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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鹏:回到国家建构:对清史研究中帝国主义路径的再分析

更新时间:2019-10-30 22:45:21
作者: 刘文鹏  

  

   作为新清史的基础理论之 一,濮德培 (Peter Perdue)等人提倡的满洲殖民主义 (Manchu Colonialism),对我们以往所理解的清朝的国家构建构成一种挑战。这种在西方殖民主义论语体系下建构的观念,提醒我们应该用政治学的方法与视野重构一种有关国家历史的宏大叙事,以纠正过去研究中的碎片化倾向,将史学家们的关注点从过去一度盛行的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上转移开来,把“国家”带回历史研究的视野之中,重新审视国家构建问题。笔者认为,我们在批评西方学者满洲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同时,也应该借鉴“国家构建”(State Building)的概念和理论,将清代历史研究转到整体性宏观叙事的路径上来。

  

一、“殖民帝国”理论在清代历史研究中的运用


   近年来,新清史在国内学术界引起激烈的争论。回顾欧美中国史研究近三十年的学术发展会发现,在新清史兴起之前,把“殖民帝国”理论运用到清代历史的解释上已经是西方历史学界一股强劲的学术思潮。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濮德培、罗友枝(Evelyn Rawski)、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何罗娜(Laura Hostetler)、狄宇宙(Nicola Di Cosma)等人,他们发表的相关论著,都以“帝国主义”为核心概念,分别探讨清帝国在西北、西南、东南地区的殖民统治。这些学者受到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影响,试图用一种新的标准来突破20世纪初列宁将帝国主义界定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经典理论。他们持一个基本相似的观点,即清帝国在17—18 世纪的扩张,与英、法等世界其他列强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扩张是同步的,这不仅表现在清朝向蒙、藏、新疆等内亚边疆地区和西南云贵、东南沿海台湾等地区的武力征服,而且包括满人作为最高统治族群,采取了封闭的八旗制度、强制推行满人文化、拒绝汉化等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并以理藩院为殖民管理机构、依托地方精英对内亚边疆地区进行间接管理;为了更好地管理,清帝国甚至大大提高地图绘制技术,编制族群图谱。而这些措施与西方列强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的殖民主义政策非常相似。由此得出结论,清朝也是也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与英、法、奥斯曼土耳其、哈布斯堡王朝、莫卧儿帝国、俄罗斯帝国等一样,都在18世纪进行了大规模的殖民扩张,具有鲜明的帝国主义性质。在此,他们经常用傅礼初(Joseph Fleteher)提出的“平行发展”来代指全球帝国主义发展的同步性。在这些学者当中,专门研究清朝如何征服蒙古、新疆地区的罗友枝、濮德培、米华健,被视为新清史的重要代表,但狄宇宙、何罗娜、邓津华等却没有被列入新清史学者的行列,可见,“殖民帝国”思潮与新清史思潮之间并非完全重合,它们既有交叉,又有所区分。

  

   罗友枝进一步指出,清朝是一个在内亚边疆地区展开殖民统治、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帝国,这种特点独一无二,纯属满洲人的创造,因此与中国以前的王朝截然不同,明清并非一体。所以,中国早期现代性的建构是以清朝的建立为标志的,而非经济史学家宣称的那样,始于明代。罗友枝关于中国早期现代性始于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清帝国之建立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傅礼初的启发,后者提出影响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主要因素除了与西方的关系、中国自身经济的发展,还要关注清朝在内亚边疆地区的作为。

  

   以上诸位学者在全球史观下所做的比较研究,看似宏大,其主要观点也非常具有挑战性,但却并没有进行真正的比较研究。因为在他们的论著中,缺少对欧洲列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分析,更没有对奥斯曼土耳其、哈布斯堡王朝、莫卧儿王朝如何推行帝国主义的分析与研究,所以他们做的是一种不完全的比较。

  

   由于这些观点存在理论上的缺陷,以及在寻找历史史实支持上的刻意性和主观性,因此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土耳其学者迈克尔·艾德斯批评了濮德培关于清帝国主义的观点,认为濮德培过于追求宏观比较,而忽略了清朝的很多具体历史特点,他所概括的帝国主义的几个特点,并不一定适用于清帝国。清帝国没有在内亚边疆地区开展以获得经济利益为目的的武力征服,清帝国在边疆地区的管理具有明显的直接特征而非通过地方精英进行统治的间接管理;移民对中国来说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历史现象,与西方向新占领区的殖民根本不同;新占领地区对于帝国的重要性也完全不同。而对罗友枝将清帝国的建立视为中国早期现代性开始的观点,金世杰(Jack Goldstone)认为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他指出,在1700年时,从不列颠群岛到中国海的欧亚大陆,民族国家极少存在,多民族的帝国、多语言的联邦和充满野心的君主政体是常态。所以,“现代性还远未见端倪”,在这些国家,人口与资源的平衡,精英阶层的流动和行政稳定的平衡,以及物价上涨及其对国家财政影响的平衡等,基本上都是相似的。

  

