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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海龙:新差序格局中的君子之道及其界限

更新时间:2022-09-21 22:08:53
作者: 曾海龙  

  

   摘    要:传统的“君子”和“君子之道”概念主要表达一种理想人格和理想政治,其预设了个体之间的差异与社会层级。作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的“君子”和“君子之道”,与传统的“差序格局”相互强化,影响着传统社会的治理方式。传统“差序格局”下的经济活动受到伦理秩序的强力制约,并不能形成一个独立运行的结构。随着社会化大分工和市场经济的引入和建立,中国社会形成了以社会精英为圆心的“新差序格局”。“新君子”则是“新差序格局”中出现的行业精英和社会中坚,既有传统“君子”概念的意涵,也包含对专业水平与职业成就的肯定。与传统社会经济活动受到伦理约束不同,市场经济活动因其主体之间的非熟人关系有着相互平等的内在要求,从而与传统经济活动的主体关系有了根本的差别,这就需要检视传统的“君子之道”在“新差序格局”中的局限。

   关键词:新差序格局; 市场经济; 新君子;君子之道

  

   “君子之道”作为儒家的人格理想,曾对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与政治治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强化了本有的“差序格局”,在现时代作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也依然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并成为“新差序格局”的重要元素。然而,现代社会尤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相比传统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在倡导“君子之道”的同时,也需要正视其可能产生的问题,从而界定其在现代社会秩序建构中的界限。

   一、 “君子之道”与传统社会秩序

   现存文献中,“君子”一词最早出现在《周易》。《易·乾》:“君子终日乾乾。”《易·坤》:“君子有攸往。”《周易》经文中出现“君子”,说明“君子”一词的使用应该在商代甚至更早。《诗经》中“君子”多见,表明“君子”一词在周代已经被广泛使用。而关于“君子”的涵义,历来解说纷纷。根据汉及以前的文献,“君子”一词最初的涵义应该是指掌握统治权力的人或处于管理地位的人,引申而为“地位高的人”或“名望大的人”。《礼记·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表明庶民百姓是无缘“君子”之称的。故王力先生认为最初君子是贵族统治阶级的通称。《论语》中被孔子直接称为“君子”的,有卫国大夫蘧伯玉、三恒之一的孟氏传人南宫适、官至“单父宰”的宓子贱。季康子虽然品行很差,但孔子在与他谈话时照例称他为“君子”。这说明在春秋时代及其以前,“君子”主要是权力、身份和地位的标志。孟子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孟子·滕文公上》),表明到战国时期,“君子”一词还有此种意涵。也就是说,普通老百姓,品格再高尚,也不会被称为“君子”。可见,“君子”一词,最初主要是对权力阶层的特称,其政治意涵较多。

   人们对为政者的道德品格期待,又使“君子”一词在原初表示权力地位的基础上附加了对道德人格的要求与期待。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论语·为政》)为政之道乃“君子之道”。可见孔子认为政之道的与“君子”或“君子之道”有着紧密的联系。《论语》中“君子”一词一共出现107次,“君子之道”虽然仅出现3次,但其中有关“君子”的言论,又莫不与“君子之道”相关。辜鸿铭曾说:“孔子全部的哲学体系和道德教诲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即君子之道。”【1】所谓“君子之道”就是在道德方面成就君子的途径。孔子及其之后的儒家,因特别重德的缘故,对“君子”和“君子之道”阐发,改变了周代及其以前以权力地位论“君子”的涵义。更因后世以“有德而无位”尊称孔子为“素王”,使“君子”概念逐渐剥落了权力的意涵,成为有道德品格的人的代称。当然,出于人们对于当权者的道德品格期待,为政者与“君子”,为政之道与“君子之道”,在理想的层面上可以被视为内涵高度重合的概念。

