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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瑜:社会动荡与地方士绅——以明末清初的山西阳城陈氏为例

更新时间:2019-09-05 22:28:15
作者: 赵世瑜  

   地方士绅的问题一直为中外历史学家所瞩目,由于他们在地方社区的突出作用,也往往成为汉学人类学研究乡土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关系时的重要对象,他们不仅具有功名、不仅是致仕的官员,而且可能是族长、祭祀组织的会首,或者担任着政府基层组织如里甲之类的负责人,因此他们对社区生活的介入可能是多方面的(注:关于士绅或乡绅的定义,中外学术界颇有争议,这里采取比较宽泛的定义,从作为民间权威的意义出发,而不完全囿于狭义的与较高科举功名相联系的意义。)。出身山西阳城县郭峪里的清康熙朝大学士陈廷敬,卒于任上,故本人除丁忧的短暂时间外,不算地方缙绅,但他的家人却在社区的生活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简略地考察了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动荡中,陈氏在地方生活中的作用,以期为本领域的研究增加一点补正。

  

  

  

   陈廷敬,山西阳城人(泽州,今属晋城),生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卒于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自任翰林院庶吉士起,共历28任。其中曾任工、户、吏、刑四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文渊阁大学士。在明清两代,陈氏家族共有9人中进士,6人任职翰林院,25人有诗文流传至今,可以说是当地的大族。后人说,“本朝山西相者三人,一吴沁州,一陈泽州文端,田公与为鼎足,盖山西庞厚之气所钟发者哉!而陈泽州则自其先世已居阳城,今其子孙亦多占籍阳城者”(注:乾隆《阳城县志》卷16,“志余”,第126页。)。从口气上看,乾隆时的地方志作者并没有完全把陈氏视为本地的土著,因此选举志、人物志上面没有任何关于他们家的记载。

   实际上,据陈廷敬的伯父陈昌言所撰《陈氏上世祖茔碑记》:“余先世乃濩泽永义都天户里籍也。其聚族而居者,则地名岭后之半坡沟南也。余七世祖后徙居阳城县郭峪中道庄,乃明宣德四年也。”(注:栗守田编注:《皇城石刻文编》,第49页,1998。)濩泽即泽州和阳城的古称,所以陈氏自明初就已居于该地。“陈氏自宣德初七世祖讳林迁阳城中道庄,乐其山岩水泉之胜,居焉。六世祖讳秀,有诗名,以人材为西乡尉……西乡公子珏为滑尉,赠户部主事。户部公子天佑,明嘉靖甲辰科进士,历官陕西副使……副使公于先公为曾伯祖,曾祖讳修,隐居耕稼,以余粟惠乡人……祖讳三乐,慷慨有节概……初赠光禄大夫……考讳经济,诸生,初赠文林郎”(注:《午亭文编》卷43,《百鹤阡表》,第8页上。)。在此地已定居了200多年的时间,一直属于缙绅人家。陈廷敬的母亲也来自沁水名族张氏,外祖母更是当地在明万历时作过吏部尚书的王国光的孙女,可见亲族之间也是赫赫有名。

   从陈氏迁入郭峪中道庄算起的第二代,陈秀以荐举为西乡县尉(典史)。此后则代有官宦出,最重要的应是陈廷敬的五世祖陈天佑,曾任陕西按察副使。但陈廷敬祖上这一支,如前述,至其高祖这一辈,似乎就没有出仕。高祖陈修“隐居耕稼,以余粟惠乡人”;曾祖陈三乐“隐居自甘,为善不倦”;祖父陈经济“高蹈不仕,笃孝尚义,乡党推重之。人有争讼,以片语解之。无不悦服。里人有‘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之誉。祀郡乡贤祠,征入一统志”(注:同治《阳城县志》卷11,“人物”,第23页下、24页上。)。他们虽然没有任何功名,所获荣衔皆因陈廷敬后来身居显位而追赠,但却可以算作地方精英或者地方权威。地方上调解纠纷、赈济灾困、和睦亲族这些士绅的基本职责,他们都在履行。直至陈廷敬的父辈,才重返宦途,而陈廷敬的父亲陈昌期在明末“学博不仕,燕居图书满前,教子弟以道义”,到顺治时才中了一个乡贡(注:同治《阳城县志》卷11,“人物”,第25页上;卷8,“选举志”,第15页上。),并未仕官。

