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主义通过认真对待生活中最基本的方面来尊重人：每个人选择和评估他可能想要的生活的各种方式，以及评估原因和理由的能力。
—— 《道德哲学十一讲》
在多元化的社会里，成熟的理性人、有智慧的明白人已经知道“你不可以改变我”的基本道理，这是讲道理的公共理性底线，需要取得的是一套默契的“公共语法”，作为道德与社会互动的重叠共识之认同面，准此才可能会有合作的可能性，也会出现不需要讲道理的默契安静局面。
实践理性主义者知道在道理上较劲并非解决问题的上策，而按照公共理性规则行事是正道。可以理解，不要说服，宽容对方享有自己价值观的权利，正如自己享有自我价值观的权利一样。各守疆界，互不侵犯。如欲合作或做公共事务，则将尊重和妥协放在讲道理的首位。要求他人让步，自己也要让步，不要讲大道理，只讲求就事论事的具体事理，不向对方论说道理，是尊重对方的智商，不做教训家和不要争夺话语权。
中庸的方式是：个人做一个清醒的讲道理的人，寻求一种默契和守持边界的境界。最好的关系是大家都不需要对对方讲道理，以“自悟”为高明，以“知人”为明智，以“默言”为宽容，就会懂得尊重对方，这就是“酷”。
一. 对自己讲道理，不要对别人说道理
为什么尽可能不要对别人讲道理、而必须首先对自己讲道理呢？
首先明白“讲道理”的含义。“讲道理”的“讲”是讲求的意思，而不是“说”。讲求是重视，设法使它实现，满足和追求。你是一个认真的人，就要不断追究道理，让自己活在道理中，做一个有品格和讲道理的人。口头可以不说，潜在的道理却是过硬的，行为背后有强大的理性讲究。但与人讲道理事实上会陷入一种相当难以沟通的紧张关系，总会令人讨厌，好为人师和做道学家教训人不会受欢迎。讲道理和讲道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是由主体自主实现，而不是由别人强迫自我讲求的。好的境界是互相默契的自主讲求道理，不需坐而论道，人人自觉按照道理规则知性行事。
所以要成为一个自己对自己讲道理的人，然后表现出你讲究道理的言谈举止为人处事。对自己讲道理，是严于自我反思，知道每一件事、每一个处境都有未知的具体道理在，没有固定的结论，需要详加审察，想清楚了，既不与大的普世价值观冲突，还经过实事求是的理智追究，在复杂的情境、条件内合乎逻辑、权衡分析得出合宜贴切的结论。
对自己讲道理和按道理行事的人，是道德理性主义者，对自己负责任，拒绝自大任性。对公众说道理的人，要么是知识分子，要么是政治家。两者都很有可能怀有洗脑目的，或者仅仅是“表态”。政治说理是一个意识形态权力行为，表示我是正统。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从远古以来最看重“道统”话语权的垄断，堂而皇之地对政统和民众讲大道理，庄严高调，凡事都上纲上线地冠盖笼罩，并不懂得追究复杂具体的小道理和按道理如何就事论事地操作。
自己不讲道理是不愿意尊重人，是过度自恋的表现。自己自觉地按照道理系统的规则去做人做事，是表明我首先尊重自我的理智，其次尊重他者的知性，也期待他人尊重我的智商，这是互相尊重，对道理系统、人格有敬畏之心，是一种“契约主义”。契约是社会互动的整全性契约，你的言行操守、职业信誉和私生活表现是由一个道理系统约束着的整体，你与他者互动和交往，需要一个默认的契约。人的理性能力统摄其他方面的能力。你的道理系统和对道理的讲究程度，最终会体现在你不必高谈阔论大道理的道理形象之中。
其次，这是基于一个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结论：人们所持的道理往往是很不可靠的直觉判断。这种直觉判断来自于不加思考的启发式系统，而非深思熟虑详加反思追究、评判权衡的成熟理智观念，它们通常快速而自动地浮现于脑海，不需要用力，即使面对相互矛盾的证据时，也难以控制或修改，受到临时的、现场的近期的经验启发而获得与内隐人格（文化图式）惯例一致的心理捷径，得出了自己的判断。（参考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尔曼的《思考：快与慢》和基思·斯坦诺维奇的《机器人叛乱：在达尔文时代找到意义》）
卡尼曼指出：“相较于人们信仰本身的正确性，我更感兴趣的是什么使人信仰。”他说：“直觉系统的运作通常是自动快捷、轻松、联想式以及往往带有感情色彩，通常，它们不会自省，并且难以控制或改变。这个直觉系统产生自发的无意识印象，未经推理系统的修正而直接反映这些印象；而推理系统（分析系统）的运行是一步接着一步，缓慢的，需要努力的，并更能有意识地控制和更灵活。人们从来不会对自己为什么做一件事情找一个理由，而在做的时候似乎又认为是很有意义的，而且会在事后不断地为它寻找合理化的充足的理由。”可惜，大多数人总是相信自己坚持的信仰和道理就是值得信任的理性的结论，并且义无反顾地以这样的道理去要求他者认同或服从。
