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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民:自我主义与社会秩序——关于“差序格局”的再思考

更新时间:2017-01-12 20:56:18
作者: 王建民  

   内容提要:对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这一经典概念的理解,需要回到《差序格局》以及《乡土中国》的最初语境。一方面,自我主义及其与差序格局的关系需要深究,以理解“私”的内涵。差序格局是中国的基础性社会结构,自我主义是差序格局背后的思维结构。将个人主义作为比较的类型,能够更清楚地考察自我主义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需要将差序格局放置于乡土社会基础性秩序中进行思考,以理解“私”的限度。在传统社会中,稳定的礼俗与熟悉关系约束着自我主义的动力边界,但随着传统礼治秩序的瓦解,自我主义的动力边界缺乏有效制约,致使基础性社会秩序的维持成为“问题”,这是“差序格局”以及《乡土中国》所隐含的更重要的问题意识。在社会建设的语境下,讨论自我主义及其对社会秩序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差序格局;自我主义;个人主义;儒家伦理;社会秩序

  

   晚清民国以降,一些思想家致力于在中西比较中认识中国社会的特点,并产生诸多洞见。例如,1895年2 月4 日至5 日,严复(2006:3)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一文,论及“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1915 年,杜亚泉在《东方杂志》发表《差等法》一文,其所言的“差等法”与后来的“差序格局”颇有几分相似。①1936 年,潘光旦(2000:339)在谈到群己关系时,指出“在中国的传统思想里,个人与社会并不是两个对峙的东西……群己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推广’与‘扩充’的关系,即从自我扩充与推广至于众人,即从修身始,经齐家治国,而达于平治天下”。

   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概念,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提出来的。②众所周知,该文在中西社会结构比较的意义上,以“水波纹”的比喻描述差序格局,其最初目的是试图解释“中国乡下佬最大的毛病是‘私’”这个问题(费孝通,1998:24)。熟读《差序格局》一文不难发现,其大致逻辑是,先在中西比较的意义上,以西方的“团体格局”为参照刻画中国的“差序格局”,而后描述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富于伸缩性的“波纹”或“差序”特征,最后指出“以己为中心”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参见费孝通,1998:26、27、28)。当然,费孝通(1998:24)明确提到:“其实抱这种态度的并不只是乡下人,就是所谓城里人,何尝不是如此。”“私的毛病在中国实在是比愚和病更普遍得多,从上到下似乎没有不害这毛病的。”①所以,宽泛地说,“差序格局”所概括的不仅是乡土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诠释和反思“差序格局”概念的文字颇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阎云翔(2006a)强调“差序格局”既有横向的“差”也有立体的“序”,认为“差序格局”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等级观,形塑了中国人的“差序人格”。不过,这种观点的困境在于,“一旦把差序格局放在立起来的等级架构中看,费孝通突出的自我中心便没有了摆放的位置,因为晚辈或地位卑微者无论如何也不会处在等级结构的中心”(翟学伟,2009:155)。差序格局概念的解释力主要在于它很好地把握了“亲亲”原则,但却无法解释“尊尊”原则,而丧服制度却是一个典型的立体结构,体现出父系长辈对后辈的等级制度,因此丧服制度是理解差序格局立体结构的切入点(吴飞,2011;周飞舟,2015)。

   对差序格局立体结构及其制度根源(丧服制度)的研究——或可称之为思考差序格局的“文化—制度路径”,扩展了对“差序格局”概念的理解。不过,这一路径的“纵向”扩展,似乎也游离了费孝通通过中西比较来认识中国基层社会性质的初衷,在一定程度上也“忽视”了“横向”理解的可能性。这里的“横向路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方法论上的中西比较,主要涉及两对概念: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自我主义与个人主义。以往对“差序格局”概念的使用和后续研究(如阎云翔,2006a;马戎,2007;冯仕政,2007;沈毅,2008,2013;熊万胜,2011;吴飞,2011;周飞舟,2015),时常提及费孝通对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的比较,而少有探究自我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对比,关注的重点主要也是作为“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而非费孝通所言的“自我主义”,②甚至可以说,“自我主义”对于理解“差序格局”的重要性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实际上,在费孝通解释中国农民为何“私”时,其落脚点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自我主义。本文认为,“以己为中心”的“自我主义”是理解差序格局概念的关键。

   二是把握《差序格局》与《乡土中国》、自我主义与整体性乡土秩序的内在关联。以往研究常常将《乡土中国》看做一部结构松散的“文章集”,而少有分析不同篇章之间的内在关联;或者视《差序格局》为《乡土中国》的“代表”,仅将后者看做探讨社会结构的作品,而没有在“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的意义上分析这本书更加丰富的内涵。在我们看来,将《差序格局》置于《乡土中国》的整体中进行理解,可以发现费孝通所关心的不仅仅是“中国乡下佬为何私”的问题,还在于“公”与“私”何以保持平衡以维持基础性社会秩序的问题,而且后者更为根本。

   因此,本文将着力于分析差序格局背后自我主义的内涵、特质及其与基础性社会秩序的关联,进而挖掘《乡土中国》所隐含的“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意识。下文将通过四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展开分析:第一,如何理解“自我主义”?它与“差序格局”的关系是什么?第二,费孝通通过一些儒家经典尤其是《论语》中的言论诠释“自我主义”,那么,儒家思想与自我主义存在怎样的关联?第三,费孝通在比较“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时,也对比了二者背后的“自我主义”与“个人主义”,那么,“自我主义”与“个人主义”有哪些核心差异?第四,既然“自我主义”影响下的社会结构往往出现私德盛行、公德缺失的现象,那么,乡土社会秩序及其基本的“公共性”何以维持?

