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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研究中的几个观念和方法问题 ——以福建事变的应对策略为中心

更新时间:2020-08-11 21:41:44
作者: 杨奎松 (进入专栏)  


  

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研究中的几个观念和方法问题

——以福建事变的应对策略为中心

  

杨奎松

  

   提要:借助俄国档案的陆续开放和翻译出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尤其是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相对于已经公开的俄国和中国档案文献史料而言,这方面的研究还明显存在诸多薄弱之处,距离学术研究,特别是学术性的历史研究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以福建事变期间“共产国际”策略和作用问题的研究为例,面对大量新开放的档案文献及说法各异的回忆史料,相关研究应在方法上与观念上,具体而言,应在档案解读和史料运用方面,有更进一步的推进与深化。

   关键词:共产国际;中共;福建事变;十九路军;统一战线

   作者简介:杨奎松,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241)

  

  

   在中国,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史的研究是在1978年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最初阶段,这一研究还明显地带有传统的以论带史的色彩,研究者多为党史工作者,研究目的主要集中于论证毛泽东独立自主路线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等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客观看待共产国际与中共两者的关系,包括揭示诸如中共成立及统一战线政策策略变动离不开共产国际等研究,还很容易受到批评。但近些年来,随着大量共产国际档案文献的开放并被译成中文,也由于传统党史研究方法受到史学研究方法的有力冲击,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研究讨论,明显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包括一些官方党史研究工作者也认识到,对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不仅需要做史实还原的工作,而且需要将其进一步深化,因为很多问题“都是很值得研究”和需要仔细辨析的。比如,对长期作为中共上级领导机关的共产国际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立场、态度和意见,包括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变革等方面种种基本政策策略的提出和影响的问题;其统一战线政策策略的反复和变动问题,不同时期共产国际为什么会提出这样或那样的主张;面对中国的具体事件和具体人物,共产国际为什么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和意见;不同时期联共(布)中央对共产国际政策方针的具体影响是怎样的;就实际操作层面而言,中共的哪些做法与共产国际政策方针是吻合的,哪些是不吻合的,为什么,等等。【李忠杰:《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研究专题》,《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清楚地注意到,近几年有许多新的研究成果陆续涌现,绝大多数研究成果都能利用新的档案史料,提出或揭示出新的史实,因而也做出了不少新的历史解读,提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但也不难发现,在一些注意运用史学研究方法做出的新的研究中,还是存在着不那么符合历史研究要求的旧的说法和旧的观念。比如在发现并肯定苏联、共产国际曾努力向中共提供各种“无偿的”援助的情况下,研究者们大都会去讨论其意义问题:一方面承认这种援助对历史上的中共起过很重要的作用,也委婉地同意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云云;但另一方面,研究者们几乎都会补充说:“我们也应该看到,苏联、共产国际在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进行军事援助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是基于自身利益和战略需要考虑的。”或者说:“这种援助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袁媛、陈荣达:《苏联、共产国际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援助研究》,《红广角》2011年第10期;马晓华、张泽宇:《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军事援助述论》,《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8期,等等。】同样地,对于那些从传统党史角度来看,共产国际和中共方面都明显犯了错误并遭受了损失的历史事件,即使在利用大量新史料揭示出诸多新史实的情况下,不少研究者也还是习惯于下判断、作结论,坚持把这笔历史“旧账”算到共产国际的头上去。正如本文拟讨论的福建事变过程中的“共产国际”问题,就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

   依照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传统党史对1933年下半年到1934年初中央苏区在应对福建事变问题上的严重失策是有过定论的,即认为事变的发生给当时身处严重危机中的中央苏区和红军提供了一个有可能改变军事被动局面的重要机遇,但临时中央坚持极端“左”倾的关门主义错误政策,导致这个机遇白白丧失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7页;马齐彬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6—489页。】改革开放后,中共曾经是共产国际下级支部、受共产国际领导这一研究禁区不复存在。作为领导机关的共产国际以及联共(布)中央,自然被相当多的研究者认为应当对1935年遵义会议以前中共历史上的各种失败或错误负责。如此一来,《决议》中的不少说法被突破了。在福建事变问题上,临时中央的错误要么被归结为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双重责任,要么干脆被归结为共产国际的责任。至于对这一错误的性质及其影响、作用的认识和评判,则没有多少改变。【张运洪:《论共产国际对“福建事变”的影响》,《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5期;卓志宏:《论共产国际在福建事变问题上的失策及其原因》,《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刘峰、周利生:《共产国际与福建事变》,《黑龙江史志》2008年第16期,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内在这一问题上的几乎所有归责式的研究和讨论,主要依据的都是俄国学者编辑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这本档案资料集里集中披露的档案文献,但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或回应过这些俄国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专家们在资料集前言和导读中对相关史实的新解读,包括他们不同于中国研究者的对共产国际在这方面指导责任问题的认识与评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第19—20页、导读第11—14页。】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这种情况显然是不应该存在的。