明白人知道：当我们根据自己的直觉判断得出的道理与他者争论时，我们那个并没有深思熟虑过的弱道理会获得一种强势的情感支持，整个人的力量就在于情绪的发动上捍卫自己的“信仰”和“道理”，越是感情用事的、不冷静的论说道理者，越是在自己信念之直觉判断中执着地以真理自居者出现，他们典型地表现出蔑视自己智商和他人智商的倾向，成为一个道德上的绑架者和强加于人的思想专制者。
二. 不讲大道理，仅在小道理上沟通
但是我们都知道，那种人人自觉讲道理的默契境界只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在社会实践中，还是无法避免道理交锋的冲突情境。这样就需要在有品格和有规则之中寻求共享的自尊和理智的默契。
根据上面的思考，我们还是首先要争取尽可能不要对别人讲论大道理，而仅仅在具体问题上进行小道理沟通。
譬如在一个家庭里，父亲希望不要过度供给物质给孩子，也不要用家长自己的理想和意志强加给孩子，要让TA自由成长，长大了才会有勇敢精神和创造力；但是母亲可能会坚持另外的观念，说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从小生活在一个艰苦朴素的状态里，那样会让TA养成了猥琐小气的格局，只有对物质大方了，TA将来就不会畏畏缩缩的，不能让TA输在起跑线上，TA那么小，怎么知道自己有什么理想，你对TA不严格，不灌输家长的期待，TA永远也不会努力。
这是两种无法沟通而各自都有合理性的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如果不是进入到具体而有针对性的问题上，它们将无法有效沟通，首先两方面的观念都是自然形成的，从来没有仔细反思和研究过。例如究竟供给多少物质才算是过度？发展的起跑线具体指的是什么？究竟在怎样的物质生活水平上才会使到一个人感到束缚进而养成猥琐狭隘的气度？自己的孩子属于什么心理性格类型？对TA用什么方式才是因材施教？如果不平心静气地具体探讨，只是在抽象大道理层面上发表宣言，两种教育意识形态便只会在抽象的层面上冲突。两方面道理僵持了，就可能政出多门。这种各执一词、无法谈判的僵局，在我们的生活里，比比皆是。
中国惯例是谁强硬谁执着谁要做主就最后谁是老大，到后来，争夺的只是话语权而已，并非合理性的智性解决方案。大家都没有学习过怎样去研究具体问题，而在意气用事中忘记了先让自己进化的道理，更不懂得谦虚地思考对方的观念中有没有合理的成分，而也缺乏反思自己的观点中有多少过度而不切实际的地方。最后，大家都不知道讨论具体问题的方法论，不知道就事论事是最重要的进步之路。
在我们的社会里，先不谈国家治理和公共治理的政治合作，其实在生活政治方面，普遍存在着互掐纠结的僵局。如果在家里两种意志都无法取得重叠共识，那么在公共社会里，无非是copy家里观念和意见冲突的僵局而已。
在是否讲道理的范畴里有复杂的分别。首先要明确一个常识：世事越复杂，其中蕴涵的道理意义则越暧昧纠结，每个人所秉持的大道理和具体道理是不同的，怎样理解和论说大有讲究。有些人只和有“共同理解”背景的认同者讲求道理，道不合不相为谋，或者他排斥异己者，认为观念不同无法沟通，讲道理是多余的；有些人偏偏要和持相反观念者说道理，有强烈的要在思想上征服对方道理系统的意志，这是爱好争论者；有人只知道自我的社会经验就是道理，扩展到自己乡土惯例或者自己熟悉的文化惯例就是道理，除此之外的道理都认为是不可理喻的谬论，一律抵制；有人口慧而实不至，夸夸其谈而行为上不按道理出牌；有人则相反，平生只按公共道理为人做事，但口头上不喜欢讲谈道理；有人则满嘴歪理理直气壮而确实言行一致；还有人最善于说政治正确的大道理，占据道德高地，控制话语权和严厉打击一切有个人主义倾向的人。
会讲说道理的人知道对谁可以探究道理，在什么时候沟通道理，该表达的是什么道理，和遵循什么规则谈论道理。还知道什么时候不需要对人论说道理。这其中有讲究的分寸和策略。
三. 中庸之道与成熟理性
我们经过漫长时代的努力，终于来到了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但是多元化社会首先遇到的就是多元化信念和意见如何寻求共同自尊和懂事理默契的难题。当个人不甘心让渡自我的部分尊严以尊重他者的尊严，则他者也一定会以相同互动的方式回报于你，你总是抱持自我正确的老大意识，别人也以相同的政治正确感企硬自我的立场，双方似乎还没有成为一个成熟的理性人的清醒观念。如果在生活政治上缺乏自治管理的品质，那么遑论在更复杂和更激烈冲突的国家治理与社会合作方面的能力了。所以确实需要从生活政治的基础做起，摒弃情感思维和意气用事的对立方式，从人性上充分认知自我的固执与傲慢，细心养成自我讲道理的品质，学习自我冷静的反思和平衡理智，学会说道理的规则，争取一点一滴地获得讲道理的成功结果。
