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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瑜:明清史与近代史:一个社会史视角的反思

更新时间:2019-08-04 23:58:01
作者: 赵世瑜  

   内容提要:在近几十年中国大陆的历史学界,明清史和近代史是两个取得了重大成就的研究领域;但与此同时,两个在时间上接续的历史时段中间出现了一道鸿沟——两段历史各有其问题意识,学者们向我们展示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和历史叙述方式。但是,出自明清史的社会史研究者从他们的实践出发,对传统明清史和近代史研究之间的这种断裂进行了反思。在更加多元和复杂、而非单线的问题意识之下,重新认识这一段历史的内在脉络,从而有可能使双方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进行讨论。

   关 键 词:明清史  近代史  社会史

  

   在中国历史学界,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研究都是取得了突出成就的领域;而在这两个领域中,明清史又与近代史有着时段上的直接联系,因此,在研究主题上,应该具有相当的连贯性。在近年来的研究及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对话中,一些明清史和近代史学者的努力也得到了多方面的关注。在这其中,两个领域中的一部分学者开始进行积极的对话,使长期被人为隔绝、甚至对立的两个领域有了沟通。但是,就这两个领域中的主流研究来看,自说自话、各有各的话题、各有各的研究模式,还是很普遍的现象①。对这种情形,实在有必要加以探讨和反思,以推进双方的互动和发展。因此,本文是一项学术史意义上的回顾性研究,它侧重的依然是史学研究创新过程中的理论模式与具体实践之间的张力,尽管是有明确指向性的,但却完全无意进行微观层面上的批评指摘。

  

   一、问题(topic)的缘起

  

   “明清史”、“近代史”和“社会史”这三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概念,并不完全是传统的、甚至本土的概念。

   在传统史学中,有“明史”,也可以有“清史”②,但是不会有“明清史”。将明和清并列到一起,不仅表明他们不是“明朝”和“清朝”、而是“明代”和“清代”的合并概念,既淡化其正统的王朝世系因素,强化其时期的因素,而且表明人们已把明和清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一个历史时段,或即共同代表着王朝史的衰落期——这当然是事后总结出来的看法。“近代史”这个概念是个西方的舶来品,在英文中即modern history或history of modern times,传到日本后曾被译为“近世”,这些已被许多学者谈及,不赘述。当然,这个概念在中国学术界使用的时间也许比“明清史”还要早些,在清末民初并不罕见了。而“社会史”(social history)这个概念当然也是从西方传来的,民国时期便已颇为流行,甚至在那时发生了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社会史大论战”。这三个概念的共性,就在于它们都是20世纪初的产物,都是“新”概念。在当时,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张力远没有今天这样大,这当然与具体的实践者及其赋予这些概念的内涵有关系。

   在今天看来,这三个概念又的确代表着不同的取向。它们曾经历时性地代表着三种不同时代的史学范式:

   “明清史”毕竟以客观存在的政权或国号为时间标记,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王朝体系史,至少是具有浓重王朝体系史痕迹的写史方式③。此种方式古已有之,且中外皆然,今天我们将其归为断代史。“近代史”则以主观判定的时代为时间标记,代表着一种具有某种科学思维特点的历史认知方式。这是“近代”以后从西方产生的,对中国来说是舶来品。把历史分为“古代”、“中世纪”、“近(现)代”是比较晚近的事。所以,一方面他们是根据自己所处时代向回推,离自己最近的就是modern,最远的是ancient,夹在中间的就是mediaeval或者middle ages;另一方面,它们之间的分期界线也是根据近代以后产生的认识来划定的,古代与中世纪之间是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中世纪与近(现)代之间是文艺复兴和新航路开辟(也有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与工业革命),这些都是近代思想的成果。特别是由于“近代”被视为人类历史上意义最为重大的转折点——不是“之一”,因此带来一系列对于历史认知和写作产生重大影响和争论的概念:前近(现)代(pre-modernity)、早期近(现)代(early modernity)、后近(现)代(post-modernity)等等,无论前后左右,都是围绕着近代这个概念转的。近代史这个概念及这个领域或学科,也毋庸置疑是近代的产物。与前两者不同,社会史的定语已经不再是一种时间标记,那就是说,它的革命性的或者突破性的意义就在于,它要突破一个被某种意识形态因素限制和困扰着的时间范围,而把表意时间的角色留给“史”去担当,这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问题。这三者背后的语境关系如果得到较透彻的理解,我们的研究就会不断呈现“柳暗花明”的前景。

   在当下关于中国史的研究中,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在目前冠以这三个名目的领域中,有着最为活跃的研究群体和比较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如果说在日本,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和唐宋的学者及其成果,与研究后面历史的一样出色,那么在美国,研究明清以至民国历史的群体则要比研究前面的群体大得多。可能是由于所研究的时段特征和资料的缘故,无论是明清史、近代史还是社会史研究的学者,较多注意理论和方法的思考、范式和概念工具的更新,较多注意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互动,从社会史(类似地,从新思想史、新文化史、新法制史)的视角观察问题的,亦多为明清史和近代史学者——也许正是“现代化”或“现代性”这个主题,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这使我们的讨论可以建立在可以相互理解和取得共识的基础之上。

   如前所述,从所描述的时代看,“明清”和“近代”在时间上是前后接续的,甚至包括了近代中的晚清部分。它们接得如此之紧,以至清史学者难得经常把自己看成与研究商周史者同样的“古代史”研究者。其实,在长期的历史研究实践中,先秦史或秦汉史与明清史并存于“中国古代史”中,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这并不意味着学者们认为,这些时段之间并不存在差别,或者它们完全同质。如果认真思考一下,如果我们真地认为一前一后两个历史时段具有本质上相同的特征,那等于说中国真的是一个停滞的、甚至是静止的社会。与此同时,说得夸张些,近现代史学者有时会不自觉地将明清史视同于唐宋或许更早,其具体表现在于1840年的“断裂”得到了极大的强调,而明清与唐宋之间的“断裂”——假如确有这个“断裂”的话——显然不可与前者同日而语。这一方面是忽略了明清史与晚清以降的历史之间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则是将社会变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简化了,简化为只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碰撞——资本主义化或殖民地半殖民地化——才是真正的或唯一的剧烈社会变革。