   当然,无论是就史实还是就逻辑而言,认为在应对福建事变过程中,作为中共上级领导机关的共产国际是临时中央决策失误的根源所在,此种泛泛而言也未必有什么不妥。问题在于,今人大多会把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视同为学术研究性质的历史研究。运用史学的方法做研究,小心比较、考证、辨析,仔细勾连各种史料及其与史事之间的关系,以求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并重建史实,既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才是第一位的。仅仅满足于借助若干新史料,给已有的结论补充一点新史实,这样的研究不仅过于简单化,也丧失了研究的学术价值。

   具体到像共产国际在福建事变过程中的应对与作用等史实性研究,面对大量新开放的档案文献及回忆史料,相关研究至少还应该在方法与观念上有所推进,尤其是在史学研究的基础上要进一步细化。比如,我们需要摒弃在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问题研究上司空见惯的大而化之的归责式或结论式的研究方法。我们可能尤其需要弄清楚和解决几个最基本的问题,比如,谁是“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档案究竟应该怎么读?能够简单地凭借回忆史料来建构历史吗?如此等等。

   首先要说明的是,笔者并非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因此也并不打算就福建事变期间共产国际的应对策略及其与中共的关系问题做任何系统性的描述或解读。选择就这一时段的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问题做讨论,仅仅在于它发生的时间短促但史料丰富,而已有的研究不仅严重不足,而且需要商榷的问题还颇具普遍性。也正因为如此,以下提出的仅是一些个人的看法,以供关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研究者参考和讨论。

  

一、谁是“共产国际”?

  

   1980年底,笔者首度开始准备做中共党史的论文。在第一次读到遵义会议上作出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时,笔者曾注意到该决议与传统党史,特别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论证方法不同。它用来批驳博古中央军事路线错误的“尚方宝剑”,不是“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方针”,而是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它列举的1933年10月、1934年2月和6月的几条重要指示都显示,要么共产国际并非如人们当时所认为的是1933—1934年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中不顾实际的所谓“进攻路线”的鼓吹者和推行者,要么就存在着我们还不了解的不同的“共产国际”。【《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1月8日),《遵义会议资料选编》编辑组编:《遵义会议资料选编》,内部发行,1985年版,第158、159、166页。】

   是否存在着不同的“共产国际”,也是笔者当时读李德回忆录【[德]奥托·布劳恩(李德)著,李逵六等译:《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时产生过的疑问。这位自称“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德]奥托·布劳恩(李德)著,李逵六等译:《中国纪事(1932—1939)》,第3页。李德的说法不准确。从远东局负责人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的来往文电中可知,李德来华执行的是苏军参谋部第四局的任务。该任务主要应该是进入苏区做军事情报的搜集整理的工作。为进入苏区,他首先被派到上海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做进入苏区的准备工作,然后经同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同意,改以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身份被派往中央苏区,同时执行苏军参谋部第四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任务。参见《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2号报告(摘录)》(1932年12月初)、《皮亚特尼茨基给格柏特的电报》(1932年12月3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264、288页。】的德国人,谈到当时对十九路军及福建事变应取的态度时,讲到过两个情况:一是他所了解的“共产国际”指导中共革命的不同系统和层级,一是“共产国际”不同机构及其负责人员之间存在的意见和分歧。

就前者而言,用李德自己的说法,他是被派到在江西的中共中央去的“没有指示权力的(军事)顾问”【[德]奥托·布劳恩(李德)著,李逵六等译:《中国纪事(1932—1939)》,第35页。】,他的顶头上司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任命的军事代表M·施特恩(弗雷德)。李德作为弗雷德的助手,其职责主要是随时汇报苏区的军事状况,同时具体协调并落实弗雷德提出的军事行动计划。共产国际执委会此时在上海的派出机构,即远东局,其负责人是A·埃韦特(又译为阿瑟·尤尔特),弗雷德自然也是远东局的成员之一。李德似乎对弗雷德与埃韦特之间在组织上的关系并不十分了解,但他很清楚,中共中央并非一定要执行来自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的指示,不论这些指示是出自远东局,还是出自弗雷德。因为,还有更上一级组织,即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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