既讲究道理又不需要讲说道理的意思就是谨守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一种谦卑，谦卑的目的既是寻求共享的自尊，也是寻求有效的理性。理由是必须承认自己和所有人一样，都是有缺陷的和有很多偏见的，还有很多性格弱点，我们大脑里的神经系统总是会有几个不同的声音在争论，我们自己并非早已经有了神圣的深思熟虑的真理（也不可能），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那么就要压制自己的道德直觉和感情冲动，还要压制自己是一个真理掌握者或高明者的自大意识，做一个成熟的智性之士。中庸不是面对对立的意见采取和稀泥的折中立场，是要认识到不同理念，不同的情感诉求，不同的道德标准之间，必然有冲突，这些理念没有哪个是完美的，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消灭不了谁，矛盾永远存在。表现在政治上，各个政治派系或集团永远都在互相斗争。所以需要考虑各方面的利益和立场，做出协调，在具体可行性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参考David Brooks 《通往品格之路》）
每一个人都应当意识到你的言行有一个公共理性在场，即你说理或者不说理，都会有公众或第三方裁判对你产生判断。“公众”作为思想市场的第三者和公共理性的裁判，作为舆论价值观的风向标，决定了一个社会公共发言的知性层次和文明品质。尊重公共理性的判断是让我们获得中庸之道的有效方式。
任何一个发表言论者其说理的真实性、有效性和智慧程度如何，“公众裁判”以高度在场的反应产生一个权威的影响力。这种反应 —— 粗暴的打击，沉默，势利附和，对语言暴力的拒绝，更多的是公共发言的多数人的说理能力和教养形成了一个决定性的是否讲理的氛围。发言者在发言时，仿佛可以看到一个个审视者、听众的面孔和内心世界，仿佛听到他们有条有理严密逻辑的判断表态，即使对于某一个发言沉默的表态，也暗示着你的发言是否在讲道理的层次。如果公共发言充斥了过度的胡说八道，不讲理的任性发泄占据了舆论平面，则证明整个社会的公众之社会心理都处于无赖和荒谬的粗鄙状态，或者代表权力的主流价值观对合理性的道理有暧昧的态度。
“共享的自尊与懂事理公众的默契”是一个成熟社会的好状态，默契就是一个心理上的“契约主义”承诺：所有人在一个懂事理的成熟心智上承诺实践理性和合理性的契约，因为知道每个人的道理系统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各种观念对真理性或普世主义有不认同的分歧，只有在最大公约数意义上的原则，例如程序公正，推理逻辑，互相尊重的基本善，以实践理性解决问题为追求合作的目的等等上，才可能会获得重叠共识或共同理解。而懂事理的明白人知道：我们只需要在合理性基础上公平合作，不需要去说服任何人。明不明白靠自觉。每个人的道理都需要在实践中经得起证伪。
所以归根结底是寻求整体社会互动的讲道理品质的生成。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认为当代道德对话的境况是没完没了的分歧，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没有理性地解决道德争论的方式。（《追寻美德》，1981）道德判断表达并意图唤起的是情感，而不是信仰和理智。当信仰多元化之后，大家的道德语法和道理系统既然不一样，寻求沟通和妥协就是讲道理，否则就只有冲突到底。多数的不讲道理都是不同文化规则、不同价值观之间的思维冲突，滔滔宏论徒废口舌，而且各方都有势必要说服对手的思想专制潜意识。
本文的结论是：寻求共享的自尊与理智的默契，关键在于多数人在一个“自控”的惯例文化里合作。自控的意思是：自己清醒地掌握自己的思维、意识甚至是了解自己的潜意识，清醒地知道自己相信的和不相信的都需要经过证伪，清醒地知道自己有什么缺陷，还要清醒地知道自己容易走向极端，然后努力控制自己的表现欲和教训欲。只有这样，才会懂得去修正、发展和更新自我，即自我启蒙，而千万不要想着去说服和改造别人。“自控”意味着守持着群己权界，不要去干预别人的思想，像英国人一样酷才是最懂事的。—— 自控者享有最后的自尊和智性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