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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志海:晚清史研究百年回眸与反思

更新时间:2017-08-21 21:20:40
作者: 崔志海  

   在国内学术界,晚清史的研究对象为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到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这段70多年的中国历史,这已是大家的一个共识。晚清史的独特性在于,它既是断代史清史研究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从学科史角度,对清朝灭亡以来的国内晚清史研究做一比较扼要宏观的回顾,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认识晚清史学科的独特性,建立一个与断代史清史和中国近代史这两个学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独立的晚清史学科体系,或许不无启发。

  

一、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晚清史研究

  

   国内通论性的晚清史学术研究始于1912年清亡之后,并分别被纳入两个不同的学科之下:一是作为断代史清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二是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断代史清史研究学科体系之下,这一时期的晚清史研究,大致又可分三个流派。一派为清朝遗老派,以《清史稿》为代表。他们站在逊清的立场上,于1914年开始编纂,借修史报答先朝皇恩,在内容选择和措词上多方为清朝歌功颂德,如在撰修过程中,对于清朝统治者的残暴行径以及有损清室帝王尊严、后妃名誉的事件,或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而在忠义、列女等传的安排上,则不惜篇幅,褒扬铺张;在撰修帝纪中,对清朝皇帝也多溢美之辞,“至勤”“至明”“至仁”等词随处可见,并不惜违背传统断代史修史体例,为许多生于清而死于民国的忠于清朝的遗民立传。

   《清史稿》对清代的反清革命活动则尽量少写,甚至不写,如对兴中会、同盟会的建立,民报的出版以及孙中山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全都没有记载;孙中山作为推翻清朝统治的领袖,《清史稿》仅在光绪三十年五月慈禧太后下旨赦免戊戌党人时一见其名,将他与康、梁一道列入大逆不赦之人。同样,对于存在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政权,《清史稿》也不按传统修史惯例,设《载记》以记其事,仅以设《洪秀全传》,草率应付。

   并且,凡是记载反清活动,《清史稿》都以“倡乱”“谋乱”“谋逆”等词称之,等等。《清史稿》这种“内清而外民国”的修纂立场,直接反映逊清遗民对民国正统地位的拒斥心理,结果于1929年12月遭南京国民政府封禁。

   另一派为民族革命派,以许国英、汪荣宝合撰和合编的《清史讲义》(1913年初版)与《清鉴易知录》(1917年)、刘法曾的《清史纂要》(1914年)、黄鸿寿编《清史纪事本末》(1915年初版)、陈怀的《清史要略》(1931年)、萧一山的《清代通史》(上中下册,1923、1928、1934年版)等为代表。

   这一派的学者与清朝遗老派相对立,他们秉承民族革命史观,奉民国为正统,将清朝统治看作异族统治多加抨击和批判,认为有清一代的历史,是满洲人据中原统治中国的历史,同时也是以汉族为主的中国民族革命的历史,清朝的灭亡是由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所致,对清代的反清革命活动做正面论述和评价。

   第三派为学术派,以孟森的《清史讲义》(成书于20世纪30年代,1947年初版)为代表。这一派学者主张清史研究应秉持客观的学术态度,既痛斥清朝遗老编纂《清史稿》存在隐讳涂饰之病,表示“此非学人治历史者之本怀”,也严厉批评民族革命史观“承革命时期之态度,对清或作仇敌之词”,“乃军旅之事,非学问之事”,是“浅学之士”之所为,不符合修史任务,表示“史学上之清史,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不应故为贬抑,自失学者态度”,“若已认为应代修史,即认为现代所继承之前代。

   尊重现代,必并不厌薄于所继承之前代,而后觉承统之有自。清一代武功文治,幅员人材,皆有可观。明初代元,以胡俗为厌。天下既定,即表彰元世祖之治,惜其子孙不能遵守。后代于前代,评量政治之得失以为法戒,乃所以为史学”,主张清史研究以传信存真、“列清史为学科之意”为宗旨。此一学派的学术研究,后来多被国内清史学界所继承。

   在近代史学界,晚清史研究要稍晚于清史研究,虽然始于20世纪20年代,但主要盛行于三四十年代,并形成两个影响深远的学派。一派为资产阶级学者,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上下两册,1935年初版,后又多次再版)和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1938年初版)为代表,构建起晚清史研究的现代化叙事模式。

   他们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历史的主题是近代化,即中国如何借鉴西方现代思想、技术和制度,走出中世纪,建立近代民族国家,实现近代化的过程。并且,他们接受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挑战一回应”模式,认为中国近代化的最大障碍是中国的各种“民族惰性”和落后的传统。

   因此,他们在看待晚清中国与列强关系上,强调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冲击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将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的关系看作是进步与落后的关系,看作是两种不同文化、不同制度、不同文明的冲突,因而对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持消极或否定评价。

   对于晚清中国内政,他们认为改良道路比较符合推进中国近代化和建立民族国家的目标,因此,对晚清洋务运动和洋务派、戊戌变法和维新派、清末新政和清廷改革派、立宪运动和立宪派,大体做正面论述。同时,站在资产阶级和民国的立场上,他们也肯定辛亥革命的积极意义。但他们认为农民起义不符合近代化和民族建国目标,因此,对晚清历史上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义和团运动,多加否定。

