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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会修: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墙报与中共早期宣传工作

更新时间:2020-12-21 08:28:56
作者: 孙会修  

   摘    要: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墙报是校党支部局机关报,它由墙报委员会管理,在制度设计、日常管理等方面均按联共党报“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要求进行。墙报是中大政治生活的重要载体,党支部局对墙委和墙文均有细致的管理,它也因此成为解释党的政策和决议最得力的工具。在中共早期,尤其是苏区时期,中大归国干部积极将中大宣传工作经验应用于全党并予以改造,推动全党改变重组织、轻宣传的思想观念;推进普及墙报,努力改进党报工作,使中共的宣传工作呈现新的面貌。

   关键词:墙报; 莫斯科中山大学; 党报; 中共;

  

   1928年5月,莫斯科中山大学1(下称“中大”)党支部局干部汪盛荻指出:中大墙报是“党之后身”,应加强墙报工作。2所谓“后身”实为“脊梁”之意。墙报之所以被称为党之“脊梁”,因其具有连接党组织和党员、确立中大党组织骨架的重要作用。汪之提法有浓厚列宁主义政党宣传经验背景,建立在“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这一列宁关于党报之经典论述上。3墙报经留苏学生传入中国后又名壁报,它不同于黑板报,是办报者将宣传内容写于纸上,后黏贴至交通要道墙壁上的一种极其灵活的宣传工具,时效性高于普通报刊,群众性和动员性亦强,对近现代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大一直努力强化墙报工作,它因此成为学校的舆论宣传中心。学生普遍认同其价值,认为墙报“是党的机关报,是党的宣传机关,是在群众中间解释党的政策和决议最主要的最得力的机关”。4可以说,中大墙报既是考察中大党报实施情况和宣传工作的范本,也是探究苏俄宣传模式对中共影响的重要窗口。目前有关中大的研究并未涉及墙报问题。5因此,本文以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俄语简写:РГАСПИ)相关档案为中心,就上述问题展开讨论,以推动相关研究。

  

   一、墙报和墙报委员会

   共产主义革命者追求社会变革,街头墙报是他们进行宣传动员的有力工具。早在1795年10月,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巴贝夫即利用墙报宣传和动员。6革命者广泛使用墙报并使之产生重要影响,还是始于十月革命结束不久的苏俄。1920年,红军军营中最早出现墙报,它以退伍兵为媒,迅速在全国的工厂、城市社区和政府机关中蔓延。两年后,墙报在农村也已较普遍。7据称,苏俄墙报在1921至1925年间“日益蓬勃发展”。81925年10月,苏俄农民新闻报由帝俄时期的4种扩展至146种,达到160余万份,这都归功于墙报的普及。9社会上也随之产生俄语单词стена(墙)和газета(报纸)的合成词стенгазета(墙报)。10

   墙报在苏联快速发展与其严格按照联共党报制度运行有关。该制度确立于1919年3月召开的俄共八大,大会文件《关于党和苏维埃报刊》认定党报“是宣传、鼓动、组织的有力武器,是影响最广大群众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主要表现在:第一,党报体现党的意志,党委会要“给予编辑部以一般政策的指示,并监督其执行”,党要“任命那些最负责的,最有经验的党的工作人员作党和苏维埃报纸的编辑”;第二,党报内容须“特别注意党的建设问题,它应经常使党通晓全党的生活,应经常领导地方报刊等”;第三,党报的核心功能是组织传播而非大众传播,中央和地方党组织或党报应组织和动员读者学习党报,尽力把每个社会成员都纳入到党的影响中。11 苏联建有覆盖全国的墙报信息网,构成党报系统的重要部分:各地党报在村落、工厂、矿山、大商店、车站、俱乐部的墙报机构设置通讯部;众多墙报编辑也成为各级党报的地方通讯员,提供本单元的新闻。如《真理报》有“约一万”地方通讯员,其中相当部分是墙报编辑,故联共中央极为重视对墙报通讯员的培训,仅1927年就举办了大量讲习会。12正因官方推动,墙报在苏联长盛不衰。1941年,中国研究者苏醒之称当时仅莫斯科一地的墙报即有25000余份(其中500份是日报),他因而将苏联报纸分为“中央、地方及墙报三种”。13

