泪少了。这是一句奇怪的话。眼泪少了,表明黛玉已经伤心到了极处,走到绝境了。泪尽而亡,是殉情,是肉体之死,更是精神之死。确实,真正的悲伤,不一定是泪如泉涌,也可能是欲哭无泪。《水浒传》写潘金莲毒死武大郎后,在那里哭,“看官听说:原来但凡世上妇人,哭有三样:有泪有声谓之哭,有泪无声谓之泣,无泪有声谓之号。当下那妇人干号了半夜。”这是潘金莲的哭,假伤心。《史记·项羽本纪》写“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这是项羽的哭,他是英雄,不可能嚎啕大哭,那样太失尊严,他只能泣泪无声。无声的,有时更为有力。贾平凹在一篇文章里写,“听灵堂上的哭声就可辨清谁是媳妇谁是女儿”,这种观察,包含着中国社会一种很深切的人情:媳妇常常是必须哭出声的,不哭就不足以证明她的伤心;女儿却未必要哭出声来,她可以抽泣,可以默默流泪,甚至可以没有眼泪,但没有人会怀疑女儿失去母亲之后的伤痛。确实,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哭法。《射雕英雄传》中,金庸写郭靖在桃花岛看到自己五个师傅死于非命时,极度悲痛,但他哭不出来;《笑傲江湖》写令狐冲看到小师妹岳灵珊死了,也是“想要放声大哭,却又哭不出来”,这样处理,符合郭靖、令狐冲两人的性格,符合他们对师傅和师妹的感情,哭不出来的伤痛,其实更深。《射雕英雄传》写黄药师在船上听说自己的女儿已命丧大海时,他也哭,只是他在哭之前,是先“哈哈大笑”,“仰天狂笑”,然后才“放声大哭”,“哭了一阵,又举起玉箫击打船舷,唱了起来”,他唱的是曹子建的诗:“天长地久,人生几时?先后无觉,从尔有期。”③黄药师有晋人遗风,纵情率性,歌哭无常,他伤心之时,又笑又哭又唱,这完全符合他的生命风貌。

   可见,作家不仅是写哭,更要写哭的义理。只是,小说的义理,往往不是由作家直接说出来的,而是通过一个形象的塑造、一种生活的描绘来呈现。义理藏得越深,小说就可能越成功。

   钱穆先生说:“世俗即道义,道义即世俗,这是中国文化的最特殊处。”④确实,中国文化的传承,常常是通过圣人故事、世俗生活来完成的。圣人内在的德性,世俗中的人情与义气,就这样一代一代地通过生活传了下去。鲁迅说《红楼梦》是清代人情小说的顶峰,是指《红楼梦》写了人情之美,这个人情在哪里?它就在世俗生活中。人情之美,也即日常生活之美。日常生活所蕴含的人情、义气、忠诚、牺牲,这些都是中国人特别看重的人生道义。

   人生之道往往藏在世俗之中。何以中国的文明一直没有中断?何以蒙古人、满族人统治了中国,汉文明也还一直存续?就因为统治者可以改变朝代、制度,但一直无法改变中国人的生活。你可以统治我们,但你不能让我像你一样生活,我日常的饮食、起居、礼节、人情来往,依然遵循着以前的传统。这就是生活的力量,它有时比一切可见的事物都要强大。我在意大利看过古罗马的斗兽场,确实太令人震撼了,我在俄罗斯也看过他们的冬宫和夏宫——比起它的恢弘和华丽来,中国的故宫就像是一个土堆;就物质遗迹而言,中国远没有一些国家流传下来的丰富,但中国文化依然如此灿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文化主要是通过生活来保存和流传的。儒、道、释的典籍,很多中国人都没有读过,但这不影响有些中国人生来就是儒家,或者道家,他的血液里流着中国文化的因子。物质的遗迹,可以摧毁,但只要典籍还在,只要圣人的故事还在流传,只要他们的诗文还在被我们阅读,文化就一代代传下来了。

   文明与道义,一方面是保存在传统的典籍里,另一方面也保存在世俗和日常生活里。小说所写的,更多的就是日常生活所传承下来的生命义理。

   都说中国是一个人情国家,很多人把这个人情视为贬义,凡事都学西方,相信法律和契约,这似乎也没什么不好。但中国人无论怎么学,都放不下中国式的家庭、血缘和人情上的纠结,在人情与法律的冲突之间,他往往会站在人情这一边,这也是独特的国情。小说主要写的,就是人情,而不是法律。人情亦有人情之美。每个人若都活得铁面无私,一切都以法律和契约为准绳,不可协商,也不妥协,这个社会就终究会让人觉得少了点什么。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里讲的就是生活的义理:父亲不告发儿子,儿子不举报父亲,真理就在其中了。很多人认为这是糟粕,但韩国的法律,现在都还遵循这一道义原则,只是中国人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洗礼之后,更愿意相信大义灭亲才是真理。但最近很多法学家都开始讨论并赞成在案件举证的过程中,亲人应该回避。让一个人站出来指证自己的亲人有罪,看起来是大义凛然,其实是对人情、伦常的一种践踏。“文革”的时候,父亲揭发儿子,妻子揭发丈夫,甚至连昨晚说的梦话,也会被亲人作为罪证告发,这样的社会不仅没有实现公正,反而成了人间地狱。如果没有人情,没有对世俗伦理的尊重,只剩下法律,所谓的公平和正义,只会是一个幻象。

