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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铮:毛奇龄死后遭文字狱

更新时间:2019-08-01 00:41:14
作者: 朱维铮 (进入专栏)  

   《南山集》案吓倒毛奇龄

  

   毛奇龄堪称清初的文化怪杰。

   他于明天启三年(1623)生在浙江萧山。年方十五,未及明朝法定的成人年龄,便通过省学政主持的院试,列名县学生员,俗谓秀才。

   他从此跻身本县乃至本省的学界名流之列,与大他十九岁的长兄毛万龄,并称“大小毛生”。

   他于清顺治二年(1645),满洲挥师南下,曾参与南明鲁王政权的抵抗运动。然而发觉南明福王鲁王两个政权,都没有出息,于是削发为僧。后来还俗,却遭到曾降李自成又降满清的地方官绅迫害,化名潜逃,历顺治、康熙两朝之际,足迹遍及苏皖鲁豫赣诸省,飘泊近十二年,才客居上海,被浙闽大员联名举荐,应博学鸿儒特科。

   他因而时来运转,在清康熙十七年(1678)九月抵达北京。这年他五十六岁,在先前流亡期间,早已文名远播,于是受到清廷汉大臣争相礼遇。内阁首辅李霨、三辅冯溥,都对他青睐,而他入住内阁学士兼经筵讲官李天馥家,却一直称冯溥为师,可知他得以折节事清的人事秘密。

   他于清康熙十八年三月初一参加康熙出题的御试,在被荐一百五十三名预选者中间,名列被录取的五十名博学鸿儒之内。但最终由皇帝钦定的榜单,他却名列二等十九名。当时由皇帝圈定的榜单,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他实际被置于榜单的第三十九名。而后受职呢?他仅得翰林院检讨,乃翰林院最低等的属官,从七品而已。

   他当然大失所望,却以为得入翰林院,便置身于帝国权力的运作中心。因而他在翰林院七年,尽管只获得充当会试同考的一次机会,却恋栈不舍。

   他似乎感到岁月不饶人,却更似乎醒悟康熙帝权术的可怕。如邓之诚所说,康熙帝对于博学鸿儒科,“始则招之唯恐不来,继则挥之唯恐不去矣”(《清诗纪事初编》卷二)。我以为还有一个原因,即那班所谓正途出身的汉官,对于由布衣骤登清要的鸿儒们,自始便侧目以视,讥之曰“野翰林”,诮之曰假夷齐,使好名的康熙帝感到舆论压力。加以三藩平定,南国文士除了在清朝“食毛践土”,已别无选择。因而康熙帝开始收紧文网,一再警告翰林院官员注意品行文章,“杜绝一切交际礼文”(见《圣祖实录》康熙二十三年二月),所指正是聚集在翰林院常作诗酒高会的鸿儒们。于是来自南国的鸿儒接踵求去,康熙帝无不照准。

   这样毛奇龄还不见机而退么?康熙二十四年(1685),他六十二岁,“请急南归”,迫切理由是迁葬父母坟墓,但尽孝以后,又称病续假。他没有“致仕”,而以在籍翰林身份,继续在浙闽官场活动,同时遇朝廷大事,如皇帝祖母去世、皇帝南巡之类,得以合法参与。因此获得三度迎銮并蒙皇帝垂询的光荣,甚至八十一岁(1703)在杭州得到康熙钦赐“御书”,而终身感恩不尽。

   如此善于利用一切机遇“打皇帝牌”,又于居乡后勤奋著述,遂使他晚年越发声名鹊起。时人已将他与黄宗羲并提,说是“南雷、西河之集遍天下”(见章大来《后甲集》仇兆鳌序)。

   然而毛奇龄“归田”以后,活到哪一年才去世?却有异说。《清史列传》儒林传下一本传:“(康熙)五十二年,卒于家,年九十一。”王钟翰点校本(中华书局1987)改九十一为九十四,出校记谓据姜亮夫《碑传综表》改,并引《耆献类征》作证。但王钟翰所改实误。因为毛奇龄生于明天启三年癸巳(1623),既无异说,则下推至清康熙五十二年癸巳(1713),得年适为九十一岁,其实,萧一山编《清代学者著述表》(商务单行本,1936),已举毛奇龄卒年有康熙五十二年、五十五年二说,并据《疑年录汇编》等书,否定《清史列传》的九十一岁说,将毛氏卒年定为康熙五十五年丙申(1716),上推至明天启三年,为九十四岁。王钟翰改《清史列传》的享年而不该不改卒年,可谓失考。

