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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楠:从合作走向抗衡:北伐前宁波国家主义派与中共关系之演变

更新时间:2020-05-16 18:42:52
作者: 马楠  

   摘    要:

   1921年至1927年是中共从研究小团体向群众性政党跨越的重要时期, 而连接中共与群众的“党团”机制是其中关键。中共和青年团既可派人秘密渗透到各群众团体, 不引人注意, 潜移默化地扩大党的影响, 以有形化无形;“党团”通过组织、宣传、外联等途径渗透、整合、掌控群众团体, 掀起群众运动的洪波, 化无形为有形。同时, “党团”活动受主客观的因素的影响, 出现行动个人化, 组织上层化, 宣传激进化, 随时局好坏而起伏不定等问题。“党团”机制在不断矫正纠偏的过程中得以发展、完善, 成为中共政党体系之中有力且独特的组织机制。

   关键词:中共; 党团; 群众运动;

  

   中共早期是一个没有武力、没有地盘、纯粹以组织宣传和动员群众为中心的革命党。在1921年至1927这短短的六年时间里, 中共成长为一个拥有约5.8万党员、3.7万团员的组织, 还有在其领导下的290余万工会会员、900余万农会会员和15万童子团, 其组织触角与影响力辐射到全国相当广泛的阶层民众1。这种崛起的速度与运动群众的能力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首屈一指的 (除苏俄之外) , 一度受到共产国际的高度肯定。正是在这一时期, 中共初步奠定了其组织宣传与群众运动的基本模式与路径, 积累了丰富的策略、经验与技巧。然而, 早期的中共究竟通过何种机制渗透乃至控制各种群众组织, 并对其加以改造?当时尚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共, 如何影响人数百倍于己的社会群体, 将自己的主义与策略转化为有形的社会力量?这一时期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而合作的形式很独特:一方面, 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形成一种“党内合作”关系;另一方面, 中共又在国民党之外独立存在, 因而又具有“党外合作”的性质。从党员的角度而言, 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不仅具有双重党籍, 而且必须同时接受两党的指令。当两党利益诉求发生冲突时, 这些跨党党员如何自处?中共又是通过何种组织机制来指挥和控制这些跨党党员按党的指示行事, 实现本党的政治目标的?本文所要考察的“党团”2, 是中共早期逐步摸索出来的一套系统完整、运作绵密的组织机制。正是这一“党团”机制在中共早期发动群众运动以及处理与其他党派团体关系的过程中,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拟从宏观角度梳理中共早期“党团”机制的演变, 并以五卅运动前后各地“党团”活动为切入点, 具体分析中共“党团”机制与群众组织、群众运动的互动关系3。

  

   一、早期“党团”的发展脉络

  

   “党团”本是指中共在一切党外组织与群众组织中进行组织活动的秘密机关, 围绕它而衍生出一整套渗透、整合、领导群众组织乃至群众运动的组织机制和行动规则, 是为“党团”机制。该机制可追溯至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议会党团。议会党团由同一个政党或几个政党中政治倾向相同的议员所组成, 是政党在议会中进行活动的载体。列宁将这一制度移植到苏俄布尔什维克, 并将其活动范围扩大到苏维埃及一切社会团体, 借此扩大党的影响, 确保党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 成为列宁主义政党的一种独特机制。

   早在建党之初, 中共对“党团”的探索已有迹可循。中共一大首个纲领的英文稿规定, 各地在党员增加的情况下, 应根据职业的不同, 利用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组织进行党外活动4。这一规定可视为中共设立“党团”的先声。1922年, 中共二大专门通过《关于议会行动的决议案》, 仿照俄国布尔什维克议会党团的作法, 规定中共的议员须受各级党委的监督和指挥, 一切不得自主5。同时, 中共还在工会运动的决议案中, 明确规定在一切劳动团体如工会、行会、俱乐部、工人学校之中, 组织强有力的小团体6。所谓“小团体”正是“党团”组织。很快, 在1922年至1923年的京汉铁路大罢工中, 就有了中共“党团”的身影。据罗章龙回忆, 京汉铁路总工会内即建立了中共“党团”, 并成立了“党团”办事处, 罗章龙为书记, 王仲一、史文彬、许白昊、林育南等人为“党团”成员。另外, 中共在陇海铁路、正太铁路工会中亦设有“党团”。“党团”负责领导全局, 常在工人运动发生前, 讨论应对政策, 确定运动手段和步骤。7

   基层党员起初多对“党团”制度感到陌生, 不识“党团”为何物, 混淆“党团”与支部的差别。在中共的组织设计中, “党团”与支部有明确分工。一般而言, 支部重发展, “党团”偏行动;支部负责吸收党员, “党团”则不负此责任;支部还担负教育党员、督率党员的工作, “党团”则决定非党的团体组织中一切斗争的方针政策与策略, 指导非党团体中的党员一致行动, 贯彻党的政策。1925年8月31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告, 对“党团”的组织和任务加以明确8。1926年1月, 中共又在对工人运动的指示中进一步规范“党团”和支部:支部和“党团”均须对内统一思想, 对外宣传党的政策;支部为固定机关中的基础组织, “党团”为临时会议或联合机关中的机动组织;单一的工会或学校设支部, 不设“党团”, 有特别会议发生时, 由支部书记临时组织“党团”。但有时在工会或学生会中, 亦有“党团”。支部和“党团”有时亦可重合。工厂之支部, 同为工会之“党团”, 既受该工会最高“党团”命令, 也须听从党委的指导9。“党团”中的每个分子, 既要坚决执行党对“党团”的决议, 也须执行“党团”自己的决议10。如在工会中, 当负责人为非同志时, “应由相近的同志包围他”, 使他“无形中”执行“党团”决定之政策11。在投票表决时, “党团”成员要表达一致意见;在群众运动中, “党团”成员要展示一致力量。