   文化必须在生活中落实,它才有生命力。生活是孕育文化、存续文化的堡垒。中国的圣贤,以人生为根底来讲文化,中国的文学,也是以人生为根底的文学,它不玄虚,而且多是日用的、伦常的,和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只要生活在继续,这种文化就在继续。我在昆明曾经和几个丹麦人吃饭、聊天,他们问我,中国现在满街都是麦当劳、肯德基,小孩最爱喝的饮料也是可口可乐,到处是洋品牌,哪里还能看到什么中国文化?在他们看来,这个国家的文化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几乎濒于灭绝了,我就以手中的筷子为例,告诉他们,即便西方文化再影响中国一千年,可能都改变不了中国人用筷子的习惯,更改变不了中国文字。筷子、方块字,都只是一个符号,但它一旦成为一种文化积存在日常生活之中,它就有一种难以摧毁的力量。孩子小的时候喜欢吃麦当劳、肯德基,长大就喜欢吃中餐了;小的时候喜欢喝可乐,长大就开始喝茶了。这种口味的变迁,也有文化的力量在里面。

   生活是文化的外现,它的内部藏着义理,而小说所写的,就是一种世俗的道义。只是,小说的义理,未必是方正的、正统的,它经常以独特、偏僻的角度切入生活,以呈现出生活的复杂与丰富,就像米兰·昆德拉所探讨的,小说的道德和世俗道德并不是重合的。因此,现代小说经常写精神病患者、疯子、傻瓜、绝望儿,它们都是世俗生活中的失败者,但在文学写作上,却具有某种精神标识的意义,能扩大我们对生活和自我的理解。《红楼梦》的价值观中,鄙弃富贵功名,向往生命的自在、情感的自由,像贾宝玉,他只是喜欢过一种和几个青春女子厮守一起的生活,他并不投合家族或时代的喜好去追求功名,不愿成为他们希望成为的那种人,这种反叛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因此,《红楼梦》是用一种生活来解构另一种生活,用一种义理来反抗另一种义理。《变形记》里人成了甲虫,他是被社会这个巨大的胃囊咀嚼之后所吐出来的存在,这种存在,对于卡夫卡的时代而言,是弱的哲学,是精神的异见,也是生命义理的一次崭新发现,它对人与世界的关系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诠释。

   作家往往是这种新价值的发现者和辩护者,他不站在正统价值这一边,而是竭力寻找生命的裂缝,并由此敞开生活的可能性。金庸在《神雕侠侣》第十四回中,写礼法最严苛的宋代,杨过要娶自己的师傅小龙女,这对郭靖这种正派人士而言,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他宁愿自己死了,也不愿看见杨过做了错事却不悔改。可杨过说:“我做了什么事碍着你们了?我又害了谁啦?姑姑教过我武功,可是我偏偏要她做我的妻子。你们斩我一千刀、一万刀,我还是要她做我的妻子。”郭靖盛怒之下,就想一掌把杨过打死,但杨过的抗辩是:“我没错!我没做坏事!我没害人!”这三句话说得斩钉截铁,铿然有声。“厅上群雄听了,心中都是一凛,觉得他的话实在也有几分道理,若是他师徒俩一句话也不说,在什么世外桃源,或是穷乡荒岛之中结成夫妇,始终不为人知,确是与人无损。”⑤郭靖终究不忍,让杨过、小龙女自行去了。这个场面,有力地嘲讽了那个年代的“礼教大防”,甚至有人说,武侠小说中含有男女平等的思想,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此,小说无须遵循那个时代的旧道德来塑造人物,而更多是通过对一种道德的反叛来张扬生命的自由和爱情的意义,这是极富现代感的叙事。武侠小说尽管是旧的小说样式,但在金庸笔下,也被赋予了新的形式。譬如《笑傲江湖》有意模糊故事的年代,就是为了批判小说所写的荒谬的个人崇拜、偶像崇拜,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可能发生。有人把这部小说解读为是批判“文革”,也可以这么理解,但金庸要写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chenp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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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小说评论》,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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