   不过萧一山所据《疑年录汇编》的附注考证同样可疑,虽然它可由清代阮元到民国王国维等名家有关论述获得支持。据胡春丽《毛奇龄与清初〈四书〉学》(复旦大学专门史博士论文,下篇《毛奇龄年谱》,已发表于清华大学经学研究中心编《中国经学》)考证,《清史列传》之说,乃据钱大昕的《疑年录》,而钱说可由毛氏门人蒋枢所述其晚年历程,章大来《后甲集》仇序(见前),以及《萧山毛氏宗谱》,得到直接证明。

   无论如何,毛奇龄虽耄年仍著述不辍。但康熙南巡曾三度垂顾于他,显然令他乐昏了头,竟以为今上是他的知己。为报龙恩,他于八十六岁仍力疾完成《四书改错》定稿,准备面呈康熙,期待皇帝宣判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非孔孟原典。他没料到康熙关注“理学真伪”,“崇正学”是假,“黜异端”是真,一旦发现自己亲点的榜眼并授翰林院编修的戴名世,所著《南山集》竟以南明三王为延续亡明遗脉的正统,也意味着质疑康熙本人攻击南明战争的历史合法性,就立即予以严惩,并株连及讲理学出名的桐城方家。这起文字狱震撼全国,首先惊破了毛奇龄的帝师梦。他更没料到康熙在借戴名世案杀鸡儆猴的同时,又高调尊朱,将朱熹提升入孔庙正殿,与孔门十哲并肩,等于宣告朱熹道学是孔子道统的唯一真传。这下毛奇龄被吓得方寸大乱,赶紧把已雕成的《四书改错》书板用斧劈毁。时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他九十岁。

   次年新年刚过,康熙命将戴名世立即处斩。毛奇龄闻讯没有?不详,但知这年三月初,他就死了,遗命丧事从简,但要求以朝服覆体以示忠君。倘说他是怀着恋主的哀愁归阴的,似不为过。

  

   毛奇龄被乾隆帝“诛心”

  

   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钦定四库全书》告成,第一份全书誊清,接着《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也进呈。尽管这年二月,乾隆帝曾赐宴全体馆臣以示庆功,并奖赏纪昀等编校官员,但他仍不放松查禁“违碍图书”、处罚所谓犯错官员,表明他仍将继续收紧文网。

   果然,这年十月末,内阁传达最新上谕:

  

   四库馆进呈原任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所撰《词话》一书,内有“清师下浙”字样,殊属背谬。毛奇龄系康熙年间翰林,书内载我朝时事,理应称“大兵”或“王师”等字样,乃指称“清师”抬写,竟似身仕前明,未经在本朝出仕者,谬妄已极!毛奇龄系素有文望之人,且身故已久,朕不肯因其字句背谬,照从前戴名世等之案办理。但此等书籍经纂修、校对等阅过,即应按照馆例签改进呈,乃漫不经心,俱未看出,实非寻常疏忽可比。除将原书交馆改正,并查明此外有无似此等字样一并签改外,所有书内列名之总纂官纪昀、陆锡熊,总校官陆费墀、王燕绪,分校官刘源溥。俱着交部分别议处。至誊录生不通文理,照本缮写,着加恩免其查办。并着行文外省各督抚细心查办,有似此者一体改录。钦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1668,文字据同书页1686-87校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这道上谕很可怕。第一,乾隆帝只凭毛奇龄《词话》用了“清师”一词,便判决他“谬妄已极”。第二,乾隆帝推断毛奇龄存心“背谬”的依据,是此人在康熙十八年已任翰林院检讨, 既仕清又在文字中表示似乎“未经在本朝出仕”,岂非怀有二心?第三,乾隆帝认定毛奇龄实与康熙五十一年被杀头的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同罪(见上节),在戴名世后加一“等”字,无疑暗示可照《南山集》案的先例,兴起大狱。第四,乾隆帝在先屡称“朕从不以言语文字罪人”,还赞同乃父雍正关于夷夏之辨仅示文化区别的说法,这时毛奇龄死去已七十年,生前又屡受康熙帝礼遇,因而乾隆帝称其身故已久而免于追究,无非追究便涉及乃祖。第五,乾隆帝虽因投鼠忌器,也因要给自己先前没能发觉《词话》有“违碍”字样的行为遮丑,不得已饶恕死人,却将怒气发泄到纪昀等人头上,当然是怪罪纪昀等没有克尽文化鹰犬的职守,从而开了文字狱难究作者即罪编者的先河。于是曾在《词话》进呈本署名的五名审查官,统统作为替罪羊而受惩罚。

