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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子忠:政府的性质

更新时间:2018-01-28 21:50:41
作者: 秦子忠  

   摘要:政府由若干人员所组成,因此对政府性质的说明实质上是对其组成人员之本性及其行为方式的说明。如果我们将人性假设是自利的,那么政府的性质就是自利的;反之亦然。但从更深层视角来看,人性假设本身就是需要加以审查的对象。由此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不仅是什么样的政府是可欲的,还是什么样的人性假设是可欲的。

  

   关键词:政府;人性假设;个人主义

  

   市场与政府是一对共生的范畴,因此如何界定两者乃至处理它们的关系是学术界研究的主要议题。在《企业的性质》中科斯(Coase, 1937,p.389)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在经济理论的一个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这个鸿沟出现在这样两个假设之间:一个假设(为了某些目的作出的)是资源的配置由价格机制决定,另一个假设(为了另一些目的作出的)是资源的配置依赖于作为协调者的企业家。”[②]科斯所谓的“桥梁”即是他稍后定义的企业。企业的桥梁功能在于它是企业家用以协调和优化各种资源的组织工具,目的是让这些得到优化的资源束在价格上优于未得优化或优化程度较低的同类资源束,以便从这种差价中获取利润。与此不同,本文的主要工作是在另一个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这个鸿沟出现在这样两个假设之间:一个假设是资源的配置由价格机制决定,另一个假设是资源的配置依赖于作为协调者的公务员。因为政府由若干人员所组成,因此对政府性质的说明实质上就是对其组成人员之本性及其行为方式的说明。[③]就此而言,政府的性质并不是新命题,其学理传统近可追溯到亚当·斯密的作品[④],远则可追溯到古代哲人的性善性恶之辩。

  

   一、问题与方法

  

   在《国富论》中斯密(2011,第10页)阐述了这样的观点,“我们所需的食物不是出自屠宰业者、酿酒业者、面包业者的恩惠,而仅仅是出自他们自己的利益的顾虑,我们不要求助于他们的爱他心,只要求助于他们的自爱心。”这个观点后来被提炼成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假设,即经济人假设:每个人都只关注和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与这个假设相适合的是,政府应当不或更少干预经济人的行动。理由至少来自两个相关但不同的方面,一方面是经济人基于利己打算的行为能够自发地导致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其中,政府干预即便起有益作用,也是次要的,如果不是起反作用的话。这方面的理由,简言之,就是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自由市场起基础作用或者由萨伊定律所表述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而政府干预充其量是扮演守夜人角色。另一方面是政府由同样经济人所构成,因而冠以公共利益名义的政府干预也往往会被公器私用。与第一个方面理由相比,经济学者在第二方面理由上存在更多的分歧。以下,我们将阐述其中的一个分歧焦点,即如何说明政府构成人员的人性或行为?

  

   这个分歧相关于一个并非清晰的区分。该区分旨在划清公私的界限。在不同语境中这个区分有不同的表达,比如,私域与公域之区分,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区分,私人物品与公共物品之区分,等等。(McGuire, 1972; Meerman, 1980; Wolf, 1987;沈满洪、谢慧明,2009; Cox, 2012)依据这个区分,市场的职能据称是促进私人利益,而政府的职能则是促进公共利益。做出并依赖这个区分的那些经济理论看起来很好地解决市场与政府间的张力。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类经济理论在分析上存在这样的问题,即在解释资源配置问题时它们诉诸于由经济人组成的市场,而在处理市场问题时它们转身又诉诸于由非经济人组成的政府。凯恩斯主义者是这类经济理论的主要支持者。在他们看来,市场的失败不能通过市场自身来化解,而只能诉诸于政府的积极干预。但从逻辑一致性来看,经济人假设应当贯穿于依赖该假设的整个经济理论。因此,当以经济人假设作为理论建构的基础时,经济人就不应仅是自由市场的行为主体,也应同时是行使政府职能的行为主体,并且这两个主体都应按照个人效用最大化来决定自己的选择。也许正因注意到已有理论在解释市场与政府关系时存在的逻辑张力,布坎南等人的大部分工作就是将经济人假设贯穿到底,即不仅用经济人假设来分析经济领域的问题,也同时用来分析政治、公共选择领域中的问题。利维坦政府模型就是将经济人假设贯穿到底的一种运用。借助该模型,布坎南等人(2012,第30-38页)阐明由经济人构成的政府也将会以追求收入最大化作为它们行动的指南,从而导致在维护和生产公共产品上的“政府失败”。[⑤]换言之,由经济人构成的政府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集体层面都不可能真正做到大公无私,因此即便存在所谓的公共利益,政府也不会是它最佳的维持者和生产者。

