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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瑜 杜正贞:太阳生日:东南沿海地区对崇祯之死的历史记忆

更新时间:2019-09-05 22:51:08
作者: 赵世瑜   杜正贞  

   内容提要:太阳生日及其信仰习俗一直流传于东南沿海一带,研究者或对此不明所以,或以其为天地会所创,实不知其隐含着当地明遗民对灭亡的明王朝的怀念,通过民俗的形式寄托着他们对鼎革的历史记忆。对这个文化隐喻,从“地方性话语”和“历史记忆”的理路出发,进行破解,或可得其深意,同时也可反映出从社会史的视角重新观察重大政治事件的努力。

   关 键 词:太阳生日  地方性话语  历史记忆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清顺治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农民军攻克北京,明朝的末代君主朱由检走投无路,奔煤山自缢,自此,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的明朝寿终正寝。对于明朝的灭亡和崇祯皇帝的死,从当时开始就多有人评论,后世的史学家也因为1644年的改朝换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而对此颇多论说。但是很少有人想到,不久之后,这样一个政治事件竟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地方性话语”,化为一种特殊的民俗传统,具有了特殊的文化象征意义。

  

   一、“太阳生日”的传说与习俗

  

   1925年3月15日,鲁迅在给傅筑夫、梁绳祎(容若)的信中提及:“中国人至今未脱原始思想,的确尚有新神话发生,譬如‘日’之神话,《山海经》中有之,但吾乡(绍兴)皆谓太阳之生日为三月十九日,此非小说,非童话,实亦神话,因众皆信之也。”[1](P66-67)关于此是否“新神话”,民间文学界专门进行过讨论,但无论如何,讨论者没有注意到这个故事的背后,隐藏着对明清交替的历史记忆。[2](P227)[3](P1)

   三月十九日太阳生日的习俗在东南沿海地区普遍存在,也引起了民俗学家的关注。有学者发现,“太阳的生日南北并不一致,北方很多地方以二月初一为太阳生日,吴越地区则为三月十九(注:三月十九那天,日出正好在卯时正,故以是日为太阳生日)。这一天,家家户户在门口插上蜡烛,妇女三五成群,念佛宿山。此风以绍兴地区为盛”[4](P508)。在湖州地区,人们“认定三月十九日是太阳菩萨的生日”,并流传下来这样的《太阳经》:“太阳明明珠光佛,四大神州照乾坤。太阳一出满天红,晓夜行来不住停。行得快来催人老,行得迟来不留存。家家门前都行过,碰着后生叫小名。恼了二神归山去,饿死黎民苦众生。天上呒我呒晓夜,地下非我没收成。世间呒我来行动,昼夜不分苦万分。太阳三月十九生,家家念佛点红灯。位上神明有人敬,呒人敬我太阳星。有人传我太阳经,合家老小免灾星。呒人念我太阳经,眼前就是地狱门。太阳明明珠光佛,传与善男信女人。每日清晨诵七遍,永世不走地狱门。临终之时生净土,九泉七祖尽超生。务望虔心行到老,后世福禄寿康宁。”(黄景秋讲唱)[5](P447,59)

   这种《太阳经》在各地流传,版本多有差异,如在宁波慈溪采集到的则是:“念念太阳经,太阳三月十九卯时生。太阳出来照四方,普照大地万物生。一照东方太阳升,二照南海观世音。三照西方千重佛,四照北方地狱门。东南西北都照到,风调雨顺国太平。有人念我太阳经,合家老小无灾星。世上太阳最公平,穷不欺来富不捧,照在人间世上一样闻。世上若无太阳照,万物皆空化灰尘。善男信女来修行,修行先念太阳经。”(注:姜彬主编:《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507页注①。另外在《宝卷六种》之中,有民国时期顾大荣所抄《王大娘宝卷》,其中有“三月十九太阳生,善人念佛点天灯。眼前活佛须敬重,德道之人放光明”等语。)[4](P507)

