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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哲: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共历书的编印发行

更新时间:2020-09-08 08:10:40
作者: 朱文哲  

   历书作为物理时间社会化的物质载体,在构建社会时间秩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着广泛深刻的影响。历书纪念日体系所构建的政治时间以及历注所构建的政治常识,是塑造民众政治认同的重要工具。抗战时期,为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中共开始大规模编印具有革命色彩的新历书,并通过新华书店等发行网络将之推广到各个根据地。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1,以20世纪40年代中共各根据地发行的新历书为研究对象,梳理中共如何重构历书的内容体系和发行网络,并逐步建立适应革命动员和民众需要的时间体系。

  

   一、因时因地制宜:中共历书发行网络的建立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宣布以阳历为国家历法,推动了历书内容的现代转型。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试图对官定历书进行改造以扩大阳历在构建社会时间秩序中的影响,但由于旧式历书在民间的深远影响,效果均不佳,形成了历书使用上的官民分野。为适应革命需求,中共创建的文明印务局早在1926年10月就曾刊印过一种革命日历,“日历的每一页,都载有当日的革命史实的纪念文字”2。土地革命时期,中共编印了区别于传统民间历书和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历的《便农书》3。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既面临与日伪的残酷斗争,又要应对来自国民党的“磨擦”。如何利用历书在民众中的广泛影响进行革命动员,并构建良好的时间秩序,使根据地得以有效运转,成为中共的重要任务之一。当时旧式历书“在民众中还有很大的影响”,但“我们的任务不是听其自然流行,仍应该编制一些内容联系到抗战的旧历历本去供给民众”4。因此,对这种影响广泛的文本内容进行重构,既是中共对敌斗争的迫切需要,也是构建根据地时间秩序的手段。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开始大规模编印新历书。

   从现存资料看,中共历书的编印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1940年,新华书店总店印制《一九四一年日历》5;1941年,华北新华书店印制《1941年日历》;1944年、1945年,延安的中央印刷厂先后印制《农历———新编民国34年》《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农历历书》6;1945年,新华书店总店印制《一九四六年日历》;1946年,华北新华书店印制《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农家历)》,山东新华书店印制《一九四六年月历》《中华民国三十五年阴阳合历通书》;1947年,大连大众书店印制《民国三十七年阴阳合历通书》,冀南书店印制《中华民国三十七年阴阳合历通书》,华北新华书店印制《民国三十六年日历》,华中新华书店印制《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历书》,山东新华书店印制《民国三十六年阴阳合历通书》;1948年,太岳新华书店印制《一九四八年日历》,冀东行署建设厅编订《一九四九年农用日历》,华中新华书店印制《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历书》,华北新华书店印制《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历书》,华东新华书店印制《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农用日历》,华东渤海军区政治部宣教局印制《日历表(西历一九四九年)》,山东新华书店印制《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农用日历》。7这些仅是笔者已知的现存历书版本,实际上因民众对于历书的需求很大,各根据地出版的历书数目应该是相当可观的。

   相较于历书编印,历书的出版发行才是发挥历书作用的关键。为此,各根据地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多种手段,扩大新历书的影响。

   一是建立新华书店等出版印刷机构,印制新历书。针对陕甘宁边区的书刊在向其他根据地运输途中遭国民党查禁的情况,中共中央于1939年3月22日发出关于建立发行部的通知8。9月1日,作为发行实体机构的新华书店在延安正式成立。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9根据这些重要指示,各根据地的中央局宣传部、各根据地中共区党委先后组建新华书店分店10,新华书店总店和部分分店都曾编印发行新历书。1940年12月12日,《新中华报》刊登新华书店总店发行1941年历书的启事:“本店为服务本市各界,于一九四一年将届之际,特制一九四一年日历一种,分土纸、晋恒纸精印。惟印数不多,恐供不应求,故于二十日前,发售预约本。凡在此限期内至本店门市部预购者,土纸本按大洋一元八角计,晋恒纸本按二元二角计。特此通知,希速预购,以免向隅!”111941年,华北新华书店成立,书店“第一个出版物是油印的《1941年日历》,一开门就被抢购一空”12。随着印刷条件的改善,晋绥根据地1941年之后也“出版了大批新年画、新历书和日历”13。山东根据地则明确将印行历书作为革命宣传的方式之一14。正是看到民众对于历书的巨大需求,新华书店及其分店才编印发行大量新历书,进而借助历书的广泛影响对民众进行革命动员。