   毛奇龄《词话》存两卷,生前已编入《西河文集》,内自称少年便以度曲知名。他所作小令,学花间派,善作浅吟低唱来描写儿女情长,被近代词家举为别开生面。其书卷一确有“清师下浙”条,记明清之际钱唐一词人与一病婢偶合死别的故事。所录词人自述乃在南明弘光政权内遭乱的际遇,背景为“清师下浙时”,原无言外之意,而乾隆硬指为别有用心,岂非厚诬?

   可是纪昀等敢对皇帝的“诛心”谬论表示异议吗?吏部急忙遵旨议处,从重判定纪昀等五人“错谬”。如纪昀应该“降一级调用”。他原职兵部侍郎,当由从二品降为正三品,并调出四库馆。乾隆到底圣明,知道没有纪昀就没有《四库全书》,于是传旨“著降一级,从宽留任”。

   那么,《词话》“改正”了吗?手头仅有嘉庆本《西河文集》,内《词话》两处“清师”字样照旧。再查《四库全书总目》集部词曲类提要,《词话》仍列于正目。其书提要也如《总目》所收毛奇龄其他六十四种著作一样,有褒有贬,而对毛奇龄的填词成就尤为称道,并无只字谴责此书政治谬妄,当然也未提及乾隆的“诛心”上谕。《总目》屡经修订,至乾隆六十年(1795)才写定,不待说屡呈乾隆审查。难道乾隆忘记自己对《词话》的否定吗?还是他悄然收回自己的判决?无据可考,但知毛奇龄遗著暂时逃过了乾隆朝禁毁的劫难。

  

   光绪诏禁《四书改错》

  

   文字狱可谓与清朝“国运”相始终的帝国特色。光绪二十年甲午六月十六(1894年7月18日),清廷连发两道上谕,都根据河南学政邵松年的奏章,指示各直省督抚一体遵行:一命各省长官通知下属诸邑,重刻“世祖章皇帝御制《劝善要言》一书”,广行颁发宣讲,“务使穷乡僻壤,家喻户晓,俾得迁善改过,一道同风,用副朕化民成俗至意。”二命各省督抚出示严禁出售毛奇龄《四书改错》一书,重申各级教官和所有学校,“较阅文艺,自当恪遵功令,一律以朱注为宗,不得录取异说,致乖文体,用副朝廷崇尚正学至意。”(均见《光绪朝东华录》第三册总3430-3422页,中华书局重印本,1958。)

   就在前一天,光绪帝命翁同龢起草御前会议决议,作为上谕附件发给北洋大臣李鸿章,声称对日本出兵朝鲜,必须反击,“朝廷一意主战”,督责李鸿章迅即筹办向朝鲜增兵事宜,“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由此清日战争欲罢不能,只过七天就由日军先动手而触发。

   因而,清廷向北洋大臣李鸿章发布对日作战上谕的同日(光绪命军机处发此谕在十六日,见《翁同龢日记》),又向直隶总督李鸿章等各省封疆大臣连发整肃民风和严禁毛奇龄《四书改错》的两道上谕,仿佛抗击敌国外患与帝国各个行省没有关系。那出于怎样的政治理念和形势判断?这里不予讨论。但当时光绪皇帝虽已“亲政”,内政外交的决策,仍需听从慈禧太后的“懿旨”。甲午战争从开打到惨败,清方祸首必为慈禧,是任何辩护论者无法替她洗刷的。那么,同时假借“化民成俗”、“崇尚正学”名义,在外患紧迫的时刻,企图在国内再度收紧文网,似乎不畏内外夹击,这与慈禧攸关吗?

现象看来古怪,其实不难明白。光绪甲午年,适逢慈禧太后“六旬万寿”。这个帝国第一老太婆,非但极端迷信权力,而且极端迷信气数,唯恐花甲大庆不能安然。她对日本侵略者,由坚决主战突变为不惜割地求和,一个口实就是务求保全由她作主的帝国“面子”,这将另篇再说。至于国内,她早已放出狠话,说是谁敢在她庆祝“万寿”期间,惹她不高兴,就决不饶恕。她警告的第一对象,正是“亲政”而谋求摆脱假母掣肘的光绪皇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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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重读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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