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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铮:清史与近代史

更新时间:2019-07-23 22:10:52
作者: 朱维铮 (进入专栏)  

   自从1950年代大陆学界腰斩清史,在人文社会诸学科,都形成“近代史”,那道1840年线,便如同二战前夜西欧著名的“马其诺防线”。效应当然极好,由此满清帝国无全史,凡道光十九年前195年的过程,称作“清史”,归属“中古史”范畴,而道光二十年之后70年,则划归“近代史”,双方互不侵犯。

   很可惜,也像“马其诺防线”没能抵挡德国绕道入侵法国,割断清史的1840年线,虽合一分为二原理,却同样没能阻隔两半清史各门研究的上下沟通。分属两半领域的学者都吃亏,尤以划地为牢的近代史论者更吃亏。显例便是接受毛泽东“两炮论”模式的所谓近代人文社会诸学科,随着本行具有通识的先驱者逐渐消失,新出论著愈来愈多地出现于史无知的现象。

   不妨举个实例,即“西学东渐”。这一名目,随民国四年(1915)上海商务印书馆将容闳的英文回忆录的中文节译本改题《西学东渐记》后开始流行。但在晚明,“西学”已有特指意味,即指西教即基督教以外的欧洲科学工艺各科学问。其实,中国与欧洲的文明互动,在物质层面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典时代,在精神层面至迟已于北朝隋唐出现。单看“西学东渐”,通过古波斯和阿拉伯为中介,于唐宋间已有明迹,如胡道静所称的“三相交流”,至蒙元打通欧亚大陆以后,不同人种、族类的“色目人”活跃于中国,更有古今中外记载证明。

   世界文明从来是互动的。既有“西学东渐”,当然也有“东学西渐”。十六世纪初英国的培根盛称中国古代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造纸术)改变了世界,同世纪末德国的莱布尼茨认定《周易》的卦爻是他发明的二进制计算数学语言的前驱,十七、十八世纪由法国宫廷首倡而蔓延欧陆的“中国热”,诸如此类,都是清末“西学中源”论者津津乐道的。

   然而事情就是那样奇怪,正当欧洲文明与中国文明出现良性互动的契机,由十五世纪初期郑和七下西洋体现的中国文明远征精神,却很快戞然而止。从此中国真的“转入内向”,变得愈来愈夜郎自大。尽管此后五百年,中国仍然是世界首富,仍然通过公私贸易对全球经济发生巨大制衡作用,仍然依仗雄厚国力抵制沙俄东侵而成为维系亚洲均势的首要因素,岂知清沿明制,凭朱熹式“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心态,用忽纵忽放的古旧权术“怀柔远人”。效应呢?同样极好,显例便是康雍乾三世持续百年的满清全盛外观,到十八世纪末忽然呈露破绽,白莲教造反于下,和珅案震动于上。于是帝国统治转向孟森所谓的“嘉道守成” 。

   守成者,据《诗经》大雅的一篇小序的旧疏,“言保守成功,不使失坠也”,如今语既定方针不可改变。但历史正如马克思所说,从来走自己的路。嘉庆帝亲政二十一年,传子道光帝又过十九年。其间虽有天灾人祸,但川楚白莲教造反已被镇压,天理教与宦官勾结制造宫廷政变也有惊无险,道光帝改行票盐法、收紧粤海关控制权,使皇家内务府成为垄断内外财源的第一利薮。因而道光帝起先决定禁烟,无非可惜当属皇家的白银外流,及至堵塞“漏卮”,反而招致战争,而英夷炮舰居然打到拱卫京师的天津海口。当然权力稳定压倒破财忧虑,非但汉臣林则徐必须替罪,即满洲权贵琦善等也需分谤。于是白下之盟得钦定了,香港割让了,五口开放了,赔款由绅商分摊了,满洲大君在北京龙庭又坐稳了。

   那么帝国历史由此起了质变吗?不然。清英江宁条约,给了魏斐德所说“大门口的陌生人”以进入沿海五门的机会,但海盗登陆,要在几扇门内站住脚,还需大费周章,况且登堂入室,必遭屋主节节抵抗。满清帝国本有千门万户,因而在沿海大门被攻破以后,仍在前庭后院颐指气使,是不奇怪的。

   奇怪的是我们的近代史教科书,自以为见微知著,不察历史实相,断言清廷被迫开放五口通商就意味着全社会性质已起根本变化。既然迎合专横的意识形态,必定百般曲解历史,“以论代史”,可谓逻辑的必然。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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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重读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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