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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铮: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

更新时间:2019-07-30 23:06:54
作者: 朱维铮 (进入专栏)  

   清嘉庆六年(1801)皖南青年包世臣著成《说储》。据《剑桥中国晚清史》主编之一刘广京的意见,《说储》实为晚清政治改革思潮的滥觞。

   杭州才子龚自珍(1792-1841),于嘉庆十七年(1812)二十一岁时,曾侍父居于安徽知府的官署,那时他是否结识包世臣,乃至读过《说储》?不清楚。据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龚自珍晚年与包世臣交好,《已亥杂诗》第二二九首“泾县包慎伯赠予《瘗鹤铭》”,即明证。因而,龚自珍于二十三岁在徽州著《明良论》四篇,抨击官场腐败皆由专制体制,次年随父至上海的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的衙署,写出组文《乙丙之际箸议》,疾呼帝国如不“自改革”,就难逃周秦以来改朝换代的覆辙。他有没有受到包世臣的影响?同样不清楚。有一点应属事实,即龚自珍的“自改革”吁求,从抨击时弊的重心,到逻辑推论的思路,都很像《说储》的延伸。

   龚自珍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暴疾捐馆”。而包世臣多活了十四年,虽早在道光五年(1825),将《说储》下篇关于改革治河、盐政、漕运弊病的设计,编成《中衢一勺》出版,晚年又收入《安吴四种》,却不敢刊布《说储》上篇。相反,英年早逝的龚自珍,其遗文尽管曾被魏源删削,却早以不同形式流传人间。因而,说到晚清“自改革”,人们常谓发韧于龚自珍。

   龚自珍卒于清英鸦片战争发生次年。他死前两年多,曾著《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对林则徐奉旨赴广州禁毒,表示热情支持,但林则徐复札却对他的献策只给半首肯,并且拒绝他同往广州。这使他很失望,“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从此他的诗文,仿佛已将粤海日趋激化的清英冲突置诸度外。这是否表明,在当时龚自珍眼里,帝国危机仍然在内不在外呢 ?很难说。历史表明,龚自珍少作诸文,吁求帝国“自改革”,好为预言,如暗示清廷墨守祖制,安于长夜沉睡,“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就可谓不幸而言中,在他死后不到十年,远在南疆桂平的大山之中,便爆发了拜上帝会的矿工与农民结合造反,号称太平天国,几乎颠覆了帝国。然后由于清廷的愚蠢,竟在太平天国战争高潮中,给英法联军入侵北国制造借口。于是在巫术迷信氛围仍浓的晚清,龚自珍似成先知。

   苏州人冯桂芬(1809—1874),是林则徐的门生 ,清英鸦片战争开打那年中一甲二名进士,即授翰林院编修。其后迭遭母丧父丧,逢太平天国攻克南京,在籍办团练有战功,升任五品衔的右春坊右中允。太平军克苏州,遁入上海租界,与各国政商人士直接交往,政见学识都发生很大改变。他开始筹画用洋人力量组织地方武装,致函说服曾国藩派李鸿章招募淮军援救上海。由此迫使李秀成处于守势,并使淮军借洋枪队重占财赋重心苏松等府,而冯桂芬也化身为晚清“洋务”的首要理论家。

   《校邠庐抗议》便是冯桂芬“洋务”设计方案的汇编。,冯桂芬自序说书名“抗议”,乃用《后汉书》赵壹传语,“即位卑言高之意”,但序末自署作于咸丰十一年(1861)冬十月,却透露他的真实命意。原来此月初慈禧太后与恭亲王联手发动的“辛酉政变”得逞,政府大改组,宣称次年改元同治。他们随即任命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节制巡抚提督以下各官,等于把东南军政大权交给湘淮系汉人官绅。这是自清初洪承畴死后近二百年,满清首次赋予南国一名汉官如此巨大的权力。冯桂芬显然从中看出了扩展南国士绅权益的机会,立即将改革现状的政论四十篇结集,寄给曾国藩,说是求序,实为献策,而且自比为东汉末名士赵壹对名将皇甫规的说辞,所谓“高可敷玩坟典,起发圣意,下则抗论当世,消弭时灾”。

   曾国藩组建官兵饷械都自募自筹的湘军,分明违背满清不许南人将兵的祖制,却道是为了捍卫“开辟以来名教”,但在战争过程中,却向他诅咒的天国一样,“窃外夷之绪”,越来越依靠洋器洋人博取内战胜利。只是他和左宗棠、李鸿章等说一套,做一套,所谓义理与践履二律背反,正如满清列帝好申斥的“假道学”,适足以给满清祖制守护者提供攻讦的口实。冯桂芬的《抗议》,显然要为曾李左的言行相悖辩护,并且以攻为守。

