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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志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

更新时间:2015-06-02 22:31:26
作者: 崔志海  

   在晚清政治史上,1911年的辛亥革命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它不但推翻了清朝的统治,而且结束了沿袭二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和亚洲历史上创建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然而,辛亥革命的这一重大历史功绩并不是1911年突然创造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斗争过程。一般来说,国内学者和论著大多以1894年革命党人孙中山创立兴中会、从事反清起义,直至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推翻清朝统治和建立民国这段历史,作为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对象。

   对于这样一场持续十余年之久的大革命,国内学界的研究内容是极为丰富的,既涉及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动,也涉及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的流变;既研究这一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革命和宣传活动,也研究这一时期立宪派的立宪活动和下层民众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及其与革命的关系;既研究这一时期民族危机的加深,也研究这一时期清朝朝政的变革及其影响;等等。本文以时间为经,以问题史研究为纬,着重从政治事件史角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做一综合考察,以期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目的。

   一、研究概述

   辛亥革命作为晚清历史上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但受国内政治形势及学术思潮的影响,辛亥革命史研究也同近代史其他研究领域一样,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过程,大致可分建国初期、“文革”时期,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繁荣发展和90年代之后的守望和拓展四个时期。

   建国初期,即1949—1965年间,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起步阶段。在这15年里,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受“历史纪念周年”的影响,曾出现两次热潮:第一次热潮受195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驱动;第二次热潮则受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驱动。在这两次热潮驱动下,辛亥革命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国内出版的有关辛亥革命的著作50余种,资料30余种,论文500篇左右,使辛亥革命史研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文革”时期,即1966—1976年间,为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遭受挫折阶段。1966年适逢孙中山诞辰100周年,本应该是研究辛亥革命史的一个“大年”,但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特殊政治气氛下,除周恩来、董必武、何香凝三位国家领导人在北京纪念会上的三篇讲话和《人民日报》刊载的宋庆龄、程潜两篇纪念文章外,学术界居然没有发表一篇学术性论文。自此之后,辛亥革命史研究即进入一个冰冻时期,直至1971年底,出版界和报刊上有关辛亥革命的论著一直保持“零”纪录。在1972—1976年“文革”的后5年里,虽然出版了20来种与辛亥革命有关的著作、译述和资料书,发表了70多篇相关文章和论文,但这一时期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受影射史学的影响,几乎被当时国内政治斗争所绑架,被纳入“儒法斗争”史的叙述范畴,横遭践踏。

   改革开放初期,即1977—1991年间,为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重新崛起和繁荣阶段。在这15年里,国内发表的有关辛亥革命的论文逐年增加:1977年16篇,1978年22篇,1979年57篇,1980年156篇。经过4年的恢复,辛亥革命史研究于1981年迎来空前繁荣局面。是年,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除10月中旬在武汉召开由中国史学会和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共同主办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外,上海、湖南、广西、浙江、四川、广东、江苏、安徽、贵州、云南、河南、山西、辽宁、宁夏等省市也先后举办纪念活动和学术讨论会;当年发表的辛亥革命史文章和论文多达1200余篇。此后,国内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即进入一个平稳发展时期,在1982—1991年的10年里,发表的论文平均每年450篇。在1977—1991年的15年里,国内总计发表论文6000篇、著作200多种,特别是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版)、李新主编的二卷本《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中华书局1981、1982年版)和金冲及、胡绳武合著的四卷本《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985、1991年版)等三部大型学术著作的相继问世,标志着辛亥革命史研究大体臻于成熟。而1991年同年出版的三部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学术史著作,即章开沅等编著的《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览》和林增平等主编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以及李喜所、凌东夫主编的《辛亥革命研究一览》,不但对1990年以前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学术历程做了全面系统的回顾和总结,同时也具体反映了80年代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空前繁荣。

   1992年之后,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进入守望和拓展阶段。在经历80年代的大繁荣和大发展之后,辛亥革命史研究在进入90年代之后虽然继续受到重视,但较诸80年代明显有所冷却。自1992年开始,直至2011年,国内发表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论文数量明显减少,每年200篇左右,并且论文学术质量也有所下降,低水平的重复之作增多。同时,研究重心亦多有转变。

   90年代之后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出现的第一个转向,是加强了对革命对立面清朝政府及革命派之外的社会和政治势力的研究。这在这一时期发表和出版的论文、著作和资料中得到充分体现。以发表的论文来说,1992年之前主要以革命派为研究对象,以清政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比重很小。在1980—1991年12年里,前者与后者论文数量之比,除1988年达到10:2和1990年达到10:3之外,其余年份都在10:1左右,平均为10:1.3(1.267)。进入1992年之后,以清政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数量逐年上升,与以革命派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数量之比,由是年的2.5:10到1998年的6.3:10,至2003年则开始反超后者,为12.8:10。

