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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思宇:中共早期对义和团的历史叙述与革命宣传

更新时间:2020-04-29 12:13:41
作者: 马思宇  

  

摘    要:

   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成功探索出一套关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系统历史叙述,即历次革命运动依序深入,层层推进,继往开来,趋向革命。革命运动历史序列的生成,恰与中共对义和团的叙述和宣传取同一进程。中共以义和团为反帝革命运动之先声,弘扬其反帝爱国的开创意义,以励来者;总结其无知识、无组织、无领导之弊,以警世人。义和团的历史叙述寓于中共发起的九七运动之中。历史叙述与革命运动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互动机制,正是理解中共革命史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中共; 义和团; 历史叙述; 革命宣传; 九七运动;

  

   运动”一词在近代中国的语境中已具有相当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外延,但作为中国革命史上民族解放运动的开端,义和团运动在组织机制、运作方式、行动理念等方面,与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一二九运动等群众运动存在较大差异。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的20余年中,部分民众并未将其视作一场群众运动。相较于以后的中国革命史叙述中,义和团运动成为近代史上的“三次高潮”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前后差距不啻天渊。那么,义和团是如何进入革命史的视野?它的负面形象又是如何发生转变?中国共产党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背后又体现了怎样的革命和历史互动机制?这对于理解革命史观有何助益?既有研究关注到中共早期对义和团的历史叙述,然而尚未注意到历史事件与革命序列、历史叙述与九七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1。本文试从义和团的历史叙述、革命运动历史序列的生成以及中共宣传运动的组织等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对以上问题作一探讨。

  

   一、革命运动的历史序列

   历史与革命相辅相成、密不可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中国革命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美国历史学家德里克认为,1925年到1927年的国民革命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在中国兴起的钥匙2。中共革命与以往中国历次革命的一个显著不同,就在于中共革命的进程始终伴随着一整套系统性、多学科、实践指向性的历史叙述。

   这种历史叙述起源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经过列宁的改造,更为具体化和实践化,进而成为革命活动的依据。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具体的历史经验相结合3。他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提出,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在宣传时,应首先准确估计当地的具体历史情况,以判断革命局势4。

   历史叙述与革命纲领之间高度契合,同步变动,这是中共向苏俄学习的重要经验。中共在成立之初,就认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资产阶级国家,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1922年远东劳动人民大会召开以后,中共逐步接受共产国际关于中国所处历史时期的判断5,转而提出“两步走”,即先帮助资产阶级完成民主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6。从中共二大起,中共决议案的文风开始向共产国际靠近,并逐渐定型,开篇多以国际和国内局势的历史与现实分析入手,然后推演归纳,最终得出结论,指出当前任务。

   中共结合苏俄革命理论以及自身经验,逐渐摸索出一套革命运动的历史序列理论。这套理论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这套理论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历史整合到一套前后相继的叙事脉络之中。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提出了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的演进序列。列宁直接借用恩格斯的提法,将论述范围从西欧扩大至全世界。这种串联排序的意识,虽非革命者所独有,却被其引入历史叙事的理论,打上了鲜明的革命烙印。早期中共党员的历史认识受此影响颇深,且有所发挥。列宁等苏俄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以其相对有限的中国知识,将国民革命与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相关联,中共则将太平天国、义和团、戊戌变法也纳入讨论范畴。而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很少有人将以上事件等量齐观。中共如此溯源而上,确可以造成国民革命运动源来有自、历史悠久之感。

   其次,这套理论反映出后胜于前、今胜于昔的进化论思想。唯物史观进入中国之后大受欢迎,这与中国知识界弥漫的进化论氛围不无关联。德里克指出,当时中国革命者多将马克思主义与进化论作直接对应7。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疾呼民生主义、劳工主义是进化之路,是可迎不可拒之潮流8。陈独秀则认为革命就是社会组织进化过程的顿变,是推动进化之“最有力的方法”9。国民运动遂被塑造为世界进化的必由之路10,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性和正当性。

   在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心目中,运动的发展必然是不断升级、不断深化、后胜于前。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没有找到正确的理论引导,如人困于雾中、船迷于大洋,必入共产主义之门,方得正道11。正如时任青年团中央青年部主任的林育南所言,革命运动愈往后发展,革命意义愈明了,革命方法愈正确;运动范围愈扩大,革命目标愈明显12。在革命者的叙述中,革命运动如浪潮般层层递进,前后相继,直至革命的终点———共产主义。

   最后,在这套理论中,历史阶段的划分至关重要。列宁称从马克思的理论中学到了这一方法。他总结马克思社会分析的特点,即能区分从过去到将来的各个过渡阶段,并加入阶级分析的方法,以测定历史发展的大势13。但同时,不断辨析革命发展的所处阶段,也为革命行动提供了灵活性。列宁本人就常常以革命阶段出现变动为由,调整革命战略。例如,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列宁指出,革命形势已发生变化,当前阶段的核心是苏维埃与反苏维埃国家的斗争,因此提出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应帮助资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共同打倒帝国主义14。陈独秀也意识到划分历史阶段的重要性。他指出,革命者不但要知晓本国历史发展至何阶段,也要了解世界历史发展至何阶段,这样方能将革命的策略及行动落到实处15。1923年,陈独秀已接受并自觉运用国民革命的主张,将近代以来的国民革命运动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戊戌前后的变法自强运动,第二阶段是辛亥革命运动,第三阶段是“五四”以来的学生及工人运动。他的落脚点在于参与运动的阶级日渐扩大。(8)

