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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晗:平等、移情与想象他者:普遍人权的道德情感基础

更新时间:2017-12-06 23:32:01
作者: 刘晗  

   摘要:  在传统的法学理念和法律制度中,人权的基础被奠定在理性主义之上。然而,理性主义人权观能够解释和论证权利的基础,但很难讲明权利扩大到最广大的“人”的范围的道理。从思想史和法律史来看,理性主义的人权观容易导致人权的保护范围在国内法上被限定在特定的群体之中,而人权的实现领域在国际层面局限于特定的政治共同体之中,也即理性主义的人权观念排除了非理性的“非人”的人权,从而无法实现人权的普遍性。从历史来看,普遍性的人权观念及其制度实践须构筑于道德情感的基础之上,也即人们在情感层面认识到无论种族、肤色、阶层、族裔等差异有多大,在内心的痛苦感受力层面都是平等的,由此方能通过“移情”来在人心之中建立普遍人权的观念。

   关键词:  普遍人权 理性 道德情感 平等

  

   法律是人民道德情感的体现。——威廉·布莱克斯通[1]


一、问题的提出:人权的根基

  

   人权是现代法律中的基础性概念,也是全球化时代的世界通用语。2004年修宪后,人权也写入我国宪法当中。[2]人们的人权意识和人权观念也随之逐步发展。可以说,新世纪已经不仅仅是“走向权利的时代”,而是切切实实地进入了“权利的时代”。[3]

   当代的人权概念实际上设定了一系列权利的基本性质:固有性、平等性和普遍性。[4]固有性申明,权利来自于自然,为人所生而有之,而非上帝、祖先、君主、政府或社群的授予,也即权利独立于历史和宗教,是永恒的和世俗的。平等性申明,每一个人无论其身体、心理或者社会差异都享有自然权利,而不能在法律之中设定阶层差等。普遍性则要求,无论在任何地方,人权的严格保护原则都必须适用,即人权超越民族、国家和地域边界。正因为如此,学理一般将人权概念的起源测定在十八世纪末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发布的权利宣言——《独立宣言》和《人权与公民权宣言》,而非英国光荣革命之后通过的《权利法案》,因为后者所宣布的只是历史形成的、英国法保护的、特定阶层的英国人的权利,而非自然的、平等的和普遍的权利。[5]

   相比较而言,权利的固有性观念在实践中比权利的平等性和普遍性更容易被广大范围的人们接受。时至今日,很多人都会相信人的权利和自由是与生俱来的,但却很难接受它们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会在“权利的时代”发现一些悖谬的现象。在国内层面,当很多人爱怜自己的宠物,或为动物权利大声疾呼的时候,却对离自己较为遥远的异邦人或者并不遥远的弱势同胞的苦难缺少关注。国际层面有更为鲜明的悖谬现象。在人权成为了全球化时代的基本道德和法律规范的同时,侵犯异族人的人权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比如,美国政府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人权观念和人权法,另一方面却在关塔那摩监狱对涉嫌恐怖主义的囚犯施以酷刑。

   人权观念的普及和人权侵犯现象的并存,不得不让我们深入思考人权的基础问题。作为现代国内和国际法律体系的基础,人权本身也需要一定的基础和根基。否则,人权就容易变成空洞的道德说教,甚或伪善的政治修辞。[6]现有的人权理论远远未能对于最基本的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人权的根基是什么?为什么我们有义务尊重人权?我们为什么享有人权?著名天主教法哲学家马里旦在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批准时曾一语道破困局:“没错,我们都认同人权,但其条件是没人问我们为什么”。[7]

   道理确如马里旦所言。在现代人权观念的奠基性政治文件美国《独立宣言》(1776)中,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被认为是“不证自明”(self-evident)的,即无需论证。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美国《权利法案》乃至《世界人权宣言》似乎也继承了《独立宣言》“不证自明”的传统。[8]比如,《世界人权宣言》开首之处直接将固有而平等的人权作为了前提,而非需要论证的结论:“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9]

   如今,普遍人权作为一种观念已经也被当做“不证自明”。然而,正如美国历史学家亨特所指出的,“不证自明”本身产生了一个悖论:

   如果权利的平等是如此的不证自明,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做出这项断言呢?为什么它只在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地区做出呢?如果人权不被普遍地接受,那么人权怎么能是普遍的呢?……当学者们已经对杰斐逊通过他的习语表达什么意思争论了200多年时,它们怎么会是“不言而喻”的呢?争论因为杰斐逊自己从未感到有必要解释它而将一直持续下去。……需要争论的断言不是不言而喻的。[10]

   因而,当断言“不证自明”的时候,普遍人权诉诸的是信仰,如同《独立宣言》所言:“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神圣而不可否认的”。然而,一旦进入了信仰的领地,人权就会饱受文化多元主义的冲击,成为文明冲突背景下的国际政治修辞。[11]普遍人权会被诟病为世俗化的基督教社会理想在当今世界的推广。人权因而易于变为国际政治概念,而非真正的法律概念。

   事实上,人权观念的普遍化不仅在于人具有固有的“权利”,更在于“人”的范围的扩大化和普遍化。换言之,问题不仅仅在于:人为什么具有权利?问题同时在于:谁是人权中的“人”?正如瑞士法学家胜雅律(Harro von Senger)指出的:

   “人权”这个词有两个组成部分:“人”和“权利”。然而,大多数西方人对人权历史发展的解说,仅仅强调其中一个成分,即“权利”历史发展的条件和过程。对于另一个成分,“人”,大多数作者想当然地认为,“人”总是“当然地”包括人类大家庭的所有成员,而不管他们是女人还是男人,是白人还是有色人种,是青年人还是老年人。[12]