   从内容来看,这些文字都是一些善书宝卷,除了宣扬因果报应思想外,还含有平等平均的思想,因而带有浓厚的民间宗教色彩。但是除了提出太阳三月十九日生和“太阳明明珠光佛”这样含义隐晦的词句外,并没有发现与明朝灭亡事件的直接联系。即便如此,在其它地区流传的类似善书宝卷,甚至都没有提到“太阳三月十九日生”或“太阳明明珠光佛”这样的词句,可见这是一种颇具地方性的异文(注:如湖北公安县的《敬太阳神》:“太阳神,太阳神,太阳冬月十九生,六月初一登殿门。”神农架发现的《太阳经》说:“太阳冬月十九生,家家念佛点红灯。”参见韩致中未刊稿《太阳崇拜和太阳神话》,第5页。又清乾隆间在湖北白阳教徒李元义家抄出的《太阳经》说:“太阳经,太阳经,太阳出现满天红,家家门首都走到,道你众生叫小名。……太阳冬月十九生,家家念佛点天灯。……”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初五日《军机处录副奏折》。转引自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第1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但是也有一些民俗调查发现了太阳生日与明朝及崇祯皇帝的关系。比如在温州地方,“民间相传,三月十九为太阳生日。经考查,实则为明思宗殉国日,平阳一带妇女在这天拜经持斋”[6](P215)[7](P393)。而绍兴东浦镇文化站的诸国良搜集的《太阳菩萨的故事》则是这样说的:

   旧时,绍兴人每逢三月十九都要请太阳菩萨,说是这天是太阳菩萨的生日。

   其实它的出处还是在明朝末年,那时崇祯皇帝在位,李自成造反,带兵逼近京城。崇祯皇帝逃上煤山,被迫上了吊。有个明朝的大将叫吴三桂的,引进了清兵入关,虽然打击了李自成,但北京城反被清兵占去了。明朝皇宫内的皇族全被杀害,只逃出了崇祯皇帝的第三个女儿。她隐蔽在一个尼姑庵里,落发修行。因为三月十九日是崇祯皇帝归天的日子,也算是明皇朝覆灭的日子。这位三公主哀悼父亲的死难和亡国之痛,亲自编了一卷《太阳经》,在民间传散,假说三月十九日是太阳神的生日,让百姓都来祭祀,巧妙地瞒过了清朝的皇帝。

   所以绍兴人所说的太阳菩萨的生日,实际上是崇祯的忌辰与明朝覆灭的日子。(注:讲述人:潘国桢,男,时年65岁,教师,绍兴县东浦薛家桥。)

   除此之外,在湖州地区过去还有朱天庙会,与我们所谈的问题有直接关系。朱天庙里供奉的是朱天大君,“相传即明崇祯皇帝。此庙建于清朝,不能直接表示思念故国故君,因此塑了一尊武士像,赤脚踩小山冈,一手举乾坤圈,一手持檀木棍。小山冈象征崇祯皇帝自缢的景山,乾坤圈是自缢的绳套,檀木棍是投缳于其上的槐树”[6](P399)。到民国年间,乌青镇四月二十四日“俗传朱天君诞,近今香烟亦盛”[8](P12b)。

   这个故事也得到了亲眼目睹者的佐证。周作人曾回忆说:“民国初年我在绍兴,看见大家拜朱天君,据说这所拜的就是崇祯皇帝。朱天君像红脸,被发赤足,手持一圈,云即象征缢索,此外是否尚有一手握蛇。此像虽曾见过,因为系三十年前事,也记不清楚了。”[9](P150)又马叙伦记述说:“英玉欲赴梅白克路松柏里朱天庙进香,属余为导。及至其处,烛火香烟,目为之眩。……朱天大帝者,实则明崇祯皇帝也,故塑像右手持环,左手持棍。邵裴子说:棍以象树,环以象结绳,正拟思宗自缢也。惟此间庙像颈悬人头一串,杭州无之……。杭俗祀朱天甚虔,持斋一个月。杏媞谓上海人持朱天斋,世世相传,不得废也,否则有灾。余谓此皆居丧不食酒肉及示子孙不忘之意耳。”[10](P77)

   以下一段叙述则事关杭州。“杭州人无论男女老幼,莫不崇信朱天菩萨。每当四月二十三、二十四诞日,满城香火供奉,盛极一时。庙亦遍城皆是,而皆附设于他庙,无一独立者。妇孺尤信仰,四月内必茹素斋戒,谓之朱天素。夷考佛经、《封神》,皆无此菩萨,而又独为杭州所有,异哉!或谓朱天者,谓诸天也,其说不足信。殆清初,遗民追念胜朝,托名崇祀,其说或稍近欤?按民间流行讽诵之《太阳经》,即追念明故帝也。”[11](P222)这些都说明,在上海、杭州、湖州、绍兴等地均有此习俗,江浙一带对明亡一事实有特殊的感情。