   二是进行广泛宣传,为新历书建立可靠的发行网络。1939年10月13日,新华书店总店在《新中华报》刊登邮购启事:“本店为远地读者便利购买书报起见,特设有邮购科,手续简易,妥捷便利,邮票十足通用,无异向门市现购。”151940年4月25月,中共晋西区委发出《晋西环境与今后发行工作的任务》,要求“广泛地建立书摊书站”16。1944年4月30日,新华书店总店在《解放日报》刊登启事:“欢迎各地合作社、下乡团体或个人、小贩等代为推销本店书报”,“批发八折,外版九折”17。8月14日,新华书店再次在《解放日报》刊登启事:“为做到普及文化教育,消灭文盲的目的,各地学校是起了极大的作用的,我们更进一步地要求各地学校能成立文化合作社,向鄜县第一完小看齐,把通俗的书报创造各种新的方法,广泛地推销到群众中去”,“代销书籍以八折优待”18。山东的新华书店因地制宜,通过门市部、代销处和战时邮局等多种方式构建图书发行网络19。这些固定的销售网点,为中共历书提供了可靠的发行网络。

   三是采用多种方式,为民众购买新历书提供便利。除固定的发行网点,新华书店还采用“送书下乡”等方式,为新历书传播提供了很好的条件20。1943年,在延安举办的生产博览会和骡马大会上,边区新华书店经理李文到会摆摊服务,搭建临时帐篷书店发行书刊。毛泽东亲临帐篷书店,看望发行人员。李文在向毛泽东介绍书刊销售情况时说:“新出版的《新历书》和一些通俗读物,群众很欢迎。”21针对民众有春节前集中购买历书的习惯,东北新华书店在春节前将推销年画和历书作为工作重点,采取流动供应的方式向农村发行22。1949年1月1日,冀中邮政局为推广新历书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将全局人员组织起来,加强领导与管理,广泛宣传。如在邮局门口设小摊、粘贴广告,或带到集镇零售,或发动小学生购买”。23这些措施弥补了固定销售网点的不足,适应了历书发行分散和季节性特点,为推广新历书奠定了较好基础。

   中共历书的内容贴近农民生产生活需要,且采取多种方式便利农民购买,销量日渐增长,新历书的推行取得了一定成效。1946年,时任华北新华书店总编辑的王春注意到农村历书使用的变化,特别是印有毛主席像的历书更是受到民众喜爱。他写道:“在先前,我们也曾给老百姓画过新内容的门画、年画,可是不受欢迎,到了去年,太岳区的青年曾围着我问:你们为什么不给我们新画?家里的《诸神同堂图》撕了,换了毛主席,灶王牌揭了,贴上了农家历”。24据1947年《人民日报》报道,太岳根据地的市集“出卖迷信物品者已减少十分之八”,“旧日历售价一百六十元,新日历一百八十元,但翻身农民情愿多花二十块钱购买新的”,甚至有一天“新的卖了十二本,旧的只卖了一本”,大家“争买印有毛主席像的农家历,一百多张农家历不一会儿便卖光了”,旧式历书则少人问津25。1949年1月初,大众书店印制的《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农村历书》初版达到11万册26,东北新华书店印制的历书达到了50万册27。中共编印的历书主要面向农村且得到农民的普遍认可,这与民国以来官定历书在农村遭遇拒斥的状况截然不同。

