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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子忠:如何更好地对待弱势群体?

更新时间:2018-03-25 22:27:01
作者: 秦子忠  

  

   摘要:如何更好地对待弱势群体?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至少有三种路径,一是主张无差别对待的路径,二是主张高于门槛水平对待的路径,三是主张恰当对待的路径。与前两种路径相比,后一路径的主要优势在于它既能够充分尊重弱势群体中那些理性健全者的自主选择,又能够合理地解决该群体中那些理性不健全者的救助性问题。

   关键词:平等;充分;恰当;分配正义;慈善

  

   “如何更好地对待弱势群体?”这一问题,是完善我国福利体系的核心议题之一。但是就国内研究现状来看,研究该问题的实证性文献虽然很丰富但规范性文献却明显不足。在本文中,笔者侧重从规范性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并期待这种分析与探索能够深化人们对该问题的认识以及助力于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至少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弱势群体”的识别,即目标群体如何确定;二是解读“更好”的理念,即怎样才能算是更好地对待;三是“对待”的方式,即谁实施补偿以及如何实施。本文将依次考察它们。

   一、尺度与“弱势群体”的构成

   如何识别社会中需要救助的人群,有两种基本的致思路径,一是基于直觉主义的判断,二是基于深思熟虑而制定的尺度。直觉主义路径的优越性是它可以高效地排除那些明显不需要救助的人群,比如,与居住于棚户区中的残疾者相比,凭直觉,就能将居住于高档小区中的健康者排除在目标群体之外。[1]但是,直觉主义路径的局限性是它难以察觉隐蔽的或细微的差别,比如当救助物资非常有限时,它自身难以合理地在由痛苦者、贫者、残疾者等人构成的群体中将某些人排除在目标群体之外。[2]33就此而言,与直觉路径相比,基于深思熟虑而制定的尺度(比如罗尔斯的基本善(primary goods)就是这样的尺度),就是一种相对合理的路径。但问题是,如阿玛蒂亚·森所言,尺度的选取本身具有巨大的切割力,“这既是因为它将一些有潜在价值的对象包括进来,也是因为它把将另外一些给排除出去。”[3]33相应地,依据的尺度不同,目标群体的构成也不相同。以下的讨论将展示:尺度的选取深刻地影响目标群体的构成。

   当效用作为尺度时,个人的快乐及其强度、偏好满足及其程度才是相关的信息,其他方面则被忽略掉。因此,以效用为尺度,快乐强度或偏好满足程度最低的那些人员才被识别为要加以补偿的目标群体。但是,效用尺度的主要缺陷是它的信息束太窄,以至当福利政策以它为标准时会产生一些违背道德直觉的现象。比如,它会把痛苦的富人纳入目标群体中,而将具有开朗性格的残疾人排除在外。[4]217

   与效用不同,罗尔斯提倡的基本善排除了个人的主观感受,它是一系列益品的集合,该集合包括如下元素,自由、机会、收入、财富、自尊的社会基础。这些元素,都是个人在社会中实现其人生价值所必需的东西,因此,这些元素的有无以及量上的多寡,都会直接地影响一个人的生活质量。[2]93因此,以基本善为尺度,自由和机会不足、收入和财富较少的那些人员才会被识别为要加以补偿的目标群体。与效用尺度相对照,依据基本善尺度,被列入目标群体中的那些人,可以是快乐的穷人,但不可以是痛苦的富人。不过,以基本善为尺度会在两个方面上违背道德直觉,一是它忽视对生理缺陷的补偿问题,因为它使得一部分残疾人被排除在目标群体之外;二是它没有恰当地处理个人责任问题,因为它使得一些有就业能力却选择游手好闲的人会被不合理地纳入目标群体当中。[5]2