  

   然而,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者阐述的市场失败还是布坎南等人阐述的政府失败在深层次上都是一样的,即都是经济人假设的失败。(Wolf, 1987; Grand, 1991; Zerbe, 1999)从斯密-萨伊这条路线来看[⑥],建立在经济人假设上的经济理论承诺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但现实经济发展轨迹并未兑现这类理论的承诺,相反在1929-1933年出现经济大萧条,即经济人的生产、交换等行为并没有自动创造社会的充分就业和充分需求。传统经济学理论不能解释这次大萧条。在这种背景下,凯恩斯(1936)提出与斯密-萨伊路线不同的另一条路线。依据该路线,政府要积极创造有效需求,以便解决失业、经济下行等问题。但如前文所述,凯恩斯及其追随者的理论存在这样的不一致性问题:它一方面在价格机制问题上依赖经济人假设的解释力,另一方面在政府干预问题上依赖非经济人的解释力。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布坎南等人的处理方式是驳斥性的,他们将经济人假设贯穿到底,即假定政府人员也是经济人,并据此得出与凯恩斯主义者相对照的著名论断,即政府失败。与此不同,另一些经济学者的处理方式是修正性的,即将个人效用进行异质性处理,从而在其理论中为“有为政府”预留位置。例如在回应其批评者时,林毅夫将政府官员的个人效用或目标区分为“长期执政”和“名留青史”,并阐明追求这两个目标内在地具有利他性,因此政府官员的行为动机在不违背经济人假设前提下,支持他的因势利导政府理论。林毅夫(2014,第126页)这样写道:

  

   韦森、黄少安、张军、余永定都像张曙光所认为的,“在《新结构经济学》中,作者实际上立足于一个好人政府:政府和官员都一心一意谋发展”。其实,我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是假定所有行为者,包括政府领导人,是理性的,其行为、选择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目标的。依我个人对历史的解读以及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领导人的个人接触的体会,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我对政府领导人的行为动机仍然如2007年马歇尔讲座中所认为的那样,政府领导人的个人目标有二:一是长期执政;二是在长期执政的目标不成问题的情况下,追求青史留名。能够最好地同时达到这两个目标的选择是在其执政期间给其治理的领地带来繁荣,使百姓人人安居乐业。如果能达到这个目标,这样的政治领袖就会表现为“好人”。

  

   在同样依赖经济人假设的那些政府理论中,林毅夫的理论在解释政府干预有效性问题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应注意的是,它却不能同时令人信服地解释政府官员腐败、社会贫富差距等问题。因为因势利导政府被假设由追求青史留名的“好人”组成,因此不仅官员腐败而且内部纷争都会被该假设预先地排除掉,否则政府的“因势利导”政策,会如其批评者所言,不是公益作为而是偏私作为。与此相对照,布坎南等人的政府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政府官员腐败、社会贫富差距等问题,但却不能很好地解释那些得益于政府干预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经济体。由此观之,这两种政府理论(在不同方向上)都遭遇解释力不足的问题,但是解释力不足的根源不是政府理论自身而是它赖以成立的基础(即经济人假设)严重窄化了人性的丰富内涵。对于人性,经济人假设确实易于处理,但是它并不完全与现实世界相吻合。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将从更宽视角来阐述人性,并据此来说明政府的性质。但在此之前有必要澄清一些具有误导性的观念,并由此引出我阐述人性观所遵循的那个路线。

