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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晗:区域普选进程中的国家统合:转型国家的比较研究

更新时间:2016-08-09 11:09:21
作者: 刘晗  

   摘要:  在当代宪法政治实践中,区域普选一般来说容易与身份认同问题交织在一起,并对国家统合有不小的影响。从历史和理论来讲,民主化过程本身也容易激化身份认同问题和文化政治议题。本文通过比较研究来切入区域民主选举与国家统一之间的关系,具体剖析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几个典型国家中区域民主化的案例:西班牙、南斯拉夫、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可以发现,首次民主大选是全国性的国家(西班牙),其选举有利于巩固国家的统一认同;而首次民主选举在地区层面展开的国家(如南斯拉夫、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最终激化了族群矛盾,导致了国家分裂。在设计民主制度的过程中,选举范围、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都构成了决定性的因素。在构想普选方案时,须通过制度设计避免认同政治的激化,防止认同问题成为普选的主要议题。

   关键词:  区域民主化 普选 国家统一 比较宪法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香港立法会于2015年6月18日否决政改方案,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普选进程已经告一段落。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改革的过程中,香港人的本土意识不断发展,本地身份认同(identity)逐渐强化,并且日益政治化。2014年发生的“占领中环”事件所展现的香港本土主义话语和行动即是鲜明的体现。[1]虽然“港独”并无实际的政治可能性,但其所凸显出来的认同政治的日益激化却对国家统一提出了挑战。换句话说,认同问题的政治化使得普选问题不仅是“两制”问题,而且已经触及到了“一国”问题。

   就狭义体质人类学的角度而言,大部分香港居民都是“汉族”;而从广义的族群文化上来讲,大部分香港居民属于我们一般印象和言说中的“华人”或者“中国人”。然而日益明显的是,香港居民在社会政治问题和文化归属上形成了独特的香港身份认同。所谓身份认同,是某个个人或者群体确定自身文化身份和特征的观念和价值,“是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是自我意识的产物:我或者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素质而使得我不同于你,或者我们不同于他们。”[2]身份认同问题因而是属于意识层面的,与特定人群的体质特征和种族因素并不自然等同。从世界范围来看,种族的同源性并不能保证身份认同的一致性。比如,英国人和美国主体居民在种族意义上是同源的(即都是所谓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但在政治发展和历史进程中已经成为了两个不同的民族,具有极强的民族性格差异。要而言之,身份认同乃是建立在著名民族主义理论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的基础上的。[3]文化—社会—政治想象,而非种族和体质人类学因素,是身份认同的关键。

   香港人的独特政治认同是在历史中逐步形成的,具有深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尤其受到近三十年以来中英谈判、回归安排等政治变化的影响。[4]近几年来,随着“自由行”的推行,大陆居民大量涌入香港,进一步激发了香港人本土身份认同及其对大陆的抗拒,并且日益使得身份认同问题政治化。2014年发生的“占中”事件显示了所谓“香港人民”第一次试图作为政治力量出场。诚然,很多香港居民并不否认自己仍然是中国人,但实际上“香港人”的身份已经成为其文化认同的首选。在青年当中,已经出现了认为自己仅仅是香港人的倾向,甚至发出了“民族自决”的呼声。某些种族和政治意义上的中国人并没有在文化和政治上将自己看做中国人。

   香港的政制改革是一种较为独特的民主化过程,是在主权国家内部的一个行政区进行民主化—特别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推行西方式选举制度—的独特现象。更为复杂的是,香港的普选进程发生在认同政治激化的背景之下。很大程度上,普选方案如何制定,如何通过,始终与认同政治联系在一起,密不可分。民主普选发展和认同政治激化的双重现象,促使我们思考区域民主选举与国家统一之间的关系。该问题不但对香港政制发展的走向具有重大影响,也对“一国两制”、民主政治以及选举制度等中国的基础性宪法概念提出了理论难题。本文通过比较研究来切人问题,通过可资参考的具体国别案例分析,辅以理论层面的思考与探究,以期为思考香港普选问题提供参考。

  

二、民主化与认同政治的历史及理论

  

   从世界范围内民主的发展历史与当代实践来看,民主化容易激化认同政治、激发地方民族主义和本土意识。在前民主时代的政治实践之中,无论是传统的君主制国家(如绝对君主制时期的法国),还是精英化的共和政治(如平民政治出现之前的美国),乃至社会主义国家(如前苏联),都采取了相应的制度安排,容纳多元的族群差异,进行多区域的政治整合。

   在欧洲传统的君主制国家中,国王凭借君权神授(Divine Rights of the King)理论,成为了凝聚不同族群、民族和区域的象征。古今中外的例子有很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英国国王同时是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元首;大清帝国的皇帝既是满族人的族长,也是蒙古的可汗,同时还是汉族人的皇帝,也是西藏喇嘛教的保护人,是当时整个中国的元首。[5]位于首都的帝国统治者大体上通过与边疆地区的本土精英结盟的方式来维系整个帝国的政治融合。比如,英国殖民者在亚洲基本采取“间接统治”(“indirect rule”),即通过政治文化的优越性和相应的恩荣措施笼络当地精英,并由当地精英承担相当程度的统治工作。这在印度最为明显,在香港也是如此。[6]实际上,贵族阶层较易形成统一的、跨民族身份的群体,然而平民则较为地方化,易于强调其自身的文化、习俗特性。比如,在1580年到1640年之间,西班牙和葡萄牙曾经是一个国家。在1640年发生的葡萄牙独立运动中,葡萄牙的平民阶层有很强的葡萄牙民族意识,因而激烈反对西班牙国王的统治;相反,葡萄牙的贵族和精英阶层则更倾向于与西班牙王室和贵族交往与融合。[7]

