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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志海:晚清政治史研究70年回眸与展望

更新时间:2019-10-28 23:32:22
作者: 崔志海  

  

   摘    要:从学科史角度来说,晚清政治史研究始于1912年清朝灭亡之后,并从属于断代史清史和中国近代史两个不同学科。新中国成立之后,晚清政治史完全划入中国近代史学科范畴,并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1950—1966年构建革命史体系阶段;1966—1976年遭“影射史学”破坏阶段;1977—1990年代事件史研究臻于成熟阶段;1990年代之后趋于多元化、并回归清史学科阶段。晚清政治史在过去70年里一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但同时也有待提升史学研究与理论、学术与政治、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统一,进一步加强史料的挖掘、考辨和利用,正确看待和处理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各种范式,在吸取既往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与清史和中国近代史两个学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独立的晚清政治史学科。

  

   作者简介: 崔志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晚清政治史起于1840年前后的鸦片战争,讫于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既从属于断代史清史学科,也从属于中国近代史学科,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值此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本文既对国内晚清史研究所走过的历程纵向做一鸟瞰,也对学界研究的一些重点内容和讨论的问题横向择要做一介绍,并就未来研究做一展望。

  

一 晚清政治史研究历程

  

   晚清政治史研究并不始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而是始于晚清。晚清时期,每有重大政治事件发生,即有时人进行记载或论述。例如,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梁廷枏的《夷氛闻记》、夏燮的《中西纪事》,便是当时人研究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著作;张德坚的《贼情汇纂》、杜文澜的《平定粤寇纪略》、李滨的《中兴别记》、王闿运的《湘军志》、王定安的《湘军记》以及清朝官修的《剿平粤匪方略》等,为时人研究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著作;姚锡光的《东方兵事纪略》、易顺鼎的《盾墨拾余》、洪弃父的《台湾战纪》等,为时人研究中日甲午战争的著作;劳乃宣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支碧湖的《续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吕海寰的《庚子海外纪事》等,为时人研究义和团运动和庚子事变的著作。这些时人著述虽然有其局限性,但无疑是晚清政治史研究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些著述迄今仍是相关研究领域的重要参考资料。

  

   1912年清朝灭亡之后,晚清政治史开始被纳入断代史清史和中国近代史两个学科之下。这一时期通论性的清史著作和中国近代史著作涉及晚清部分,讲的主要就是政治史的内容,并形成几个不同流派。在清史学科内形成以《清史稿》为代表的清朝遗老派和以萧一山《清代通史》为代表的民族革命派及以孟森的《清史讲义》为代表的学术派等三个不同学术流派。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下则形成以陈恭禄、蒋廷黻等资产阶级学者为代表的现代化叙事模式和以李鼎声、范文澜、胡绳等马克思主义学者为代表的革命叙事模式两个不同学术流派。1

  

   但比较而言,晚清政治史在近代史学科中受到的重视要高于清史学界。对于近代史学科而言,民国时期的历史只有二三十年,因此,晚清政治史自然就成了近代史的主体。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来说,该著共分19篇,前15篇讲的都是晚清史内容,涉及民国时期仅为第16-18三篇,第19篇为史料评论。同样,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也以晚清历史为主,占了13章,最后5章为民国时期历史。而对于清史学界而言,晚清70年只占清代历史的四分之一,并且,受资料条件和学术积累及政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晚清史研究远不及清前中期史。以著名清史专家孟森的《清史讲义》来说,讲的主要是清前、中期历史,晚清部分只讲到咸同年间,止于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即使是萧一山的三卷本《清代通史》,在1949年之前也只出版上、中两卷,下卷是以讲稿形式发行,并且涉及晚清历史同样力有不逮,当时也只写到太平天国为止。总之,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中,晚清政治史处于“虎头”地位,民国部分处于“蛇尾”位置。相反,在清史学科中,处于“虎头”地位的是清前、中期历史,晚清历史则处于“蛇尾”位置。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晚清政治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和清史两个学科中的基本状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1949—1966年新中国成立的前17年,这是构建晚清政治史新体系阶段。这一时期的一个变化是,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毛泽东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和基本矛盾的分析,晚清政治史研究完全从清史学科中剥离出来,归属于中国近代史学科范畴。60年代初,著名清史学家郑天挺先生在给中央党校讲授清朝历史时,就只讲鸦片战争之前清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明确指出鸦片战争之后的清朝历史属于近代史范畴,不在清史讲授范围,他说:“清朝的统治一直继续到一八四○年以后,直到一九一一年才被推翻。但是从一八四○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步一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所以在通史里清朝的历史结束于一八四○年。一八四○年以后的七十多年的历史则放在近代史部分去讲,我们讲清代历史的就不谈了。2”