   当尺度从效用和基本善转移到阿玛蒂亚·森提倡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时,相关的信息束既不是个人的主观感受也不是外在于个人的资源束,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比如个人的各种活动和状态,以及获取这些活动和状态的自由。依据可行能力尺度,营养不良者、体弱多病者、能力缺失者(比如瘫痪者、不能参与共同体生活者等)都会被识别出来并被列入目标群体之中。[4]218因为基本善的不足,效用的不足,都会给个人活动和状态带来负面影响(比如无财富、无收入致使某些人挨饿和营养不良,无受教育机会致使某些人丧失参与共同体生活的部分能力,长期精神抑郁致使某些人身体素质较差,等),因此,依据可行能力尺度,被识别出来的目标群体,其范围要大于由效用尺度(或由基本善尺度)识别出来的目标群体的范围。显然,可行能力尺度很好地处理针对生理缺陷的补偿问题;但是它依然没有恰当地处理个人的责任问题。假定A和B具有等价的可行能力,但是A选择过冒险性生活而B则选择安稳生活,结果A在一次登山时摔断双脚。此时,有两种可能情形,一是将A列入目标群体当中,但是这种做法没有考虑A的个人责任问题;二是将A排除在目标群体之外,这种做法显然要求A要为他自己的选择行为承担相应责任。按照可行能力尺度,它会偏向第一种情形。问题是,这种不考虑个人责任的补偿举措可能一方面会鼓励一些没必要的冒险和牺牲,另一方面也会加重其他社会成员的负担(以税收的形式),并且对那些因非选择性原因而失去双脚的人也是不公平的。进而言之,如果识别目标群体的尺度的设计没能妥当地处理个人责任问题,那么它将成为诱发福利依赖问题的根源之一。

   充分考虑个人责任在福利体系中的分量,要求相关方在制定福利体系时,要区分不可责备的弱者和可责备的弱者,然后优先地对前者进行补偿,或者给予前者的补偿份额要高于后者的份额,如果不是将可责备的弱者全部排除在目标群体之外的话。[6]340就此而言,G.A.科恩的相关工作是值得重视的。

   G.A.科恩提倡的优势可及(access to advantage),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成是前三种尺度的并集。科恩赋予“优势”(advantage)术语以丰富的内涵,因而它包括个人的效用方面、可行能力方面,也包括个人的益品方面。相应地,“可及”(access)术语也被赋予丰富的内涵,因而它除了其通常含义(比如可及的这一通常用法:对于空气人人都可及它)外,还具有这样的扩展义,即将那些不是由个人直接导致的可及物(比如空气)也看成是个人实际拥有的东西。[7]380“可及”是自由家族中的一位成员,它与外在性条件和主体性条件相关。因此当某个人对优势缺乏可及性时,如果缺乏的原因纯粹是外在性条件使然,那么个人对其劣势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如果缺乏的原因纯粹是个人选择使然,那么个人对其劣势是完全负责任的;如果缺乏的原因是由两者共同使然,那么个人对其劣势只能负部分责任。[8]922-925不过需要指出,科恩实际上认为完全选择(或者完全负责)的情形几乎是不存在的,他这样写道:“我们并不是要在真正选择的存在与缺失之间作出绝对的区分。选择中的真正性数量是个程度的问题……这个程度是几个东西的函数,而个人处境中的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完全归于真正的选择。”[8]923追随科恩,福利体系的补偿份额应当如此设计,以至于它能体现这样的观念:如果个人的处境变坏与其选择行为相关,那么当他的选择行为对其不幸处境的贡献越多时,他应得的补偿份额就应当越少。综上所述,依据优势可及尺度,被识别出来的目标群体,它的范围,至少不会小于前三种尺度任何一个所产生的目标群体的范围。