   儒家传统中“君子”概念的权力地位与道德品格内涵的结合,很大程度上基于儒家对“为政之道”的论述。而“君子”概念的主要内涵由权力地位为导向向道德品格为导向的过渡,则表明了理想政治和现实政治之间的某种张力。对儒家而言,理想政治就是道德的政治。因此,中国历史上凡遇改朝换代,夺权者或统治者寻求统治合法性的途径莫不从道德论述入手,无论是统治者渲染前朝的“无德”或造反者认为当政者“无德”,还是寻求自我的“天命”,无不是在迎合人们对于为政者的道德期待。即便是在王朝中兴时期,这种建构统治合法性的论述也一直在进行着。人们对夏商周三代的更替,也多是从统治者“失德”和上位者“尚德”来进行叙事的,如孟子就将上古三代更替的原因归于“仁”与“不仁”,“三代之得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孟子·离娄上》)。

   《论语》、《孟子》中“君子之道”既表现了对于理想政治和为政者理想人格的期待,也对后世的政治运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权者理想的“为政之道”就是“君子之道”,使得理想政治与“君子之道”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同一语。孔子以“仁者爱人”、“泛爱众”阐发了君子人格和“君子之道”的第一要义,为政的目标是“天下归仁”。孟子说:“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于掌上。”“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传统儒家对“君子之道”之理想政治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虽然历代王朝的建立者多以武力得天下,然而以道德论述来建构统治的合理性与权力的合法性,都是必要之举。

   “君子”概念后来多指道德品德高尚的人,这便与政治产生一定程度的分离。《论语》对“君子”的讨论则兼具“德”与“位”两义,而更偏重于“德”,乃因孔子有德而无位,更为后来儒家的道统论述提供了基本范式。《论语》多论及“士”和“君子”。“士”的原初含义是指成年男子或官名,“君子”则为贵族男子之通称,有时也会与小人或野人对举。而在《论语》中,士和君子的概念有时基本上是重叠的,士是有志于成为“君子”的读书人。《论语》里除了君子与小人或野人相对而言的场合外,君子与士这两个概念多数时候可以换用。至春秋战国,作为最低级贵族的士渐成“四民”之首,“士”与“君子”的伦理意涵也开始加强。后来荀子说:“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荀子·修身》)韩愈说:“士君子言语行事,宜何所法守也?”(《昌黎集·讳辩》)。此外,亦有所谓“士大夫”之名,但“士大夫”拥有官职,“士君子”则未必。总体来说,“士”与“君子”的合用或通用表明“君子”概念是对儒家理想型人格的概括。“士志于道”,即致力于“君子之道”。孟子更提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进一步彰显了“君子”概念的道德品格。后世有所谓“素王”与“素君子”之称,前者如孔子,因其“有德而无位”;后者是指有道德才华可以为官却不得不混迹于乡野的人。

   可见,“君子”和“君子之道”无论就其发端而言,还是就其历史脉络而言,都与政治治理和个人道德理想相关。传统社会区分士农工商层级,士与“君子”、“君子之道”密切相关,甚或是其同义语,因士的道德追求及其从事的政治活动须以“君子之道”为理想。而商人的社会地位并不高,更有“无奸不商”的说法,表明商人或商业活动与“君子”或“君子之道”基本无缘。而“重农抑商”的反复出现也与统治者重视以道德理想来巩固政治治理密切相关。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儒家将“君子”作为一种理想人格,本身预设了“君子”与“小人”纵向对列的格局。儒者或“君子”只有在与“小人”纵向对列与差等关系中才能获得其本有的意义。传统社会中,儒家与以宗法和宗族结构为主的治理体系密切相关,个体深受儒家和宗族制度的影响,却不能说每个个体都有成为儒者或成就儒家主张的“君子”人格的可能。“为政之道”与“君子之道”内涵的高度重合,更使得“君子之道”不是一个普遍可能的概念。即便“君子”一词在后世有着更重的道德意味,但“君子”、“心忧天下”的内在要求使得其自身不能成为普遍的个体追求。“君子”一词就其原初的内涵而言,是指当权者或为官者,是一个与庶民相对的概念。后来“君子”一词多指有德者,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初的内涵。但儒家关于德与政的同一性论述(内圣开出外王),也只是将“君子”的内涵扩展为有天下社会关怀的特定人物。除了儒家墨家等积极入世的学派外,我们很难在其他的学派和宗教那里见到对“君子”或“君子之道”的论述。在墨家退出历史舞台后,“君子之道”几乎成了儒家之道的代称,“君子”和儒者也几乎成了同义语。以君臣、父子、夫妇为核心形成的儒家伦理秩序,与“君子”、“小人”对列的纵向格局,在概念论述和政治社会治理过程中相互强化,形成了牢不可破的政治与道德体系。这种格局构成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底色,至今仍在影响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治理体系。