  

二、对“自我主义”的初步诠释

  

   在《差序格局》一文中,当费孝通说“其实抱这种态度的并不只是乡下人,就是所谓城里人,何尝不是如此”,即言及“私”的普遍性的时候,他所言的“态度”主要是指自我主义。下面这段话是费孝通(1998:28)对自我主义的集中表述:

   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个人是对团体而说的,是分子对全体。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抹煞个人,只能在个人们所愿意交出的一分权利上控制个人。这些观念必须先假定了团体的存在。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

   既然是通过对差序格局的论述来回答中国人何以“私”的问题,“我们一旦明白这个能放能收、能伸能缩的社会范围就可以明白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私的问题了”,那么,我们可以大致确认这样一个逻辑:处于“能放能收”、“能伸能缩”的差序格局中心的“己”所奉行的是自我主义,或者说,自我主义是差序格局伸缩所依循的原则。根据费孝通的“水波纹”比喻,如果说“差序格局”是石子落水所激起的层层扩散的“涟漪”,那么“自我主义”就是平静的水面遇到外力必然会产生涟漪的“原理”。可以将“差序格局”理解为外显的社会结构,而把“自我主义”看做是内隐的思维结构。差序格局与自我主义相互形塑:自我主义在思维结构层面构造差序格局,而差序格局在社会结构层面强化了自我主义。

   为了更清晰地讨论,我们可以尝试给“自我主义”下一个大致的“定义”,将其理解为一种以己为中心、主要根据亲疏远近的原则处理自我与他人之关系的思维方式。“亲疏远近”不限于血缘亲属关系,无血缘亲属关系的“外人”也可能通过某种方式变成“自己人”。①从“中心”到“边缘”的往复,体现为自我主义“外推”与“收缩”两个维度:“外推”是由私人性向公共性的扩展,而“收缩”是由公共性向私人性的回归。②作为“思维方式”的自我主义,是一种集体性的思考问题的方式,甚至可以称之为一种“民族思维习惯”。自我主义要么是有意识的,体现为明确地根据亲疏远近的原则处理人我关系的理性意识;要么是无意识的,表现为“根据亲疏远近的原则处理人际关系”这种思维方式经过长期积淀和影响,已经内化到民众的思维结构中,沉淀为一种集体性思维习惯,使人在思考和处理人际关系时不假思索地照此行事,而交往的双方或多方往往也能轻易地彼此“意会”。

   将自我主义看做一种集体性思维习惯,重在强调它广泛地支配和影响人们的社会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或可称“自我主义”为一种重要的“民情”(mores)。根据托克维尔(1988:332)的说法,民情“不仅指通常所说的心理习惯方面的东西,而且包括人们拥有的各种见解和社会上流行的不同观点,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所遵循的全部思想”。又说:“我把这个词理解为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面貌。”虽然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一书发表至今已近70 年,但其中所言的公私边界模糊、公德缺失、社会圈子现象等仍然大量存在,而当前很多研究对差序格局概念的直接使用,也潜在地认定了其所解释的社会现象(尤其是公私关系方面)和70 年前费孝通所关注的问题并没有本质差别。所以,无论从日常经验出发,还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差序格局与自我主义依然能够很好地概括中国社会的结构特征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此一来,不管这种“民情”具有怎样的积极或消极影响,或受到怎样的道德评价,都无法否认其在“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面貌”上长期而广泛的影响。因此可以说,自我主义作为一种民情,广泛渗透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已成为一种集体性的思维习惯,或曰“心灵的习性”(habits of the heart)。

   基于《差序格局》一文所讨论的“私”的主题,自我主义之“私”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这个“中心”的扩展与收缩遵循的是“自我主义”原则,即以己为中心的亲疏远近原则,而非“个人主义”的平等原则;其次,“己”的特质(尤其是卡里斯玛特质)往往决定差序格局的特点与边界,其变化将导致社会圈子发生相应改变,而这种社会圈子主要是一种私人关系网络,而非公私界限较为明确的社会团体;①再次,“自我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社会私德盛行、公德缺失、公共性建构步履维艰的重要原因。

在初步界定“自我主义”内涵的基础上,需要附带讨论的是,《乡土中国》的一个英译本将《差序格局》一文开头所言的“私”译为“selfishness”,将“自我主义”译为“egocentrism”(Fei,1992:60、67),可谓难尽其意,甚至存在误解。根据最新《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 年5 月第5 版)的解释,“selfishness”的同根词“selfish”的基本释义是“caring only about yourself and not about other people”,对应的汉语意思是“自私的”、“自私自利的”(第2279 页)。而最新《现代汉语词典》对“自私”的解释是“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别人”。对“自私自利”的解释是“只为自己打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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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评论》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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