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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晗:分享经济平台的社会公平问题与规制重构

更新时间:2020-03-18 17:31:05
作者: 刘晗  

   摘要:  分享经济是互联网经济从虚拟物品向实体物品转型的产物。分享经济对传统等级制结构的经济模式具有极大的冲击力,其带有极强的分散化和扁平化倾向。然而,在发展过程中,分享经济也呈现出一种新的集中化和再等级化倾向。政府规制要明晰分享经济所呈现出的权力架构,在确立维护新产业发展的目标的同时,更要兼顾公平的规制目标。在此基础上,监管者可以采取更为灵活、技术化和助推型的方式更新规制模式。

   关键词:  分享经济 基础架构 规制 大数据

   当滴滴出行等新兴平台日益成为城市生活常态的一部分时,我们也随之进入了“分享经济”时代。分享经济既是一种模式,也是一种口号。作为一种模式,它具有推动经济增长的优势,也日益暴露出一系列的社会隐忧。作为一种口号,它具有修辞效果,能够影响社会印象和公众观感,从而影响监管的方式和范围。 [1]

   目前学界已经从法律地位、法律关系和法律适用等方面对共享经济进行了大量探讨。 [2] 从基于工业经济形态的法律体制角度来看,分享经济无疑是一种“非法兴起”, [3] 但由于其满足了新兴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人们实际的消费需求,它反而给法律规制提出了新的命题。从历史上看,任何新经济形式和新技术形态的社会应用往往都会带来一段“监管缺位”的时间差。 [4] 在我国,“监管缺位”源于“让子弹飞一会”的治理哲学。然而,必须明确的是,“让子弹飞一会”,必须同时看清楚“子弹”飞的方向。

   本文试图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关注分享经济形态所带来的社会公平隐忧,并初步思考法律上的应对之道。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分享经济在重塑现代生活的同时,也卸下了其温情脉脉的面纱,凸显了社会公平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 [5]

   为此,学术分析有必要透过分享经济表面的繁荣与乱象,去揭示其特定的基础架构(architecture),剖析其商业修辞,进而探究其社会实质。在此基础上,探索一体化、跨越法律部门的分享经济规制体系,实乃下一步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对互联网特定产业来说,架构本身是规则形成的基础,其背后隐含的是各种支配权力的重构。规制体系因而须从基础架构的分析出发,进而通过更为动态和灵活的方式,塑造更能够促进社会公平的法律规则。

  

   一、从去中心化到再中心化:分享经济的基础架构

   (一)分享经济的旧与新

   分享经济虽然是新兴信息技术的社会应用新形式,但其核心的社会理念和社会交往模式却并非史无前例。早在前互联网时代,国人已经在长期的群体生活中出现了红白喜事“凑份子”的方法,这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即是一种原初形态的分享经济模式。而在互联网出现后,各种知识共享的创新,如Linux、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也是一种分享经济模式,只不过它们更多采取免费模式,而非付费模式。 [6]

   新兴的分享经济之所以有创新之处,是在于将互联网分享的范围扩充到更大的社会领域,将分享的对象从无形的信息和知识扩展到实物和服务。其要点有二:

   首先,分享经济利用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算法技术,将熟人社会的分享经济雏形塑造成为大规模陌生人社会的共享模式。新技术解决了大规模陌生人社会的信任和信用问题,塑造了市场主体之间相对稳定的联结方式,并且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 [7] 因此,其新颖之处并不在于分享,而在于分享的范围和方式:由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由身份转向契约。通过信息和数据手段,平台可以解决塑造社会信任和降低交易成本的目标。 [8] 正如人肉搜索只不过是电子化的“内查外调”一样, 9 分享经济平台是大数据化的“中介”,只不过它过于快速、廉价而隐形,以至于人们经常忘记它是“中介”。于是,通过新兴技术和组织方式,分享经济可以有效防止公共道路滥用、鼓励闲置资源利用,从而给社会生活带来便捷;也可以促进信息传播,个人可以便捷而近乎零成本地向大量公众发布供给和需求。 [10] 正是智能手机和4G通讯技术的出现,使得分享经济能够得以产生和发展, [11] 带动社会效率的极大增进。