   二、 “君子之道”与“差序格局”

   费孝通曾经以“差序格局”概念描述中国传统乡村的基本结构,并称之为“乡土中国”,已经广为人知。在费孝通描述的“差序格局”中,政治尊卑、血缘等伦理关系构成了传统社会的基本纽带。在这一纽带中,“君子”与“小人”的纵向对列格局上也是传统“差序格局”的一部分,它预设并不断强化社会结构中的“差序”,且这种“差序”具有普遍性和永久性。君臣、父子、夫妇为核心的“差序格局”乃基于“亲亲”与“尊尊”两条基本主线。“君子”与“小人”的纵向对列格局则主要基于“尊尊”的理念,也受“亲亲”理念的影响。“君子”为尊,“小人”行尊。无论是官员还是乡贤,相对于百姓而言都可为“君子”。家庭或宗族的长者,相对于其他成员而言是为“君子”。

   费孝通所言的传统“差序格局”所基于的血缘和伦理关系纽带,在近一百多年来,随着宗法制度的解体、社会治理方式的改变以及经济活动方式的变革,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社会中主要以家庭和血缘为主要纽带的“差序格局”已经被一种“新差序格局”所取代。费孝通对此看得非常清楚,他说到:“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2】

   新形成的社会格局虽然在特征上与传统的“差序格局”不尽相同,但其实质还是一种“差序”。比如,我们现在普遍所用的“干部”与“群众”概念,就是“君子”与“小人”概念的同义语。比如,经济生活中成功的企业家和商人可被视为“君子”,与此相对应的“消费者”在这种对列关系中可视为“小人”。又比如,影视明星可被视为“君子”,其粉丝则为对列关系中的“小人”。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时至今日,传统以“亲亲”、“尊尊”为基础的“差序格局”概念相对弱化,而以“君子”、“小人”的对列格局为基础的“差序”依然在不断地产生新的“差序”,为“君子”与“君子之道”概念增添新的内涵。为与传统的主要以“亲亲”、“尊尊”为纽带的“差序格局”相区别,我们可这种新的“差序”所形成的社会格局称之为“新差序格局”。这种“新差序格局”相比起传统的“差序格局”而言,除了伦理性的纽带外,还有更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的纽带。“新差序格局”中的“君子”可以称为“新君子”,与传统的“君子”概念相比,“新君子”概念主要针对特定的对列格局,比如官员之于群众,影视明星之于“粉丝”,知名专家学者之于受众。

“新差序格局”和“新君子”概念是传统“差序格局”和“君子”概念在现代社会的变种。与传统的“君子”概念主要以道德性内涵为主不同,“新君子”在传统的“君子”概念意涵的基础上,增添了一种经济地位和社会角色等功能性内涵。或者说,“新君子”不仅是指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和受人尊重的道德楷模,还涵盖了各行各业的社会精英与社会中坚。前者与传统“君子”概念的道德内涵基本一致,后者则大大扩展了“君子”概念的专业化特征。“新君子”概念的内涵扩展主要着眼于现代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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