   90年代之后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发生的第二个转向,是由单纯的政治事件史转向社会史和现代化史研究。许多学者在他们撰写的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述中将此作为一个拓展方向。如严昌洪、马敏在《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一文中即建议要自觉加强对辛亥革命的社会史研究,指出:“辛亥革命固然是一个政治事件,但它涉及广泛、复杂的社会变动。因此,完全可以从社会史的角度,运用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对之进行‘整体’、‘综合’的研究,使之形成‘总体史’、‘综合史’的格局。这样做的结果,并不是将辛亥革命史从政治史的范畴中剥离出来,而是进行研究范式的改造,突破仅仅从政治局面去解释历史的局限,使之在眼界、方法、材料上统统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大大丰富研究者的思想和研究的内容。回顾近20年来,辛亥革命史研究其实正在悄悄经历一场研究范式的转移,只是还没有自觉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罢了。”

   在辛亥革命史由单纯政治事件史向社会史和现代化史研究转型方面,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章开沅主持的商会与绅商研究最为典型。其中,朱英的《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和《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三部著作,经由对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的研究,进而以商会为中心探讨中国近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马敏的《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版,与朱英合著)和《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两部著作,经由对苏州商会的个案研究,进而扩大到探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官、商关系的变化及其影响。虞和平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则通过对商会组织、功能及其活动的考察,既具体揭示商会组织的自身现代化历程,同时也展示商会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推动中国近代民主政治以及争取民族独立运动中的角色和作用。此外,桑兵的《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和《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两部著作,分别对辛亥时期新知识界社团的组织和活动以及新式学堂学生群体的发展以及他们的思维、行为倾向和政治活动等做了具体考察和分析,从中揭示辛亥时期新知识界社团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关系,以及新式学堂学生群体在清末民初知识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影响。章开沅、马敏、朱英主编的《辛亥革命前后的官绅商学》则是这一时期该研究领域的一部综合之作。该著从晚清、民国两个时期探讨了中国近代社会中官、绅、商、学的相互关系及其角色和功能,内容涉及社会转型中的晚清督抚群体、国民党执政时期县长的人事嬗递与群体角色、社会转型中的近代绅商、近代乡绅与宗族社会、从商会看近代中国的官商关系、近代商与学的互动及其影响、知识分子的角色与社会功能、近代官绅商学与宗教八个论题。这些研究成果极大丰富和深化了国内学界对辛亥时期资产阶级和社会群体的研究。

   90年代之后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出现的第三个转向,是明显加强了“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这种“后辛亥革命史”研究根据其内容,又分为两个不同的路径。第一个研究路径基本上是以往有关辛亥革命历史地位、影响和意义讨论的一个自然延伸,只是从一个更长时段,同时结合现代化史研究视角,探讨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政治现代化及社会和文化历史进程的影响。如章开沅、罗福惠主编的《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从辛亥革命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资产阶级与中国资本主义、社会心态的演进和孙中山先生的继续探索,辛亥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等方面,论述了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他们主编的另一部著作《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则从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思想的演变、辛亥革命与清末民初的民族国家认同、辛亥革命与民初议会政治、辛亥革命与北京临时政府的制度建设、辛亥革命与民国政权建设、训政与宪政——从孙中山到蒋介石、辛亥革命与中国政党政治、辛亥革命对中国外交的影响、辛亥革命与祖国统一大业九个方面,比较系统地探讨了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政治的影响。朱英主编的《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报刊舆论、城市变革、民间社会和农村社会等方面,综合考察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变迁所产生的影响,内容涉及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辛亥革命后的经济政策与经济发展、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文化、辛亥革命时期以《申报》为代表的报刊舆论政治倾向的变化、辛亥革命与近代教育变迁、辛亥革命与商界商会的发展、辛亥革命与近代城市变革、辛亥革命与近代农村社会变迁等论题。这些研究成果丰富和深化了对辛亥革命历史意义的探讨和认识。

“后辛亥革命史”的第二个研究路径与前一路径不同,它更多的是受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影响和启发,或不自觉地契合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着重探讨辛亥革命时期一些重大史事和人物如何被后人建构并被赋予意义,对前述突出辛亥革命历史意义的研究路径实际上具有后现代主义史学所固有的“解构”和“颠覆”作用。如张海鹏的《50年来中国大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与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6期)和《五十年来中国大陆对孙中山的纪念和评价》(《党的文献》2001年第5期)两文,分别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之后50年里大陆的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纪念活动如何在不同时代被赋予不同意义,指出这些纪念活动固然由于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同时也是“现实政治的需要”。王敏通过对“苏报案”的再研究,不但揭示了这一事件中两位主角章太炎和邹容在法庭上的真实表现,并对“苏报案”发生后一百多年间中外报刊、政治宣传读物以及电影戏剧等文艺作品对章太炎和邹容英雄形象的建构过程做了系统的梳理和论述,从而说明“苏报案”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是如何被赋予各种政治意义并被意识形态化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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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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