   然而,这种“想当然”显然不是“不证自明的”。现代人权无论如何普遍化,其主体是人——动物权利学说在批判人本主义的时候指出了这一点。[13]正是在这一点上,长期被主流的以理性为基础的启蒙观念忽视的道德情感在推进人权观念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本文通过思想史和法律史的考察,尝试展现人权的道德情感基础。本文试图论证,人权观念的兴起除了理性主义的基础之外,更有感性主义的促进。后者对于理解现代普遍人权观念或许更为重要。普遍人权的基础并非理性,而是情感。[14]现代人权观念的勃兴乃是个人和社会情感的发展结果。情感在现代国内和国际公法体制的发生、持存和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二、理性主义人权观及其问题


   不言而喻,人权就是人之为人而享有的自然赋予的权利。传统学说对于人权根基的回答是:启蒙理性是现代人权的理论根基。其基本逻辑是,启蒙理性使得人们摆脱旧有的压制和服从,冲破传统的网罗,确立个人自身的主体性和自治性。理性告诉人们,每个人在进入国家和社会状态之前就具有了自然赋予的权利。启蒙使人能够自由自主地运用理性思维能力,反思和摒弃历史和传统所造就的偏见与非理性。正如古代政治体制建立在对于神授君权之崇拜的情绪之上,现代国家的法律体系则建立在理性个体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的基础上。[15]宪法与人权建立在现代理性对于传统非理性的情绪主义的克服:启蒙战胜蒙昧,理性取代盲信。康德的名言“要敢于运用你的理性”就是理性主义最好的概括和体现。[16]康德所谓的人应当作为目的、而非手段被看待,正是理性主义人权观的典型理论。

   在理性主义的人权观看来,人之为人的根本特性在于其在感性之外还具有理性。动物也有感觉能力,但却不像人一样具有认知、分析和理解能力。理性因而成为了权利能力的基础。没有理性,或者没有完整的理性,即没有权利,或者没有完全的权利。这是理性主义必然推导出来的结论。因而理性主义人权观具有自身的问题。一旦将理性作为个体享有人权的基础,人权的概念就必然首先预设了理性(rational)和非理性(irrational)的区分。个人如要享有完整的权利,则必须首先具有完整的理性。人权实际上建立在主体具有理性的基础上,非理性的“人”因而不配享有“人”权。从具体的历史语境来讲,理性等同于现代欧洲人所说的“文明”(civilized),即人按照理性来思考和行动。相反,非理性意味着只凭借感觉和情绪行动,因而是野蛮的、未开化的。在启蒙所确立的人类的认知思维结构中存在一种等级,在其中感觉和情绪与理性和思考相比处于低等的位阶。

   理性主义为人权奠定根基的方法在实际生活中使很多人被排除在“人”的范围之外。在现代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人权被限制在欧洲白人、男性、基督教公民的范围内,并未普及广义的“人”的程度。妇女、黑人、儿童、异教徒、外国人并未成为人权的主体,未能享有人权。

   因为只有人才有人权,而只有具有理性的动物才是人。正如亨特教授所言:

   18世纪末那些十分自信的人们宣布的普遍权利结果更不用说是全部被记在了人们的心里。我们不会感到意外的是,他们认为孩子、精神病人、囚犯或异邦人不能够或不值得全部参与政治进程,因为我们也这样看。可是,他们也排除那些没有财产的人、奴隶、获得自由的黑人、在某种情况下的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者,还有妇女,她们在各地一直都不被允许参与政治。[17]

   在实践当中,正如美国哲学家罗蒂指出的,所谓“理性人”一般会被直接等同于同胞或同类,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正是如此:

   心怀怨恨的青年纳粹恶棍很清楚许多人既聪明又博学,但是这只是增加了他们殴打犹太人的快感。让这些人读康德并赞成一个人不应该把合乎理性的主体简单地作为工具来使用也根本无济于事。因为无一例外的情况是,只有在某个合乎理性的主体,也就是我们的道德共同体成员资格的意义上,只有在这个惟一契合的意义上,那个合乎理性的主体才被看做是一个人。[18]

   社会思潮映射到了法律之中。西方现代法律史当中有着很多理性主义人权观的实际后果的例证。在国内层面,美国宪法史提供了很多鲜明的例子。比如,以“人人生而平等”开头的《独立宣言》所创造的美国在其宪法之中许可或者暗示了奴隶制。[19]《独立宣言》的执笔者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心安理得地役使黑奴,因为他们同动物一样,“更多由感性而非沉思构成”。[20]用今天的人权眼光来看,理性非但没有成为推广“人权”的动因,反而成为划定“非人”的标杆,残害“非人”的口实。在美国内战之前,黑人奴隶不但不是美国公民,而且根本不被当作人看待。[21]即便美国内战的结果最终促使联邦废除了奴隶制,但随之而来的种族隔离制度实际上仍然将黑人当作二等公民。黑人仍然不被认为是应该与白人共存的“人”,他们被认为是低等人,不能与白人同乘一车,或者同窗就读。[22]法国历史学家波里亚科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种族主义是启蒙科学的一个孩子,一个未被启蒙运动承认的孩子。”[23]此言正适合当时的美国。

同样,女性的权利长期并没有获得尊重,不能进入社会从事工作。而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女性长期以来被认为没有完整的理性。即便是以反对传统著称的启蒙运动,其主流思想家也不认为平等和自由应当适用于女性。以追求平等著称的卢梭曾经说过:“女人抱怨男人制定的法律是不对的……当她试图篡夺我们的权利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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