   其次,不同于之前已经存在的信息和知识共享模式,分享经济的要害在于将分享的对象从虚拟物扩展到了实物,从而彻底融合了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形象地说,这就是从百度百科到滴滴出行的转变,从互联网到物联网的进步。以前,人们分享的是电子书和代码;现在,人们分享的是汽车(如优步或滴滴)和房屋(如爱彼迎或途家)。从知识分享到服务分享,从专业知识到生活信息,再到个人信息与财产权利的分享,分享内容的范围扩展构成了分享经济发展的基本脉络。

   (二)分享经济的优势修辞

   正是由于分享经济的创新特征,提供分享经济服务的商业平台倾向于高扬超越盈利模式的社会共享理想,强调新技术能够突破物权的独占性和排他性,在不改变所有权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将使用权进行精准分享。 [12] 正因为如此,分享经济公司乐意自称“平台”,只提供撮合作用,而不负担传统企业对雇员和消费者的法律责任。分享经济因而制造了一个既熟悉又新潮的故事:熟悉是为了让人更好接受;新潮是因为可以规避监管。 [13]

   然而,就其实质而言,分享经济是一种市场经济背景下高科技形态的商业模式。 [14] 传统的商业模式依赖于特定商业场所(无论是店铺、商场还是具有特定标识的出租车内)的各种社会条件的预先设置,从而能够在各种法律、法规和社会规范的保障下,从事安全而高效的市场交易行为。 [15] 与之不同的是,在分享经济中,平台可以“依靠一个强大的算法,依靠你自己过去的使用数据和类似的用户使用数据推算出你可能需要的商品或服务”,来实现买方和卖方的相互匹配,因而“平台是一种信息中介,不仅使交易更为便利,也推动了互联网的中心化趋势。” [16]

   (三)分享经济的实质隐忧

   培根曾经说过,“知识就是力量”。而今天我们可以说,“数据就是权力”。这一点,任何生活在数字经济之中的人都会感同身受。平台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来调动社会闲置资源和设备,将其变为平台公司事实上的“生产资料”。 [17] 例如,网约车平台——特别是专车模式——即可以调动社会车辆、劳动力和个人数据,从而为不特定的用户提供特定的用车服务,也为特定的车辆及其使用者提供“就业”机会。从更深的层面来说,分享经济App只是平台公司所提供的一种非物质产品,甚至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并非分享经济平台的真正产品。 [18] 在这个意义上,分享经济首先是互联网公司将其平台开放出来以供分享,其次才是社会通过该平台实现信息和服务分享。

   但是,同时也必须看到是,分享经济也并非简单的非物质生产。通过细致的分析我们会发现,诸如“滴滴出行”一类的App其实只是一个虚相,而并非分享经济公司真正用于盈利的产品。毋宁说,App更类似于一块巨大的磁铁,平台可以通过它调动很多不属于它的资源,并制造其独特的产品。而其独特的产品,恰恰是服务提供者和用户本身 [19]——他/她们本身蕴藏的巨大交换价值,如关注度(可用于平台投放广告)和大数据(经过分析可成为平台公司的资产)。简单地说,当你用平台的服务而不付费的时候,你就同意他们用你的数据去赚钱。在这个过程中,用户本身已经被平台商品化了。

   当然,以免费提供信息服务而间接谋利的商业模式,在分享经济出现之前已经非常普遍,甚至在前互联网时代就已发展起来,如免费电视节目加收费广告模式。但需要注意的是,此种模式在付费的分享经济中会变得非常隐蔽,因为App用户会觉得自己是付费使用服务(比如打车付款,虽然钱款最终进入车主的口袋,但用户是直接向平台支付的),会感到自己仍是消费者,因而没有感受到平台在将其作为产品进行隐秘的生产。[ 20]