  

   这一时期学界的另一重大变化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将现代化叙事模式当作资产阶级史观加以批判和摒弃,构建起一个纯粹的革命史体系。这个革命史体系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两个过程”过程为基本发展线索,揭示晚清中国半殖民地化和半封建化过程,突出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并以“三次革命高潮”和“八大事件”为具体内容。所谓“三次革命高潮”,第一次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第二次为戊戌变法和义和团反帝运动,第三次为辛亥革命。所谓“八大事件”,即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这一时期的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都是在这一体系之下展开的。

  

   首先,在史料的整理和出版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甫一成立,中国史学会就将史料的整理和出版作为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组织专家学者整理、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十一种,具体如下:《鸦片战争》6册,241万字;《太平天国》8册,226万字;《捻军》6册,182万字;《回民起义》4册,139万字;《洋务运动》8册,322万字;《中法战争》7册,274万字;《中日战争》7册,301万字;《戊戌变法》4册,162万字;《义和团》4册,145万字;《辛亥革命》8册,322万字;《第二次鸦片战争》6册,250万字,虽然出版于1979年,但实际也在60年代初即已编成。以上11种资料汇编总计68册,2 758万字。

  

   除了中国史学会出版的11种资料之外,其他学术单位和学者也组织出版了一系列相关资料,做了有益补充。如在鸦片战争研究领域,《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林则徐集》《龚自珍全集》《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等的出版,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综合资料汇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之不足。其他如《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阿英(钱杏邨)编《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选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主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教研室主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二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等,在各专题史研究领域都具有同样的学术价值和贡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甚至一些最近出版的大型资料书,其实也是这一时期的一个成果。如2018年由江苏凤凰出版社出版的40册《太平天国史料汇编》(2 000余万字),就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著名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罗尔纲先生组织完成的,只是因出版经费等各种原因,至今日才得以问世。

  

   这些资料的整理和出版,不但为这一时期的晚清政治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并且迄今仍嘉惠学林,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考虑到这些资料的出版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百废待举之际完成的,就更为难得和珍贵了,同时也体现了当时学界对晚清政治史研究的重视。

  

其次,围绕“三次革命高潮”和“八大事件”,学界举办了一些周年纪念性质的学术讨论会,如太平天国100和110周年、中日甲午战争60周年、戊戌变法60周年、义和团运动60周年、辛亥革命50周年等学术讨论会,并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具有代表性的如姚薇元的《鸦片战争史实考》(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鲍正鹄的《鸦片战争》(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陈锡祺的《广东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广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魏建猷和蒋孟引的两本同名著作《第二次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稿》《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太平天国史事考》《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天历考及天历与夏历公历对照表》《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太平天国文物图释》《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1958年版),景珩、林言椒编《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戎笙等编《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江地《捻军史初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和《初期捻军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牟安世的《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和《中法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贾逸君的《甲午中日战争》(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郑昌淦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陈伟芳《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戚其章《中日甲午威海之战》(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历史教学》月刊社编《中日甲午战争论集》(五十年代出版社1954年版);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论》(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戊戌变法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戊戌变法简史》(中华书局1960年版)、《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中华书局1961年版),胡滨的《戊戌变法》(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中华书局1964年版),侯外庐主编的《戊戌变法六十周年纪念集》(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吴玉章等著《戊戌变法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58年版),王栻的《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李泽厚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史学双周刊社编《义和团运动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编《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金家瑞的《义和团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版、1959年第2版),骆承烈的《从“巨野教案”到山东义和团》(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黎澍的《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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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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