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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芳:秩序与混沌:转型论再考

更新时间:2020-10-21 22:38:50
作者: 陈映芳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社会转型理论及其相关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力,同时也受到了种种质疑,包括对目的论的转型论所蕴含的确定性理论和线性社会观等的批评。这样一些学术挑战,要求社会转型研究者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重新审视转型论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议题,在此基础上致力于超越既有理论和方法的局限性。并在确认社会变动的不确定性、非线性的同时,探索未来社会的确定性和方向性议题。这项研究认为,对社会秩序—社会混沌的辩证关系以及社会转型的时空结构的认识和把握,应该被视为理论探讨和方法实践的有效途径。

   关 键 词:社会转型;社会秩序;社会混沌;时空结构

   “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概念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已非常普及,笔者此前曾著文讨论“转型”“发展”及“现代化”等几个概念在国内学术语境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强调“现代化”在近代以来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社会科学的理论范式,它也是中国社会的一套价值规范和一个现实的社会过程。①在本研究中,笔者意图探讨的是,转型理论在国际学术界正遇到怎样的一些质疑、研究者又该如何面对并超越各种挑战的问题。

   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者来说,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转型”已成为国内外中国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分析框架,也是理解中国问题的一个基本角度。而对于转型理论以及各种转型研究,国际学术界已有很多反思性的探讨,这些成就理应成为我们本土转型研究的学术参照和思想资源。同时我们也需要从中国的经验出发,参与到这样的学术探索过程中去。

   “转型”概念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最初它主要被用来定义中东欧地区政治和社会的急剧转变。但本研究中的“转型”概念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部分地包含了“现代化”(modernization)、“过渡”(transition)这样一些概念。这是一种基于历史社会学视角的概念扩充实践。对此,笔者基本认可Raj Kollmorgenr的思考:社会转型代表了一种特定类型的社会变革,与过去三百年西北半球现代民主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等“经典”形式相比,它应该被视为一种替代性的社会演变方式。②

   一、如何回应“转型论”所面临的质疑和挑战

   (一)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研究的反思

   在今天的学者看来,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早期研究中,通常蕴含了一种规范性的限定(normative prescriptions),“转型”的概念意味着对民主化和市场化的期望,包含全球性或整体性维度,③早期的转型论具有普遍性和确定性的意味,它实际上被理解为西欧化或融入西欧的同义词。也因此,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变革过程中各种政治经济问题的暴露,以及社会演变趋势的差异性、不确定性的显现,转型论随之受到质疑,由此引发了学界不断的反思和范式创新。④

   批评者认为,既有的目的论式的转型论强调确定的目的地,本质上是由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现代化理论所主导的,研究者需要关注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转变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不可预测性,⑤并正视过程本身,重视对现实的描述,而不是将事实描述和规范性判断混为一谈。⑥也有的学者认为,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变可能并不是被学者定义的“整顿中的革命”(rectifying revolutions)或“过渡”,它们不只是已知社会模式的转换(transfer),而是正在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现实。⑦

   在致力于范式创新的学者看来,为了捕捉隐含于后社会主义国家过渡性中的多重性、复杂性,新的理论应该是一种从国家社会主义向多种制度类型转变的理论,包括新型威权主义,持久混合政权,不稳定形式的贫穷资本主义和低质民主,以及极少数成功发展可持续自由民主国家的政权。⑧也有的学者认为,如何描述、解释新兴的社会秩序,这才是后社会主义研究者要做的事——以强调转变过程的转型学、亦即“非目的论的转型学”,来替代原有的转型论,从而放弃统一化、普遍化的“衔接议题”(convergence thesis),接受多样性作为社会变动研究的指导原则。⑨还有不少学者根据不同国家的实际状况,致力于创建具体的分析框架和理论范式来定义并解释现状,如针对一些国家的“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理论”(theory of post-communist capitalism/s),⑩以及针对中国的“转型陷阱”(trapped transition)理论,(11)针对俄罗斯、中国等国的“局部转型”(partial reform)理论等等。(12)

   (二)现代性困境与转型理论创新课题

   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研究领域对转型论、过渡论提出的反思性批评,触及了深受过渡论影响的近现代社会观以及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些基本问题。

   后社会主义转型论与社会主义的过渡论之间,存在有结构的相似性。不仅如此,在历史哲学层面,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转型理论,实际上都存在内在的联系。甚至可以说,过渡论深刻地影响了18世纪以来的认知结构,(13)包括各种社会进化论、进步史观、发展论,还有各种文明论。但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变动的经验事实及其相关的转型理论反思向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人类社会一步步变革、进步及文明化等的普遍规律,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只是源于学者的价值表达或移情而形成的社会观?这一疑问还会带出另一个问题:学术界对迄今为止的社会发展史,特别是现代化、过渡期、转型期等各种历史的解释,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确认为是对经验事实的客观的描述?就如有的学者质疑的那样,知识界对许多历史上的转型过程的定义和描述,其实主要是追溯性定义——按规范化的程序重构历史,追溯性地赋予其转型意义。(14)

   对正处于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变动之中、并试图探究社会秩序现状及其背后的演变机制的我们来说,这样一些问题其实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对一直以来所信奉的社会观再次做出反思和确认:社会朝着人们期待的方向,从一个制度到另一个制度、从一种秩序向另一种秩序的过渡或转型,其过程是真实的、可能的吗?