   受此影响,中共派遣的留学生在莫斯科比较早地接受并创办了中文墙报。1921年8月,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下称“东大”)开始招收中国学生,中共旅莫支部于年底依托东大中国班建立。中国班设中文墙报,由旅莫支部管理。1924年秋季学期,中国班学生积极推动墙报工作,李季在10月份“为墙报作文一小篇,替墙报改正文稿五六篇”。14这显示旅莫支部此时已建立起规范的墙报投稿和编辑制度。墙报内容也极为丰富,记录同志们自我批评成绩是重要内容之一。151925年10月,莫斯科中山大学建校,旅莫支部负责管理中大的共产党学生。中大随即开办墙报。蒋经国称其在1925年12月初就已是中大墙报“红墙”的编辑员。16

   1926年夏,旅莫支部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解散,改由联共中大党支部局负责管理中大学生。作为联共基层组织,党支部局下设宣传部、组织部、公社委员会等机构,它更加重视墙报工作,先让文化委员会负责墙报,旋又成立墙报委员会(学生习称“墙委”),归宣传部管理,由一名副部长直接指导其工作。杨尚昆在1929年秋任宣传部副部长时即负责指导墙报17,直至中大被取缔。

   中大教学楼位于莫斯科沃尔红卡街16号(ул.Волхонка,16),共有3层,中俄文墙报分立在一楼大厅的影壁两边。墙报在必经之路张贴,可使每位学生每天都能不限次数地阅读,宣传优势得以最大化。同时,中大的墙报不止一个,俄同志副支部有单独的俄文墙报,少共(青年团)支部局也于1929年开办了墙报18,两者均有墙委,而中大学生广泛认可的仍是党支部局中文墙报。

   中大墙报严格按照联共党报制度运行,墙委行使组织宣传和组织动员职能,“墙报委员会在党部宣传部指导之下,按照党的路线,批评同志们的日常生活一切的倾向、不正确的理论;充分发扬同志们的对党的和政治的认识,以辅助党对群众的教育,并巩固群众对党的信仰”。19墙报委员会组织规范、严密。墙委任期3—4个月不等,主席多由群众大会或墙委会选举产生,是当然的宣传部委员,已知卜世奇(畸)、胡铁波、张崇文、沈泽民等人担任过这一职务,他们大多是校内或中共党内的知名干部。若主席外出,则由代理主席负责相关工作。1928年左右,因卜世奇生病,吴伯勋曾代理墙委主席半月20,其后他又在1929年暑假再任代职。21有时因变动频繁,一届会有多人担任主席。

   每届墙委人数不定,主要由墙委委员和通讯员组成。墙委委员由全体墙委成员选举产生,一般维持在10人以上,他们同样由资历较老或理论较扎实的学生担任。墙报编辑委员会以墙报委员为班底组建,成员在墙报工作室轮流值日,收取和编辑稿件。编委会下设编辑、撰述两部,每部设主任一名,另设通讯、艺术、装饰、缮写四组。⑥19小组根据各人特长组建,孟庆树写字娟秀工整,刚进校就被推选为缮写组的“墙报抄写员”。22另外,为保证文稿质量,编委会设主笔制。

   墙委覆盖全校的组织系统,为组织宣传和动员提供制度基础。宣传部规定每班须设一名墙报通讯员,负责向墙委投递关于本班动态的稿件。如原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瞿秋白之妻杨之华到中大后就担任特别班的通讯员。中大学制两年(1929年改为三年),每年级通常有10个班,另有1个理论班和2—3个预科班,这样各班通讯员总数就已超过20人。另外,各俱乐部、公社委员会、研究组同样设有通讯员。中大同时鼓励学生身兼多职以利训练,一人任多个墙委职位的情况较多,担任多届墙委委员的谢建民同时是翻译班的通讯员。23故墙委规模维持在30—40人左右,约占全校总学生数的十分之一,是中大人数最多的部门之一。通讯员是墙报发挥效能的关键,宣传部要求通讯组每月开一次会,并派人旁听。同时,为加强墙委与校内各机关的联系,宣传部规定“各部、公社、学校管委的会议,墙报须派代表参加”,且“与其他各共产大学要有联系”。24