  

  

  

   对于士大夫在乡里扮演积极的角色,古代中国早有强调,而这一强调自宋以后尤为突出。张载、程颐、朱嘉、范仲淹等努力重建宗族组织,实际上也有稳定社区的意义。譬如范氏义庄的《规矩》制订各种条文,主要就是为了赡养贫族,甚至支持教育、婚丧嫁娶等事。另如修谱,也是为了敬宗收族,以弥合各种矛盾。与此同时,程颐又在晋城搞了保伍法,神宗时的所谓“蓝田四吕”制订的《吕氏乡约》又被南宋的朱熹发扬光大,目的也是要乡里之间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保持基层社会的稳定。

   随着地方士绅力量的不断扩张和基于经济变动的社会流动性增大,这种趋势日益得到强化。它不仅是地方士绅自己的实际和道德要求,也为各级统治者所提倡。明太祖在里甲之外,建立社坛之制、老人木铎之制、乡饮酒礼等等,充分显示了对基层教化控驭职能的重视。到明中叶社会动荡加剧,国家无力对地方基层社会实行有效控制,因此如王阳明等便大力推行乡规民约之制,分别出现了《南赣乡约》、黄佐《泰泉乡礼》、吕坤《实政录·乡甲约》、刘宗周《乡保事宜》、陆世仪《治乡三约》之类名著,同时要求士绅在其中身体力行,起主导作用。

   如刘宗周的学生张履祥就曾批评那些“卿士庶人”,“燕息深居,坐资岁入,几不知稼穑为何事”,与农民之间产生鸿沟(注:《杨园先生全集》卷19,第21页上、下。);至于奴仆,就更得不到关怀照顾:“予所见主人之与仆隶盖非复以人道处之矣,饥寒劳苦不之恤”(注:同上书,第25页上、下。)。理想的情况应该是:“缙绅之林下者,亦和颜与谈农事,劳苦而慰藉之。”(注:《泉州府志》卷20,第21页上—22页下。)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晚明士大夫,更是要通过各种手段团结社区和领导社区,来与朝廷分享权力(注:参见沟口雄三:《所谓东林党人的思想——前近代中国思想的发展》(上),《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75号(1978年3月),第203页。),这些手段包括建立乡校,对本社区人民进行道德教化和政治管理,建立同善会之类济贫的慈善组织,此外还领导社区百姓开荒、防洪、赈济或修建公共工程(注:参见夫马进:《同善会小史——明末清初在中国福利史上的地位》,《史林》第65卷第4期(1982年),第37-76页;森正夫(Mori Masao):"The Gentry in the Late Ming-An Outline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Shih-ta-fu and Local Society,"Acta Asiatica,no.38(1980):47-51;Joanna Handlin:"Benevolent Societies:The Reshaping of Charity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Ch'ing,"Journal of Asian Studies,46.2(May,1987):311。)。士绅的这些社区职责在清康熙时颁发的《圣谕广训》中得到集中说明,那就是:“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注:转引自张仲礼:《中国绅士》第63页注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已经有识者指出,17世纪普遍的骚乱,从佃农、奴仆的小规模起事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都充分显示了旧秩序的脆弱。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仅关心个人的道德进步,而且更关心社会秩序的稳定。但在这一时期,中央权威恰好并不强大而有效,因此地方士绅或地方精英并不能真正指望依靠政府来恢复秩序。他们通过建立地方慈善组织、学校、社区协作和救济组织,还刊行和宣扬善书,来行使本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在功过格这类善书中,作者劝告士绅要在社区中扮演善人的角色。如果一个地方对佃户慷慨解囊,那么后者在感恩戴德之余,会去向神祈祷保佑,而这个地主会因此而大病速愈;如果哪位富绅发起过赈灾,他就会活到90岁高寿(注:Cynthia J.Brokaw:The 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Social Change and Moral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pp.172,173-174.Prin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所有这些,都表示了士绅对稳定地方秩序的焦虑和关怀。当然,这种做法也符合当时批判“空疏之学”、倡导求实致用之风的思想氛围,与先儒的修齐治平理想亦相一致。