   二、解读“更好”的理念

   以上的论述表明,目标群体的构成及其范围,会随着尺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哪个尺度更好,实质上,可以转换成这样的问题,哪个尺度识别出的目标群体的构成及其范围更具合理性或者更吻合人们的道德直觉。由此看来,“更好地对待弱势群体”中的“更好”可以体现在两方面上,一是如何确定目标群体的构成及其范围或者说如何选取识别目标群体的尺度,二是如何选取对待目标群体的方式。第一方面在第一节的讨论中已经得到详细的说明。第二方面将在第三节中得到讨论。本节的讨论只涉及我们应当如何界定“更好”的问题,或者说,在关于“更好”的多种解读路径中如何挑选出最不差的那个路径。就当前文献而言,“更好”至少存在三个解读路径,其核心理念分别是,平等理念,充分理念,恰当理念。以下我将依次考察它们,并在比较语境中把握它们各自的基本内涵。实际上景天魁先生早在2003年就注意到,“中国社会保障研究最缺乏的是理念”。[9]但是时隔12年,中国社会保障研究最缺乏的可能不是理念而是在学理层面上对诸多理念进行辨析与评估。因此,以下讨论某种意义可算是景先生议题的延展性探讨。

   平等理念。一般而言,平等是指无差别(相近术语有,同一、同样,等)。因为人与人之间既存在外部性的差别,也存在内部性差别,因此无差别对待每个人,意味着不平等本身就是坏的,或不平等的效果就是坏的,因而不平等应当被消除。[10]3-6设想这样的社会,其中A群体处境好,B群体处境坏。这样,在资源的分配中,无差别对待可以采取以下三种方式之一:

   一是某方面向上同一,即将B群体处境提高到和A群体处境一样好的水平上;但是这种方式遭遇自然资源承载力不足的瓶颈。北欧国家当前面临的福利病,就其深层根源而言,就是它以这种平等形式作为其指导理念(不过,也有学者如此主张: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北欧诸国所进行的一系列社会政策改革已经使得它们福利制度在深层次上偏离了平等理念)。[11][12]二是某方面向下同一,即将A群体处境拉低到和B群体处境一样差的水平上;这种方式可以避免资源瓶颈问题,但是它却难以回应由帕菲特(Derek Parfit)所展示的“拉平反驳”(leveling down)[10]16-17。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具有平均主义特征的福利制度,可以近似看作拉平反驳的一个例证。[13]拉平反驳揭示这样的荒谬性,即如果某类事情发生,A群体的财物将全部消失以至于他们与B群体一样贫困,那么这类事件将不仅不被防止反而被促成,即便在这个事件中没有人受益。三是某方面局部同一,即同一地对待某一群体而与另一群体无关。我国现存的城乡二元分离的福利制度可以近似视为这种方式的一个事例。这种方式既可以避免资源瓶颈问题也可以避免拉平反驳,但是它依然遭遇困难,比如没有很好地处理个人责任问题。假定张三和李四同是城市中(或者乡村中)的具有同等劣势的人员;如果张三的劣势是由于好吃懒做,而李四的劣势则是由于先天性残疾,那么这种方式(即不加以区分地给予他俩同样的补偿份额),显然没有很好地处理张三的个人责任问题。

   为了回应批评或避免困境,当无差别对待从第一种方式退回到第三种方式时,平等理念实际上已经从其绝对的价值立场(即平等具有内在的价值)退回到相对的价值立场(即平等的价值在于它促进其他价值的实现)。[14]33-40如果平等的价值仅是作为工具价值而非内在价值,那么,在资源的分配中,它的道德重要性就是非常可疑的。法兰克福特(Harry Frankfurt)这样写道,“经济平等本身并不具有特别的道德重要性。从道德观点来看,就经济财物的分配而言,重要的不是每个人都应当具有相同的(the same),而是每个人应当具有足够的(enough)……我把这种对平等主义的替代物……称为‘充分性(sufficiency)学说’。”[15]21-22

充分理念。充分是一个比较性概念,因为它总是相对于某个基准线或门槛而言的。据此,我们可以从两个视角来阐述充分理念,一是如果既定的门槛水平被满足,那么这个满足本身就是充分的;另一是如果既定的门槛水平被超过而非仅仅被满足,那么这个超过本身就是充分的。这两个视角通过门槛水平的确定而关联一起,但是它们的关注点并不完全一致——前者只关注事态中的资源信息而后者同时兼顾事态中的个人责任信息。法兰克福特着重从第一个视角阐述他的充分理念,即“在充分性学说中,‘足够’概念的使用是指满足某个标准而不是达到某个极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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