   民主易于对国家统一产生挑战的现象,可以从民主的政治哲学原理加以理解。不言而喻,现代民主的核心原则是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即一切政治权力根本上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统治者,人民的同意是政府正当性的源泉。[8]作为一种现代的政治理念,人民主权原则首先建立在否定君主主权的基础之上。[9]历史地讲,人民主权的出场时刻就是革命。法国人民是在将国王送上断头台的时候才获得统治地位的;美洲殖民地的英国臣民在独立革命中逐渐成为“我们美国人民”。然而,共和革命过程中如果没有统合性的领导,很容易导致革命的过程变成不同区域和族群各自分行的独立运动。美国革命之后成立了十三个相对独立的邦国就是典型的例子,南美反抗西班牙的解放革命最终造成了列国林立的局面是另外一个例子。在此类案例中,共和革命意味着国家分裂。

   人民主权国家的基本宪制结构也容易促发离心的倾向。在国家统合的问题上,民主制与君主制有着鲜明的对比。在传统的君主制国家当中,国王的身体是整个国家的象征,是链接广土众民的政治中心点。而当君主的身体在现代革命中被弑杀之后,[10]国家的统一却变成了问题。旧的连接点被摧毁了,而新的连接点却无法一蹴而就。在人民主权理论当中,契约或者人民构成了新的连接点。如美国开国之时,各州即通过签订契约,让渡权力,组成统一邦联或者联邦;宪法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被理解成为一种社会契约。但是契约论具有潜在的严重问题:既然可以签约,就可以毁约;如果有一方认为对方背约,那么就可以解约。实际上,1860年代美国内战时期,一些南方分离主义者即是将宪法理解为一种契约,因而可以在北方违约的基础上退出契约。[11]

   统一的人民形象是另一种可能的国家统合象征。在具体的政治和法律实践中,人民主权意味着人民产生宪法,由宪法构建政府,然后由政府代表人民从事具体的治理工作。无论是遵守宪法的政府,还是创建政府的宪法,都只是人民主权的产物。因而,政府与宪法都无法决定人民本身的自然形态和地理边界。为了界定人民的形态和边界,政治哲学和法律理论需要退回到宪法和政府产生之前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中去寻找一个群体的自然特性。民族主义正满足了在政府产生之前中界定“人民”的需要,即通过更为具体的“民族”来界定颇为抽象的“人民”。[12]人民主权因而与民族主义之间有了密切的关联。

   但是,民族主义既可以成为向心的力量,也可以成为离心的力量。人们通常所说的“民族”意味着族群文化的同质性。然而,在现代国家中,少有只有单一民族的例子,而更多的都是多民族国家。中心族群希望通过大范围的民族主义来统合国家,而边缘族群则希望能够通过各种方式保持其独特性,甚至构建自身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一方面可以巩固国家统合,但另一方面也可以助长地区分离的趋势。一战之后几个传统陆地帝国的解体(如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是典型的例证。[13]

   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解决统合各民族和族群的方式是用作为先锋队的共产主义政党替代以前神圣国王的肉身或者民族的想象。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可以超越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可以整合不同的民族和族群。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政党的认同而言,阶级属性远远重于民族属性。比如,前苏联境内如此纷繁复杂的民族分化通过阶级话语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得以整合进统一的政治共同体。苏联共产党通过组织建设融合各民族的“先进分子”,构成了前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所谓的“新君主”(the new prince),即列宁主义先锋政党。[14]

   然而,一旦作为统合性力量的“新君主”在特定地区丧失了政治乃至文化上的领导权,民族主义就会凸显出来。认同问题很快转化为“我们”与“他们”的分化与指称;原先团结在共同政治信仰之下的“我们”开始分化,甚至分裂。民主化一方面导致内部贫富问题变为政治问题,另一方面导致了敌我区分和认同政治问题。两方面的线索在冷战末期苏联和东欧的民主转型中交织在了一起。

  

三、案例研究:西班牙、前苏联、前南斯拉夫与捷克斯洛伐克

  

   如果说二十世纪初的帝国解体现象可以概括为“走向共和即走向分裂”,那么世纪末的社会主义多元国家体系解体可以概括为“走向民主即走向分裂”。这种现象源于民主选举与认同政治之间的复杂关联。一方面,认同政治会加大民主化和推进普选的难度。另一方面,选举制度和选举结果会改变认同政治的格局。区域民主选举一般会导致认同政治的激化,甚至在世界很多转型地区,民主化导致了族群之间的暴力的发生。[15]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是民主化过程中没有解决好认同政治问题的典型例子。相反,如果民主转型时期推行全国性大选,则局面会好一些。下文首先介绍西班牙民主转型中对民主选举与区域问题的处理,之后重点比较前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区域普选中所出现的对于国家统一的威胁和危害。

  

   (一)西班牙:奠基性全国大选塑造统一意识

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全国性的大选往往能够增强中央政府的权威,减弱认同政治的强度。西班牙即是明显的例子。其在1970年代民主化的时候首先通过全国民主选举奠定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和正当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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