   《抗议》自序已彰显冯桂芬的策略。他首先赞颂“三代圣人之法”臻于至善,倒是后世近功小利的儒者不断将它弄坏,致成空言,接着“观于今日”,连举十二大弊,指斥后儒已将三代圣人善法败废无遗。然后他强调“古今异时亦异势”,不可“一切复古”,只可去其不当复,而复其当复。这已是包世臣、龚自珍论调的重申,但冯桂芬走得更远,竟说在“法”即制度应用的层面,也可以“用夷变夏”。

   当然,《抗议》四十篇,附二篇,成稿前正值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而逼迫清廷签订新一轮的不平等条约,因而冯桂芬对于“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表示“奇愤”,可以理解。他憎恶魏源剽袭林则徐的手稿,斥责魏源“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的策略行不通,“欲以战国视诸夷”,却以为“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有道理。因为满清由叛明到代明,就是“师明之长技以制明”。所以,《抗议》指出明末“采西学”行之有效,又绝口不提明人视满洲为“夷”,还处处不忘声明当今夷夏之辨,即指英法美俄等国与今之中国或中华的区别。明乎此,便可窥知冯桂芬和他的同时代人士,所谓“师夷长技”,承认“用夷变夏”有可行性,实为后来“向西方学习”的原初表述。

   正因如此,《抗议》作为冯桂芬向正在南国得势的湘淮系首领献出的治安策,为什么要再三申述“今国家以夷务为第一要政”、“驭夷为今天下第一要政”,甚至危言耸听,罗列“人无弃材”、“地无遗利”、“君民不隔”、“名实不符”,乃至“船坚炮利”、“有进无退”等等方面,中国都“不如夷”。

   在《抗议》中,冯桂芬反复指出中国曾经领先于晚出“诸夷”,即当今也多“秀民”,只要懂得自立、自强,必可恢复往日的光荣。《抗议》提出这样的论断,“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必有出于夷而转胜于夷者”。冯桂芬称这是“今日中国第一要务”,表明他关注的焦点,仍是曾国藩《讨粤匪檄》已提出的,被太平天国战争冲得大乱的“伦常名教”表征的社会秩序,怎样重建的问题。

   冯桂芬已表明,他反对恢复战前清廷那套“以满驭汉”的统治秩序,更反对满洲权贵朘剥江南财赋的局面再现。眼见动乱已快结束,江南世族必能取消佃农乘乱“租田当自产”的做法,需要传统“名教”的支持。然而不解决清廷与江南世族的租赋分割难题,富民必将重赋的负担再度转嫁给贫民,最终仍会导致“民穷为匪”。因而《抗议》认定重建“伦常名教为原本”,却反复重述清初顾炎武《苏松二府田赋之重“的主旨,要求清廷对苏松太三属大幅度“减赋”,并特别指出“正本清源”的关键,在于安置乱后倍增的游民、饥民、妓女等。正是在“收贫民议”的破题中,冯桂芬写出那四句教:“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被有的近代史论者叹为惊世骇俗的这四句话,在古近变法史上是老调,但针对咸丰朝仍然很盛行的排外论,则是针砭。其实冯桂芬此篇赞赏的“夷法”,无非是指荷兰、瑞典的济贫院、教养所之类,他也承认这类机构在中国古已有之,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而已。至于政体改革,他的主张更限于皮毛。清末章太炎曾批评他最受“宦学者”称道的减赋主张,“特为世族减赋,顾勿为农人减租”,表明其论“不正其本”,并非苛评。

   《抗议》的第一回应来曾国藩。他虽迟迟不愿为《抗议》作序跋,却不禁人传抄,终于以复函形式肯定此稿“必为世所取法”。继之是李鸿章,推许此稿深中“洋务机要”。在清法战争中崛起的清末洋务首领张之洞,盛称它是“中体西用”论的先河。戊戌百日维新,康有为们仓卒拿不出应诏“定国是”的方案,骑虎难下的光绪帝,只得请求荣禄将四十年前成稿的《校邠庐抗议》翻刻一千部,发给内阁六部九卿各衙门就本职陈述其可行性。变法被慈禧政变绞杀,但各部遵旨复议的档案仍存,可惜迄今尚未得到研究。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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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重读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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