   早期中共和青年团的成员对于革命运动的历史序列认识不尽相同,但逐渐趋于统一。1923年,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以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先导16,已与陈独秀的观点大致相同。恽代英在谈及义和团时,肯定其“爱国真心”17,却未阐释与国民运动的关联。恽代英本人也认为义和团粗暴排外18。可见,革命运动序列的生成,早于中共义和团历史叙事的形成。此时,义和团尚不在此运动序列之中。

   1925年,林育南继续扩展民族革命运动的范围,将太平天国视为第一次运动,之后依次为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二七”和“五卅”19,如此则对外反帝的意味减弱,而大规模民众参与的意味增强。林育南的意见并非孤起,在中共中央军事部任职的颜昌颐也以太平天国运动为民族革命运动之发端20。瞿秋白认为,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和义和团不算“运动”,只算中国对外国侵略有所反应而已,与其他革命运动相提并论未免牵强21,真正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发端应是五四运动22。但党内的主流观点是将太平天国与义和团囊括在内。义和团革命叙事的形成过程,也处在历史序列生成的过程之中。

  

   二、五卅运动与中共对义和团的历史叙述

   突出强调义和团的正面意义,是国民革命时期中共革命历史叙述的一大特色。在国民革命以前,有关义和团的负面评价多于正面,既与“运动”无关,也距“革命”甚远。瞿秋白观察到,在1925年以前,民众普遍以义和团为“野蛮的排外主义”23。著名的左翼文学家阿英搜集整理20世纪初年关于义和团的文学作品后,也观察到社会对义和团的负面评价占比更大(2)。

   五四运动以来,社会整体性地反思中国文化保守落后之弊,义和团的负面形象更因此被放大和凸显。李大钊、陈独秀等五四运动时期的健将也持此认识。李大钊认为,义和团是中国社会愚昧落后的结果24。陈独秀则以克林德碑为国耻象征,斥义和团为“拳匪”,其意不在批判义和团本身,而在孕育义和团的“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土壤。与之相对,陈独秀鼓吹的仍是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内核,即一条“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25

   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选择走上师法苏俄、投身革命的道路后,开始调整其历史叙述。最为明显的标志是陈独秀于1924年9月痛斥以往对义和团认识之非:一者,义和团诚然“顽旧”“迷信”“野蛮”,但民族反抗精神不容否认;二者,义和团不是少数人的行为,而是全民族革命的开端26。此时义和团运动仍被称作“事件”,但地位已有提升,得以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相提并论。

   有研究者指出,移交使馆事件和废约运动是陈独秀等共产党人转变态度的关键节点27。但他们忽视了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的因素。苏俄政府的官方态度在1920年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中已有所显现。宣言明确称义和团为起义,并表示拒绝接受中国因义和团所付的赔款28。列宁本人也持此观点,他在义和团事件发生当年,就旗帜鲜明地指出义和团是“中国的起义者”29。早年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的张太雷受此启发,指出国际舆论造势使国人以为义和团是野蛮的排外,但列宁反其道而行,同情和支持义和团的反帝活动。正因如此,列宁才称得上“民族解放的记号”,而苏俄才称得上殖民地之“良友”。30动员群众亲近苏俄、支持反帝国主义运动,是中共重新讨论义和团的重要动因。

   中共自1924年起,开始有计划、系统性地重构有关义和团的历史叙事。1924年夏,彭述之从苏俄回国,以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精神指导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的工作。在他主持下,《向导》以“九七特刊”的形式,发表一系列纪念义和团的文章,掀起了一波关于义和团的大讨论。

   在“九七特刊”中,彭述之直截了当地提出“义和团运动”的名称。他著文的目的就是要“重新估定”义和团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上的“真价值”,唤醒民众反抗帝国主义。因此,彭文重点描述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对义和团的具体时空背景反不看重。彭述之强调,义和团因其选择了正确的反抗对象,具有主观的正当性和革命性。相较于陈独秀的有所保留,彭述之对义和团的褒扬可谓尽致。他认为义和团是“伟大的民族运动”,以往“拳匪”“恶徒”之名,全是“士大夫”的污蔑。在中国近百年来的民族运动史上,义和团的价值绝不亚于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31在蔡和森看来,义和团已完全是正面形象,是“中国国民革命精神头一次充分的表现”。蔡和森甚至认为义和团比辛亥革命的意义还要重大,因为义和团在反帝国主义的问题上,比辛亥革命更为彻底坚决。蔡和森还以此提醒国民党右派放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学习义和团“排斥外国帝国主义的真精神”。(2)

   中共试图重塑义和团的历史形象,强调这是反抗外来侵略的正义举动。在广东主持宣传工作的中共党员任卓宣称义和团为“近代革命史最光荣的一页”32。这一理论努力在中共四大《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中得到正式确认。该决议案指出,义和团运动是农民对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第一次大反抗”,起因是国际帝国主义以武力强迫中国销售外国工业品,造成大批农民破产(4)。

自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中共党员便致力于在国民党内宣传反帝理论和历史观念。中共认为,有必要帮助国民党“不断的有规划的”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为达目的,中共必须加入宣传部,“每次不要放过反帝国主义的宣传机会”。33中共党员沈定一则提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heyuan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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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CPC History Studies 2019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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