   另一派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以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1933初版,后多次再版)、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1分册,1947年初版)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948年初版)为代表,构建起晚清史研究的革命叙事模式。这一派学者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中国历史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因此,反帝反封建才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根据这一认识,他们在看待晚清中国与列强关系上,着重揭露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深重灾难,对中国人民的各种反侵略斗争给予充分肯定。对于晚清中国内政,他们推崇革命,不但批判清朝统治阶级阻碍历史进步,也批判晚清各种改良主义道路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

   需要指出的是,民国时期,虽然清史学界和近代史学界都将晚清历史纳入研究对象,但晚清史研究在这两个学科中的地位还是有所不同。比较而言,近代史学科对晚清史的重视和研究深度及影响要高于清史学界。

   对于近代史学界而言,民国时期的历史只有二三十年,因此,晚清70年历史自然就成了近代史的主体,他们撰写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无不以晚清70年为主要内容,民国部分只是最后附带论述。而对于清史学界而言,晚清70年只占清代历史的四分之一,并且,受资料条件和学术积累及政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清史学界的研究重心和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清前期和中期,对晚清史的研究则显薄弱。这种情况也影响了后来中国学界的清史和晚清史研究。

  

二、20世纪50——80年代的晚清史研究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根据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晚清历史,进一步被归入中国近代史学科范畴。并且,受现实政治的影响,现代化叙事模式被当作资产阶级学者观点遭受批判,被摒弃。革命叙事成为晚清史研究的唯一模式,并进一步完善和细化。

   代表性著作如林增平的《中国近代史》(上下册,1958年版)、戴逸的《中国近代史稿》(第1卷,1958年版)、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4册,1962年版)、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第4册,1964年版)、刘大年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稿》(第1、2、3册,1978、1984年版)、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1981年版)和苑书义、陈振江、胡思庸、邱远猷等编著的《中国近代史新编》(上中下册,1981、1981、1988年版)等。

   这些中国近代史著作构建的晚清史叙事体系的共同特点是,根据毛泽东阐述的“两个过程”理论,以阶级斗争为主线,揭示晚清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化过程,突出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并以“三次革命高潮”和“八大事件”为具体内容。

   所谓“三次革命高潮”,即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义和团反帝运动、辛亥革命。所谓“八大事件”,即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在这一体系之下,有关“八大事件”尤其是“三次革命高潮”的研究受到学界超乎寻常的重视,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显学,并取得丰硕成果。

   而清史学界则根据新中国成立之后历史学科的设置,进一步主动将晚清史排除在清史之外,只研究鸦片战争之前的清前期和中期史。如20世纪60年代初,郑天挺先生给中央党校讲授清朝历史,就只讲鸦片战争之前清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明确指出鸦片战争之后的清朝历史属于近代史范畴,不在清史讲授范围,他说:“清朝的统治一直继续到一八四◦年以后,直到一九一一年才被推翻。但是从一八四〇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步一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所以在通史里清朝的历史结束于一八四〇年。

   一八四〇年以后的七十多年的历史则放在近代史部分去讲,我们讲清代历史的就不谈了。”20世纪80年代伊始,戴逸先生主编的《简明清史》考虑到鸦片战争以后的晚清历史属于近代史研究范畴,也只写到1840年鸦片战争,他指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近代历史时期,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根本不同于清代的前期和中期。目前已出版了各种比较详细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在基本内容上,本书结束之后,可以和这些近代史著作相衔接。”

   直至90年代初,陈生玺、杜家骥先生著《清史研究概说》在对清史研究进行学术史回顾时,重点也是介绍清前期和中期史的研究,几乎未将近代史学界的晚清史研究列入其中,便是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清史学界普遍将晚清史划归中国近代史学科范畴的现实。

   晚清史与清史研究相分裂的状况不利于推进学术发展,造成清史与中国近代史两个学科之间产生巨大隔阂:研究晚清中国近代史的不问清史学界的研究;研究清史的不知近代史学界的晚清史研究。一个明显的例子是,20世纪70年代末,清史学界酝酿启动清史编纂工程时,虽然有意将晚清历史重新纳入清史范畴,计划以鸦片战争为界,分上下编撰写,但由于不了解国内近代史学界在晚清史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研究队伍,或出于学科壁垒,认为“国内研究鸦片战争以前清代历史的人员较多,机构也比较充实,目前先搞出上编的规划,待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另行组织力量,制定下编的规划”。这显然没有将近代史学界的晚清史研究看作清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清史学界与中国近代史学界存在的这种学科壁垒,甚至在21世纪初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刚启动之际仍在影响着清史编纂工作。原中国史学会会长、知名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张海鹏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即将启动之际,我参加一个座谈会,一个研究清史的著名学者开出一个清史著作书目,竟都是嘉庆以前的,我问道光以后的算不算清史,那位先生无以应对。还是在那个时候,一位今天在清史编纂工程中担任重要任务的学者,说自己并不适合在清史工程中担任职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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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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