   综上,因时因地构建出版发行网络,是中共历书产生广泛影响的关键因素。1949年,胡愈之在回顾抗战后中共出版事业发展时指出:人民出版事业“是在火线上生长的,在农村中生长的,和工农兵大众直接接触的,他们是分散在各个解放区而不集中的,他们主要是宣传机关,而没有做到企业化”28。这种状况导致了各根据地印制的新历书内容不完全一致,且对历书印制成本控制不够,甚至将历书发行视为摊派的任务,制约了历书发行的效果29。但从总体上看,中共新历书的内容因时而异,发行网络的构建因地制宜,适应了中共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分散的状况,也契合了农业生产知识因地而异的特点,反而有利于中共历书的发行。

  

   二、“民国纪年”与“公元纪年”:历书纪年标注的蜕变

  

   纪年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具有标识正朔、强化当政者政治权威的作用,是历书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华民国虽改用阳历,但纪年却用“中华民国纪年”,意在强化民众对中华民国的认同。但由于民国纪年与公元纪年换算的繁琐,主张使用公元纪年的人越来越多30,公元纪年日渐流行,给民国纪年造成了巨大冲击。鉴于此,南京国民政府多次发布命令禁止民间弃用或简写“中华民国纪年”以及完全使用公元纪年。例如,1934年蒋介石发布命令,要求“各种书刊封面、报纸、题字、标语等,概不准用主体阴阳花色字体及外国文,而于文中中国问题更不得用西历年号,以重民族意识”31。1939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函全国各级党部:“查各地出版书刊报纸,纪本国最近事件,多废弃民国纪元,而用西历纪年,殊属不合。嗣后务须应用民国纪元,不得专用西历,必要时可将西历纪元附于本国纪元之后,并加括弧,以正视听。仰即转饬当地各报纸刊物社,一体切实遵照。”32此外,南京国民政府还将民国纪年视为孙中山改历的遗产,用以强化自身的正统性33。

   中共自成立后多使用公元纪年,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时期,使用公元纪年而不是民国纪年,可以避免认同南京国民政府的指向。1930年,闽西苏维埃政府在整顿邮务工作时提出:“改民国纪年为公元,不再使用民国邮票和邮戳。”341931年《红色中华》创刊时的报头时间标注为“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一日”,特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号布告的发布时间也标注为“公历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35。同样,苏维埃铸造的银币完全摒弃了“中华民国”的国号和民国纪年,采用苏维埃政权的国号和公元纪年或苏维埃共和国纪年,以表明中共领导的工农革命反抗国民党政府的决心36。抗战时期中共的纪年使用稍显复杂,如《红色中华》改为《新中华报》后仍使用公元纪年,《新华日报》却使用民国纪年,突出了中共抗战的“国家认同”37。这种现象也反映在中共编印的历书上。新华书店总店及各分店印制的历书主要使用民国纪年,但在民国纪年下面加注公历纪年,甚至添加干支纪年。这种不同于国民党单纯使用民国纪年的做法,既凸显中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维护,又表明其对自身独立性的坚持。

抗战胜利后,国共矛盾日益尖锐,双方关系愈趋紧张,中共历书的纪年也呈现新的特点。1945年底,晋绥根据地的《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农历》,封面上除民国纪年外,还附注了“西历一九四六年”字样38。华北新华书店的《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农家历》第一页的纪年标注,在“民国三十六年”之下同时标注干支年份“丁亥”和“西历一九四七年”39。1948年,冀东行署建设厅编订的1949年农用日历,封面既标注“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又标注“西历一九四九年”40。晋南新华书店出版的农家历,封面的纪年标注与冀东行署建设厅的历书基本一致,不过“一九四九年”之前使用了“公历”字样41。而1945年新华书店总店的《1946年日历》42和1947年太岳新华书店的《一九四八年日历》,封面则没有“中华民国纪年”43。从这些历书的纪年使用看,尽管仍是各种纪年混杂使用,但公元纪年的地位越来越突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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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202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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