   支部局以“考察读者数作统计”为主要指标考核墙委,后者亦想方设法使学生参与墙报工作。25墙委曾发通知要各班、航空化学会、红色救济会投稿,并“督促副支部同志投稿”24,甚至用“悬赏的办法”来动员。26对学校各组成单元而言,在墙报上发表文章能宣传本部门工作,故均十分重视投稿工作。有班级即规定:“能写文章的同志须在墙报上写文章。”271929年秋,某新生班要求本班“每个同志应该注意墙报上的文章”,并与各种不良倾向斗争,“作成短论评论”。该班学生多是工人出身,文字水平低,班级党小组并未放弃,规定可将稿件交“中文教员修改”,然后再投至墙报。28妇女部最重视投稿,为墙报妇女栏专门成立了“投稿委员会”。29一般而言,积极参与党务、校务工作和积极学习者才会写出好稿件,否则会空洞无物,故写稿颇能体现学习效果。

   从版面和栏目设置上看,中大墙报分为三类:正刊、副刊和特刊,前者与后两者的刊期各占一半。正刊类似于综合性报纸,内容包括党的生活、少共生活、政治、教育、妇女、学生、问题讨论、俱乐部、文艺、书画等10个栏目30,涵盖学校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个栏目分别由一至两名墙委委员负责。当某一重大事件发生后,墙报会设临时专栏,予以详细报道和深入分析。1927年上海“四一二”政变爆发后,中大红色救济会就在墙报开辟了由宣传员肖东华负责的“白色恐怖栏”,在全校征求稿件。31此外,公社委员会等设有意见箱的机构,也偶尔选择回复一些意见在“意见栏”登出。在1928年以前,正刊刊期并不固定,有时每周一期,有时三四天一期。之后宣传部规定墙报两周一期,遇有副刊和特刊时刊期顺延。正刊的工作流程较为系统化:先由墙委广泛宣传,通讯员在本单元内积极约稿,“每次出版前四日为截稿日期”;其后学生和通讯员投稿;最后墙委将收到的稿件提出讨论,以定取舍。如墙委委员自撰文章,则由主席交墙委讨论。

   ⑤30

   副刊单独成刊,不定期出版,“有文章即多登”32,内容不受正刊版面限制,以党的生活、中国问题为主。为使学生知晓苏联最新理论动态,副刊经常译介《真理报》或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者的文章。与正刊相比,副刊的主要特点是文章篇幅长,墙委曾规定:正刊“以一千字为限”,全版不超过一万五千字;副刊则不限制文字,“但须简单明了、具体化”。33遇特别长的理论文章,副刊还可以连载,以保证党内重大理论问题能在墙报上得以全面呈现。

   特刊分为三种:第一,重大活动或纪念日特刊。如1928年五月的“五卅特刊”、1929年11月的“十月革命十二周年纪念特刊”等。第二,中大重要会议特刊,主要有每学年结束后的十天大会特刊、1928年7月的中共六大特刊等。第三,针对某一重要问题的特刊。如“争论特刊”、批评教务处及经济部工作的特刊、改造学校特刊等。有时,特刊还会全文刊登或重点节录重要讲话,1930年3月墙报即全文刊登了校长魏格尔关于在校内肃清托洛茨基反对派工作的讲话。34特刊专题化、理论化程度强,能全面呈现某阶段内的校内外重大问题,最受学生关注。

  

   二、支部局的机关报

党领导是党报制度的核心,中大党支部局积极践行,掌握墙委人事任命权即为突出表现。中大实行民主集中制管理,除苏联籍党员外,凡中国学生担任的职务原则上要经过选举程序,墙报主席则是选举制与任命制相结合。这样能使支部局对墙报的管理更为直接、灵活,但如何让两种方式平衡并非易事。1929年9月底,两位工人出身的支部局委员批评支部局和宣传部在干部使用中过于偏重任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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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史学. 2020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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