  

   斯密通常被视为经济人假设的鼻祖。但若不割裂地解读斯密的作品,我们会发现斯密本人实际上持有的人性观并非经济人所能涵盖。在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向我们展示了具有换位思考能力的中立旁观者;与于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人的形象不同,中立旁观者能从多维度进行推理,从而完全有可能出于公正目的而做出违背自身利益的行动。(斯密,2008,第137-138页)在一段为洗白斯密形象的论述中,阿马蒂亚·森(Sen, 2002, pp.22-23)如此写道:

  

   在当代经济学中,理性的自利观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人们通常把这一观点追溯到亚当·斯密的著作,并断定这位“现代经济学之父”把每个人都视为无休止地(并且心无旁骛地)追求其个人特殊利益的行动者。从思想史来看,这一判断至少是极其可疑的,因为亚当·斯密通过探讨对人类一般行为重要的许多其它动机,他已经修正对某些行动领域中(比如交换)的自利所抱的信念。事实上,斯密在道德情操以及审慎关怀方面的论述对其他“启蒙思想家”包括伊曼纽尔·康德和孔多塞侯爵影响甚深。在那些号称是他的追随者那里,斯密被无端曲解为一个心胸狭隘的人了。[⑦]

  

   然而,以上论述并非暗示我们要完全抛弃经济人假设,或作出与此完全相反的假设,从而主张政府是由一群纯粹利他而毫无自利的道德人所组成。与经济人假设一样,道德人假设也窄化了人性的丰富内涵,并且都作为推理过程所依赖的固定的阿基米德点。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将人性的自利性绝对化,后者则将人性的利他性绝对化。如斯密的作品通常被引来支持经济人假设一样,儒家传统也通常被引来支持道德人假设。但这是建立在对儒家的狭隘理解之上。就人性而言,在分享儒家这个总名之下,不仅有孟子的性善说也有荀子的性恶说。更为重要的是,若施以精细解读,无论是性善说还是性恶说都不主张人性由纯善或纯恶所占满。

  

   孟子的性善说侧重强调人生而有的善端(而非毫无善端)及其可塑性,如“人皆有恻隐之心”、“人皆可为尧舜”,因而主张政府应多施以文教。荀子的性恶说侧重强调人生而有的官能欲望及其流弊,如“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仪文理亡焉”,因而主张政府应多施以刑罚(而非仅仅文教)。据此,如徐复观先生(2013,第215页)所言,“荀子对于孟子主张性善,而自己主张性恶的争论,不是争锋相对的争论。”这不仅因为荀子在阐述其性恶主张时可能没有机会读到孟子的作品,也因为他们两人在阐述人性上分享诸多共同观念。例如,他们都不认为善或恶是人性的全部内容,并且在恶的来源问题上两人都认为人的无穷欲望是恶的一个根源,并且主张对人的欲望施以约束。[⑧]更值得注意的是,孟子还同时强调不良环境是恶的另一来源,即人虽皆有善性,但在不同的环境中,有些人成为盗贼而有些人成为贤能。就这个来源来看,尽管荀子虽无孟子那般明确阐述,但却可从其“重礼、重师、重法、重君主之治”的论述引申出来。(徐复观,2013,第157-159、216页)

  

据此,孟子和荀子虽分持性善论与性恶论,但他们并非以此拒斥彼,而仅是从不同视角来阐述人性以便为各自设想的施政纲领提供人性基础;并且都注意到外在环境对人性善恶最终走向的影响。整体来看,儒家并不是将人性等同于善或恶,而是将人性视为存有善恶两端并受外在环境的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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