   陈氏一家对此也是身体力行。我们前面已经提到陈廷敬的祖辈在乡里调解诉讼、扶助贫困等方面的行为。到陈廷敬的父亲陈经济时,他也是“治家勤俭,以其余赒给乡人。戊辰捐谷焚券,乡人感德,诣抚军请旌奏。先公知之,遽追抑其事。数日,人益感奋,罢市辍农,叠上状郡县求请旌建祠。郡上之方伯,方伯上之抚军,皆交口嗟咨,竟通牒礼部。先公闻之大惊,自草状辞……”(注:《午亭文编》卷43,《百鹤阡表》,第8页上。)。在上辈的影响下,其他子弟也身体力行,如陈廷愫,“处家庭间恩义兼尽。凡抚孤、济急、赈荒,莫不引为己任……又私出粟行朱子社仓,惠更溥”(注:同治《阳城县志》卷10,“人物志·宦业”,第26页上。)。对陈氏的此类举动,清初名臣魏象枢曾撰诗赞扬说:“古道何能遘?高风尚在今。恫矜原素念,桑梓况关心。尽饱仁人粟,争得义士吟。贞珉书不朽,遍满太行阴。”(注:魏象枢:《寒松堂全集》卷7,《陈太翁出家谷赈饥,乡里德之,赋呈说岩先生》。转引自高翔:《陈廷敬述论》未刊稿,1998。)

   陈廷敬本人的思想与其家族前辈显然是一致的,或者从他的思想这里,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把握其家人的观念。他曾表示,对古礼中基层社会的“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赒、相宾之意”非常羡慕,认为“今之乡不得齿于古之州,独不可以齿于比、闾、族、党乎!”(注:《午亭文编》卷35,《刻朱子增损吕氏乡约序》,第11页下-12页下。)对于老家郭峪那些因为没有土地而人死无处理葬的穷人,他也表示同情,并主张对他们进行帮助(注:同治《阳城县志》卷15,“艺文”,《义冢碑铭》,第30页下。)。在京师作官的时候,有人把自己的住宅腾出来作三晋会馆,“欲使乡之士大夫从宦于京师者,岁时伏腊,以时会聚,敦枌榆之义,饮酒献酬,雍容揖逊,宴处游息之有所也”。他更是大加赞扬,感慨说:“天下之物,苟为我所自有,未有不思诒其子孙者也,然金谷之池台,平泉之水石,旦暮而失之矣。京师天子之都,贵人富家侈土木之费,楹桷雕焕,飞甍蔽衢,行路指目,一再过焉,而不胜盛衰兴坏之感,彼之念其子孙者何如耶?而公举所以遗子孙者,共之乡人,如脱敝屣,益其所见者远矣。”(注:《午亭文编》卷38,《三晋会馆记》,第11页上-12页上。)

   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乡绅在社区中的角色如此,若遇兵荒马乱,他们就更要肩负起守望之责。

  

  

  

陈廷敬和其他人都曾对阳城和郭峪的地理特征做过描述。从大形势来说,“太行西来几万里,至阳城迤南百里,崭然而尽,如化城蜃楼,列嶂北向。郭峪在其中,谓之镇。郭峪方三、四里,各倚山岩麓为篱落,相保聚,或间百步,或数十步,林木交枝,炊烟相接”(注:《午亭文编》卷45,《故永从令张君行谷墓志铭》,第16页下-17页上。)。是一个可以自保一方的地理单元。或说“县在山中,冠盖罕至,人鲜杂处……土虽瘠而户不甚贫,地虽偏而仕宦辈起”(注:乾隆《阳城县志》卷3,“风俗”,第24页上。)。或说“吾所居镇曰郭谷者,连四五村,居人三千家,旨在回峰断岭、长溪荒谷之间。地最硗狭,耕牧无所。其土方数晦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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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清史研究》 199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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