   让我们回到三月十九太阳生日的问题上来。除了鲁迅兄弟提到的绍兴以外,是否还有其它地区存在这种民间信仰呢?我们不妨罗列一下所见材料。请看浙江鄞县:

   三月十九日,鄞俗以为太阳生日,各寺庙设醮诵经。新增。案《玉芝堂谈荟》十一月十九日日光天子生,《时宪书》亦同,独吾乡在三月十九日。[12](卷2:风俗,P11a-12a)

   浙江定海厅:

   三月十九日,各寺庙设醮诵经。相传为前明国难日,讳之曰太阳生日。案《玉芝堂谈荟》:十一月十九日,日光天子生;《时宪书》亦同,俗易于三月十九日,为忠义之士所更,今沿其旧。[13](卷15:“风俗志”,P6a)

   定海县:

   三月十九日,各寺庙设醮诵经。相传为明朝国难日,讳之曰太阳生日。俗传《太阳经》:太阳明明朱光佛,三月十九午时生,家家户户点红灯等语。朱即明之国姓也。[14](方俗志第十六,“风俗·岁时”,P54a)

   浙江乌青镇:

   十九日相传太阳生日,家家拈香燃烛。明崇祯于是日殉国,或民间怆怀旧君,故名,俟考。[8](P12a)

   浙江杭州:

   十九日,太阳星君诞,比户燃香烛(道书)。[15](卷76,“风俗三”,P19a)

   浙江萧山:

   三月十九日俗称太阳,有集会,设供于庭。妇女彻夜宣佛号者,谓之宿太阳山。按明思宗于三月十九日殉国,遗民痛之,故于是日设供,托言太阳生日以讳饰之,后世沿其事而昧其意。[16](P27a)

   除了在浙江较多发现有关记载以外,在台湾地区也有较多类似记载,但基本上见于近年来新修的地方志中。比如在《台湾省通志稿》(1950年至1965年铅印本)中记载说:“三月……十九日,传为‘太阳诞辰’实则为明思宗殉国之日。以面制豚羊,豚九头,羊十六头,象征太牢之礼,望东祭之。家家点灯,欲其明也。盖遗民惓怀故国,借以寄思,历久遂成俗。”[17](P1367)《基隆县志》(1954年至1959年铅印本,[17]P1588)、《云林县志稿》(1977年至1983年铅印本,[17]P1743)、《台南市志》(1958年至1983年铅印本,[17]P1801)、《高雄县志稿》(1958年至1968年铅印本,[17]P1857)的记载都基本类似,而《台南县志》(1957年至1960年铅印本)则在民间仪式方面记载得略详:“太阳公生(十九日),此日是‘太阳神诞’。家家户户于早晨在庭前向东方设置香案,上置拜具一式,前列糕制小型猪九只、羊十六只为祭品,于是妇女们点烛焚香,望太阳礼祭。究其由来,据说在清统治下的明之遗民,假借太阳诞辰的美名遥祭大明崇祯皇帝于此日在煤山吊槐树殉难之遗俗,一直留传讫今,已有二百余年。”[17](P1827-1828)

   我们知道,在明清代嬗之际,浙江或台湾都是南明抗清力量的重镇,浙江有鲁王政权,张名振、张煌言的抗清力量也主要活动在浙东沿海;台湾则是明郑政权的根据地,在这里演出了许多抵抗与镇压的悲剧。但是,在我们查阅到的浙江地方志中,只有很少的一些记载了太阳生日的习俗;在台湾的地方志中,只是现代修的新方志中有这方面的记述。在清初抗清活动同样激烈的江南其它地区,除了上面所说的朱天庙的信仰以外,也很难见到这类记载。是因为清朝统治时期的忌讳所致呢,还是它本身就是很晚近出现的习俗?比如说,它是晚清时期国家控制力量衰弱的结果,或是革命党宣传反清的产物?

我们也知道,明末清初是被时人称为“天崩地解”的时代,在顺治二年清统治者再下剃发令之前,许多人对明朝的覆亡无动于衷。张履祥说,“崇祯甲申之变,仗义死节者一二十人而外,率皆污伪命者也。其弃职守逃窜者,犹为知廉耻事”[18](P41)。太仓人陈世仪作诗说:“五月四日得先帝惨报确信,四海同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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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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