   在国际学术界,对“过渡论”“转型论”构成挑战的,并非只有后社会主义转型理论反思。现代化理论批判、现代性反思以及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早已成就斐然、深具影响力。此外,20世纪末以来广受关注的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曾明确地将可控制性、确定性等归结为工业现代性(第一现代性)的特征,包括线性社会观、结构现代性、规范的秩序能力等等。他认为社会已经进入以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等为特征的风险社会。(15)这样的社会所呈现的是一种非线性的、开放的模糊状态。贝克认为革命、进化、变革等表示变化的概念都已经不足以捕捉社会现实,他将社会科学既有的一些社会类别、社会转型模式等称之为“僵尸类别”(zombie categories)。在后期的研究中,贝克还提出了“蜕变”(Metamorphosis)概念。作为对风险社会理论的超越努力,他以环境、气候等问题为例,阐释了对未来世界不确定、不安全的担忧,同时也思考了人类如何创造新能力、克服风险的可能。他认为世界正在发生的不是“转型”,而是“蜕变”——它意味着一种更激进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现代社会的旧的确定性正在消失,同时一些新的事物正在出现——世界蜕变问题的研究所关注的,并不是好事物的负面影响,而是坏事物的积极作用——为了把握这个世界的蜕变,有必要探索新的开端,在当前的动荡中寻求把握未来结构和规范。(16)

   这正是今天社会转型研究者的职责所在:在揭示既有的过渡论、转型论可能遮蔽的不确定性、复杂性的同时,进一步探索可能性、确定性所在。

   (三)对“反思”的反思:理论及方法的几个问题

   社会转型理论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变动”(social change)理论,它预设了对象社会从一种社会制度(social system)向另一种社会制度的转变,它被理解为旧秩序解体与新秩序形成之间的过渡阶段,被赋予了过渡性、方向性、线性过程等的属性特征。在这样的框架下,研究者会对社会转变的结果做出成功或失败、偏离的评判。后社会主义研究的批评者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但是,中东欧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西欧化”目标的达成与否,不仅在目的论转型论中曾被视为一种标准,在各种“去目的论”的转型研究新范式探讨中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那样的目标及其结果,其实也构成了批评者质疑转型理论失灵的主要的经验依据。换言之,反思者们对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过程的多样性、复杂性的发现和强调,其实与转型理论共享了“目的论”的某些前提假设。与此同时,在强调过程描述和新兴社会建构的新转型理论设计中,“新秩序”的形成与否,依旧是一些学者试图发现、描述和解释的目标。

   对理论反思的再反思,有助于我们回到问题的原点,进一步了解社会转型理论的问题所在,以及探索新的可能性。为此,我们不仅需要范式的批判或创新,还有必要对“范式—经验关系”持续地做出检视——“经验”并不是供学者创新理论的现成素材。而理论既是帮助研究者接近问题的路径,同时也可能限制、框定研究者的认知能力。我们需要对范式—经验关系的辩证关系有足够的认识,并致力于在方法论层面的不断推进。

   1.如何认识社会变动的方向性和社会变革的目标预设

   附着于转型理论之上的目的论被认为是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研究中理论失灵的一个症结。但在作为社会事实的、以国家为单位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从思想家到普通民众,对未来社会的理想追求,无疑会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过程——价值规范系统的演变是社会转型最深层的驱动力之一。尤其在那些拥有各种经济发展方案或政治变革蓝图等的社会变动过程中,“方向”“目标”更是影响政治经济变动的核心要素,不管其结果如何。无论是作为知识分子道德动员的价值资源,还是政治家的改革承诺,抑或是执政集团正式颁布的阶段性施政纲领,目的论转型研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学者一厢情愿的预言式冠名、或追溯性历史定义,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社会事实,这需要研究者基于对具体社会过程的研究来做出说明。很多时候,它们可能兼具两义性:转型既是现实本身,又是理论范式。二者之间往往存在偏差甚至错位,但不可否认,知识分子对社会变动过程的命名或自我预言,对社会变动也具有“正当性赋予”或“异常性揭示”的认识论介入作用。(17)

   2.“秩序”在转型研究及其理论反思中一直居于中心的位置

   社会秩序原是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不少学者用以转型研究的一个分析框架,它还是政治学、社会学及法学等不同学科所共享的一个边界概念。(18)但是,在转型论的秩序观中,通常可见这样几种倾向:一是“有序—无序”的二元思维;二是将社会转型理解为“秩序—失序—秩序……”式的线性过程;三是对政治经济秩序的研究偏好(相对而言,基层社会的生活秩序被忽略)。这样一些认知及方法,既可能形塑了人们对“社会秩序”的想象,也难免会影响研究者对“社会转型”进程及结果的判断。这些倾向多少与一个认知习惯有关:研究者执着于确认秩序形成与否,以及失序/脱序或失范的状况,而忽略了“秩序”的另一个重要的对应概念——“混沌”,缺乏对“社会混沌”与社会秩序及其秩序变动的辩证关系的足够关注。

   3.“转型社会”本身并不是一种边界清晰、属性自明的社会类型,“过渡时期”往往也不是时间确定的过程

   转型研究并不是一个范式和一个社会、一个时期的理所当然的对接,研究者需要在对经验反复辨认的基础上,确定理论和方法,去有效地捕捉“社会”及“过程”。

首先,分辨秩序形成或秩序解体,在方法上有一个主体确认的问题——作为“秩序”及其变动过程的主体。贝克在他的研究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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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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