   在中共组织系统中, “党团”不是独立单位, 也不能自成系统12, 如全国或地方的总工会最高“党团”, 只能宏观指导下级“党团”。为贯彻某种政策及避免各地冲突起见, “党团”须呈报中央及区党部或直接通知各地党部, 对该项政策加以说明13。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中的中共“党团”, 则由中共中央指挥, 向中央负责;国民党地方党部中的中共“党团”, 由中共区委或地委指挥, 向区委或地委负责。上级“党团”不能任意指挥下级“党团”, 须征求区委或地委的同意。而“党团”如需调用支部力量, 也须经支部上级地委许可。14下级“党团”受同级区委、地委和上级“党团”的双重领导。

   “党团”虽早有实践, 却很晚才出现在中共党章之中, 甚至晚于国民党。中共党章与国民党改组后的党章均取法苏俄, 然所借鉴之蓝本有所差异。1924年国民党一大制订的《中国国民党总章》, 系借鉴1919年12月俄共 (布) 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俄国共产党 (布尔什维克) 章程》15。而1927年修订的中共党章, 则更近似1922年俄共 (布)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修订的党章16。而两者关于“党团”的规定几乎一致, 均摆脱了早期议会党团的痕迹, 仅在“党团”书记的选任方式上有所不同17。1927年6月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 第一次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了“党团”的性质、作用以及“党团”的组织方法、隶属关系、活动规范和纪律惩处等 (10) 18。

   与共产党相似, 青年团19亦有类似“党团”的机关, 名为“团组”。该机关的产生和发展, 亦经历一探索过程。1922年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 并没有规定团员应如何在党外团体中活动, 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议决案》已指示青年团与其他团体有三种关系模式:一是团员加入其中, “造成中坚势力”;二是团员在运动中与之联络进行, 以达目的;三是“无顾惜的披露其罪恶”, 使青年不致受其迷蒙, 并以实力推翻之20。可见, 渗透、联络与破坏是青年团对其他党派团体的三种基本活动方式, 虽无“党团”之形, 实已得其神。

   1924年3月22日, 青年团中央第二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学生运动决议案》指出应当在各地学生会中“设立团的小组”。1925年1月26日至30日, 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大会修订的章程中, 首次出现关于组织“团组”的明确规定21。大会通过的《一般被压迫青年运动的决议案》还对“团组”在学生组织中的定位和活动作了详细规定, 如青年团“团组”应设立在学生会之中, 使学生会成为学生运动的“总机关”与“领袖”;在学生会会议未讨论各种问题之前, “团组”应先讨论;在学生运动发动前, “团组”应有一预估, “非有胜利希望时, 不必发起学潮”;而对于已经发生的学潮, “团组”应引导学生会参加22。1928年7月,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对“团组”的性质与活动方式作出明确规定:“团组”是青年团在其他组织中实行团的政策, 加强团的影响, 并监督团员工作的组织23。

   在大革命时期, 中共与青年团的关系, 大体上处于并驾齐驱的状态, 甚至出现“团先党后”的现象。初期青年团人数多于中共, 且团员多为知识青年, 文化程度大多高于党员, 因而承担更多实际工作24。共青团俨然有“第二党”倾向, 自认与中共比肩而立, 党为兄, 团为弟25。尤其在学生运动中, 共青团员数量较多, “团组”颇为活跃。在这个时期, 青年团不仅“包办”学生运动, 甚至代替党组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 “与C.P.没有一点分别”26。如在湖北各地, 一切国民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等工作都归青年团领导27。

   五卅运动后, 各地党与青年团组织均有相当发展, 但部分地区党的支部几乎没有党员, 甚至出现上层党领导团、下层团取代党的现象。党和团的势力难以截然分开。省港罢工中党员与团员混合组成“党团”。中共广东区委屡次想将二者分开, 却发现罢工“党团”依照罢工团体而设, 并无工人组织与青年工人组织之分, 如分开则指挥不便28。同理, 上海总工会和学生联合会内的“团组”也被取消, 并入“党团”29。可以说, 早期的中共和青年团合组“党团”已相当普遍 (11) 30。

  

   二、“党团”运作下的国共关系

  

   中共“党团”机制的活动对象和范围十分广泛, 既包括群众组织, 也包括其他政党。中国国民党在1924年仿照列宁主义政党体制进行了改组, 但改组并不彻底, 改组后仍以三民主义为“体”, 仅以俄共组织为“用”, 只学到半套表面功夫, 党的组织涣散如故。亦因为此, 跨党的中共党员和团员在国民党内拥有相当宽松的活动空间。如众所知,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式非常独特:一方面, 中共党员和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具有双重党籍, 形成一种“跨党合作”关系;另一方面, 中共作为一个政党在国民党之外仍然独立存在, 两党关系又是一种“党际合作”关系。从国民党的立场看, 既是“容共”, 又是“联共”:“容共”是“容纳共产分子”, “联共”是“联合共产党”。单独称“容共”, 或单独称“联共”均难以完整表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这种两重性。31在中共眼中, 国民党组织松散, 成员复杂, 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列宁主义革命政党。

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伊始, 中共即试图在国民党内建立“党团”, 通过“党团”影响乃至控制国民党。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期间, 中共首次在国民党内明确建立“党团”。在现有材料中, 中共最早的“党团”会议记录, 见于苏俄政治顾问鲍罗廷的札记。1924年1月18日, 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夕, 出席国民党大会的20名中共代表与鲍罗廷召开“党团”会议, 共同讨论在国民党一大上中共“党团”如何运作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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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CPC History Studies 2017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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