   这种满洲殖民主义理论的来源是什么? 为了证明清朝是一个殖民帝国,濮德培等人还借鉴了两种成果,一是学术界已有的关于界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标准,即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具有什么特征,在清朝能否找到。但实际上我们看到,他们找到的那些标准既不是奥斯曼土耳其的,也不是俄罗斯的,只是来自于英、法等西欧列强的。在以往历史学界的这种中西比较研究中,按照西方的某种标准,为中国历史的某些现象打上标签,往往被证明存在很多问题。如在对中国为什么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探讨中,中国什么时候开始有商品经济、到底有没有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最终还是会回到西欧中心论的窠臼。二是到底如何来界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此,供濮德培借鉴了在殖民主义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德国学者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的研究。

  

   奥斯特哈默曾于1997年出版《殖民主义理论评述》(Colonialism: Theoretical Overview)一书,这部著作被认为找到了研究殖民主义的新路径,其方法简洁而且具有洞察力。在这部著作中,奥斯特哈默研究了从近代早期到21世纪殖民和反殖民的过程,他认为以往关于殖民主义的研究大多把殖民主义看作帝国的征服、剥削和统治,但在他看来,殖民地的社会形式并不是对统治帝国的复制,也不是殖民化之前的社会,而是一种具有新的方向和特征的混合体。在这方面,奥斯特哈默最重要的一个学术贡献便是通过考察世界历史上不同形式的殖民历史,区分了殖民、殖民化和殖民主义概念。他将历史上的殖民化区分为六种形式: 全部人群或社会的整体性迁移、数量众多的个体迁移但不自行创建新殖民地、边境殖民化、海外移居殖民化、建立帝国的政府形式、建设海上网络的形式。奥斯特哈默关于殖民主义的这些理论研究成为濮德培等人提出满洲殖民主义的直接理论基础之一。

  

   除此之外,奥斯特哈默还对全球史视域下帝国与帝国主义的发展史做了宏观探讨。在他看来,帝国是国家的主要形式之一,在人类历史上是一种普遍性的存在,直到20世纪,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这种政治组织才趋于消亡,让位于新兴的现代民族国家。在此,他赞同金世杰的观点,即在17—19世纪,强大的帝国并没有给民族国家兴起的机会,帝国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形式不足以成为建构现代性的标志。他认为在国家建构方面,现代民族国家的标志应该是国家权力行使的理性化。虽然在18世纪时,清帝国与其他帝国一样,具有相似的中央收权、官僚体制、多元文化等共同特点,但奥斯特哈默指出,进入19世纪以后,清帝国的政治体系并没有酝酿出现代性的因素:即权力行使的随意性仍然没有受到理性的约束。他认为,清朝自嘉庆皇帝以后,就再没有出现能够约束官员群体遵纪守法、正直本分的强大君主,也未能对中国的两大关键支柱——军队和财政管理部门进行改革,从而导致国家能力的下降,以至于在面对世纪之交出现的革命运动时,官僚机构束手无策。可见,奥斯特哈默更注重从政治权力运行的理性化角度去界定一个国家是一个传统帝国还是现代民族国家。这种研究路径也是当代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常用的一种方法,福山同样指出,中国的制度早熟,早在汉代已经堪称完善,但需要依赖好皇帝,且无法约束坏皇帝。

  

   奥斯特哈默对全球范围内主要的帝国进行了宏观的比较研究,试图给帝国主义下一个更为宽泛的定义,他将帝国主义界定为一种帝国的政治行为,即以帝国征服与统治为目标的各种行为的总和,并试图解构20世纪初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经典概念。他反对从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来界定帝国主义,不同意从经济(工业化)角度建构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他认为帝国主义并非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工业化的结果,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只是一个特例,并不具有普遍性。西方列强开始殖民地最初并不是为了获得产品倾销地和原料产地,当英国开始在印度进行殖民时,工业化尚未开始。后来发生的工业化只是强化了帝国的征服能力。③ 有帝国,必然有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帝国的当然属性,奥斯特哈默的这些观点与濮德培、米华健等人的观点是大体一致的。

  

二、对清帝国主义研究的路径分析


   奥斯特哈默、濮德培等西方学者为什么要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泛化为人类历史的常态?为什么要将清王朝这样一个在19世纪作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受害者的国家,反过来描述成为一个同西方列强一样推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帝国?笔者试图从两个方面来评价这种研究。

  

   第一,帝国殖民理论的意识形态色彩。

  

   奥斯特哈默等人关于帝国非理性的探讨是为了证明其通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必然趋势,这其中包含了明确的意识形态色彩。

  

   濮德培表示,对清帝国的研究,是出于一种现实关怀。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崛起,如何概括中国强盛的根源及其未来发展趋向,成为很多西方学者思考的问题。而清王朝时期的中国在18 世纪时曾表现出强国的气象,与现代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目前的发展已经呈现出当时欧洲列强那种在全世界咄咄逼人的发展态势,因此不得不考虑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及其给世界带来的影响。濮德培、米华健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流露出这样的意思: 现代中国在疆域上承袭了清代的衣钵,“帝国主义”的内容仍然包含其中。中国对边疆地区的管理是从清朝开始的,但“中国的西征”不是一个在清代已经完成的使命,而是现在仍在继续的国家行为。中国虽然不能建构像清朝那样的普世性政治认同,但仍然像清朝一样依赖武力统治内亚边疆地区。这种逻辑推论必然直接质疑当代中国国家建构的合法性。因此,我们不得不说,这种殖民帝国理论背后隐蔽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

  

   笔者认为,从逻辑上看,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概念的普遍化、常态化,将殖民帝国理论运用到清朝历史的解释上,使帝国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会导致历史现象可比性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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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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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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