   事实上,我们较少对为什么强调“近代”的划时代或转折点意义进行学术史的反思,而将其作为“应然”接受下来。为什么近代这个转折或断裂比任何其他转折或断裂意义都更重大?是不是真的因为它创造了超过以往的巨大的生产力?以东南沿海地区为例,我们无可否认近代开埠给这些地区带来的巨大变化,但正如研究珠江三角洲的学者告诉我们的,当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广州去南边的黄埔、甚至中山之时,需要花费大半天的时间,路上需要不断地换车和轮渡,而仅仅过了二十年,人们只需要1小时左右的车程,眼前的聚落格局和社会生态已根本改观。在最近的二十年中发生的变化,可能比此前的一个世纪发生的变化更大,这是否可以说标志着另一个全新的时代的开始?无论如何,因为有了对“近代”的追求,才有了“启蒙时代”,有了“萌芽”等等,它们都是以“近代”为指归的。这些对历史时段的表达都是掌握了话语霸权的近代人群体所发明的,后者并不考虑在他们之前的那些人如何思考他们自己的时代,因为那些人“俱往矣”。

   “明清”和“近代”及其“史”都是标记时间的符号,至于研究“明清”或“近代”的什么“史”,显然在这里没有清晰表述出来。这一表述有赖于不同的时代,中国传统的典章、纪传、风土、五行等等到现在让位给了政治、军事、经济、法律、文化等等。这里面除了“本土话语缺失”的问题以外,本来并无大碍,但现在由于前两个概念的存在且形成根深蒂固的不同“学科”,而在“社会史”前面冠以“明清”或者“近代”的时间标记,问题便凸显出来。

  

   二、问题(problems)的凸显

  

   “近代”是某种历史分期(periodization)的产物,分期就要考虑上下限的问题。几十年来,近代史较多考虑下限的问题,较少考虑上限的问题,除了意识形态因素外,主要是由于对断裂和连续性的判断——1840年作为标志,与以前的时代有明显的断裂,而跨越1911年,前后的两个时期有明显的连续性,就好像宋与唐的连用比宋元的连用更让人觉得习惯一样④。这个断裂体现在哪里呢?那就是帝国主义的入侵及其影响。这个模式的不足在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已经清楚地得到了讨论,毋庸赘述。问题不在于强调这个断裂是否恰当,而在于在这个前提下讨论“近代”的社会史,或者讨论众说纷纭的“现代化”问题,是否可以和不引入这些概念的传统讨论具有本质的差异呢?一旦前提确定,结论怎么有可能突破呢?无非是解释和评价发生了反转,从单一强调帝国主义侵略变成同时强调西方现代化输入,一切的“社会”历史现象,无非是洋化及其本土反应而已,不同的只是过去讨论战争、机器、制度,现在则加上些衣、食、住、行、玩、乐罢了。

   近代史中聚讼纷纭的“革命”模式和“现代化”模式也是这样,难道近代历史上志士仁人的革命不是为了追求现代化吗?难道追求和建设现代化不是一场革命吗?它们怎么突然变得对立起来了?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对“现代化”和“革命”的理解是否过于狭隘,我们是否只是把它们视为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种被动的反应,而较少思考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脉络,较少思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明清史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为什么不说元明史、偏偏明清连用呢?两个北方族群建立的王朝夹着一个汉人王朝,这其中清人强调“清承明制”,明人、特别是朱元璋强调“一反胡元之政”,好像一个是更多连续,一个更多断裂。我们需要对这些说法的产生多做一些反思:清人强调“清承明制”,是有他们重建和稳定秩序的考虑的,在相当程度上也的确是事实,但毕竟不是这么简单的,清人也是有许多自己的创造的,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不可能建立一个空前多元的、地域广大的统一帝国。假如我们看看王朝更迭时期的战争,元末汉人自己打得比和蒙古人打得激烈得多,明朝人把蒙古赶出关外,用了一年左右时间,而清兵入关到统治基本稳定,经历了四十年战乱。我们认真思考明朝、特别是明前期制度的历史,和元朝的渊源关系是非常直接的,比如军事制度,明朝对元朝的继承关系是很清楚的,而清朝对明朝就改变了。我们不得不去思考我们在何种程度上受到当时的主流文献的误导,我们面对史料的方法,究竟应该是把它当作历史真实的全面反映,不假思索地拿来就用,还是需要对史料的作者、对该作者为何及如何制造该史料进行了解,才能真正地理解史料?

明清史、特别是清史的研究者,往往自动放弃了对道光二十年(1840年)以后历史的探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近代史已在现行学科体制内被单独划分出去,从教学到研究已成相对独立的单元,他人无从涉足;另一方面是近代史所讨论的主题与明清史完全无关,顶多是在中外关系方面——比如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来华、乾隆年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等——为近代史的主题作一些铺垫,相反,倒是论证清统治者恪守传统的“重本抑末”国策、举出乾隆皇帝自称“天朝大国无所不有”那段名言——无论是否符合事实,为近代史定位清朝盲目自大、必然被动挨打提供依据。其结果是,明清史长期以来讨论的问题都是被局限在一个传统社会、“古代史”的框架内,讨论明清社会如何衰落,某些新的因素如何受到制度的阻滞而夭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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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05年 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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