   诚然,分享经济让人们在不获取所有权的基础上拥有对某种东西或者服务的使用权,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发现其隐秘的发展趋势:平台逐渐开始获得凌驾于服务提供者和服务享受者之上的控制权,甚至宰制权。以滴滴出行为例,专车司机仍然拥有其劳动力的“所有权”,但使用权受到平台的调动;顺风车司机仍然拥有车辆的所有权,但使用权受到平台的调控;用户仍然拥有个人数据和信息的“所有权”,但是其使用权却交给了平台处置。在这个意义上,分享经济平台并非经济学里面所说的“公地”(the commons)。 [21]说到底,分享经济平台掌握在私人主体(公司)手中。或许在未来分享经济平台能演化为电网或自来水之类的公共设施,[22] 然而目前它们还并不是,至少在中国还不是。

   分享经济独特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造就了新的权力结构。一方面,分享经济的确改变了传统的等级制分配和管理结构。集中化、等级化的结构——如传统合法出租车行业相对于非法的“黑车”——被扁平化、平等化的结构所取代。去中心化是这一变化的核心关键词。毫无疑问,这对生产力的提高和闲置资源的利用具有巨大的正面价值。在这一点上,分享经济和知识共享具有同样的趋势,即互联网本身将世界“碾平”的特性。 [23]

   另一方面,在打破旧时等级制结构的同时,分享经济平台也在塑造新的等级制和中心化结构。例如,随着“烧钱”、“圈地盘”阶段的终结,网约车市场日益呈现出新的问题。在专车平台发展初期车越来越好打,现在却出现了车越来越难打的状况,甚至有些时候用户还会遭遇高峰期加价也打不到车的体验。分享经济平台不但可以单方对于司机的服务进行派单和定价,也可以获取并使用用户数据。由此可见,分享经济平台的独特性在于,它不仅可以针对需求方(如乘客)进行操控,甚至也可以针对供应方(如零工司机)进行操控。 [24] 平台可以通过算法和激励措施使得用户能够以有利于平台的方式来使用平台,平台本身不再只是中立的信息中介服务提供者。

   从这个角度来看,分享经济平台在碾平传统经济产业等级制结构之后,在不长的时间内即重新建立了等级制结构。平台及其背后的金融资本因此获得了针对于服务提供者和用户(乃至于无法接入平台的普通用户)的新金字塔体系。分享经济平台不同于知识分享平台之处正在于它塑造了新的中心化架构。在这个体系中,最终的权力掌握在投资人和管理层手中,而工程师和管理人员则具体负责算法和操控,普通乘客的人身财产安全及服务提供者的劳动保障都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不但如此,特定平台公司还在特定行业中获得了事实上的垄断地位,从而事实上排除了市场竞争。因而,无论在平台内部还是在行业内部,新等级制都已经日益明显地建立起来,并为社会公众所感知。

   那么,问题在于:为什么知识共享造就了去中心化架构,而分享经济却造就了再中心化的架构?一个重要的原因莫过于:实际物品和人身肉体被分享经济重新带回,而二者正是传统权力运作的核心对象。相比于思想来说,肉体和实物更容易为权力所控制。互联网平台把既有社会组织打散为原子化个体,以契约的形式重新连接起来。传统市场经济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上, [25]而数字市场经济建立在“全知”的基础上。分享经济平台在碾平传统的中心控制结构之后,塑造了新的、更为隐秘的、技术化的控制结构。所谓“算法歧视”,只不过是新“利维坦”的冰山一角。因为带入了人的肉身,分享经济牵涉到很多人的生计问题。 [26] 这跟知识分享平台完全不一样。

正是由于此种集中化的生产形态,分享经济的社会公平风险才日益凸显出来。新的中心化控制模式使得投资人和管理团队相对于普通司机、用户和社会大众产生了某种巨大的优势权力地位。这不仅是说网约车平台相对于传统出租车公司具有优势——如可以在上下班高峰的时候上调价格,更为明显的是,平台可以抽取服务费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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