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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龙:清末民初婚姻生活中的新潮

更新时间:2016-07-20 09:38:08
作者: 行龙  

  

婚姻生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表明,任何一种人类社会,都有其建筑于一定经济制度以及政治制度和法权制度之上的婚姻形态,婚姻生活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然而,这种相对的稳定性也可能在某个短暂的历史时期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这种波动也往往是新旧社会形态更替,或某一社会形态内部发生重大变化的显著标志。可以说,婚姻生活乃是社会历史的一面折射镜。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近代社会,清末民初是一个急剧变动的时代,这种变动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而且也反映在婚姻生活中。是时,婚姻生活领域里出现了一些富有时代特征的新动向。对此进行探索,对于探究中国婚姻生活的发展轨迹,认识清末民初的社会生活,都是不无裨益的。

  

  

   清末民初婚姻生活中的新动向,首先表现在主婚权利、媒介形式、择偶标准与范围、离婚再嫁等方面的相对开放的和自由上。

   众所周知,在中国长期的封建家长制的宗法社会中,婚姻从来不是男女当事人的事情,而仅仅是一种宗族延续的方式,所谓“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封建家长对家庭成员的婚姻完全包办代替,“父母之命”成为数千年婚姻手续的定则。清代法律也明文规定:“婚嫁皆甴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圭婚。”淸末民初,家长独断的主婚权利受到冲击,男女当事人对自己的婚嫁有了相对自由的权利。秋瑾、蔡元培、陈撷芬、宋雪君等先进知识分子冲破社会和家庭的藩篱而自择配偶的典型自不待说,民间百姓中这种事例也不少见。《右台仙馆笔记》载有一则“私奔成礼”的逸事,谓:“汉口镇有刘氏女,许嫁张氏子,彼此往来嬉戏,从不避忌,亦其乡俗然也。有富家儿,见女而豔之,谋于父,将以千金买为妾,父漫应之。女以为实然,是夜启户潜如张氏告之,乃即夕成礼焉。质明,父失女,奔告于张,则女及婿双双而出拜矣。”上海地区在淸末就流行着一种“通脚”的习俗,即男女经媒人介绍定亲后,为了解对方的家境和人品,正式结婚之前,男女双方都可到对方家中拜见长辈和配偶,若不满意,便有“赖婚”和退媒之举。辛亥以后,社会风气大开,婚姻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已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如河北盐山县,“民国以来,蔑古益甚,男女平权之说倡,而婚配自择。”内蒙,“其结婚之始,亦有经过恋爱之过程者,俟彼此相许,始告父母,或倩冰人而聘订。”山西忻县,读书人的婚嫁“不完全由父母主持,一般先征得子女同意。”四川江津“男女经介绍人之传达,互得同意后,乃各告父母为之主婚,或由父母提起者,亦必经男女自身许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从授受不亲,父母之命,到男女会晤,自择配偶,这确是婚姻生活中主婚权利的一大进步现象。

   中国封建婚姻的成立,除履行“父母之命”外,还须通过“媒妁之言”。媒妁在婚姻的成立过程中,不仅起到一种中介人的作用,而且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所谓“男女非有行媒不相问名”。清末民初,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渐次展开,婚姻的媒介形式出现了社会化和公开化的趋向,自由恋爱代替媒妁之言已成为一种时代风尚。事实上,自戊戌时期梁启超创办第一个女子不缠足会始,“不缠足会”、“天足会”、“放足会”等团体在清末民初已遍及城镇各地,这类社会团体一般具有婚姻介绍所的性质,它不仅要求会员履行放足的义务,而且须劝其所生女子放足或不缠足,并且规定,凡入会者及其子女可以互通婚姻,“凡入会人所生男子,不得要缠足之女”。清末《直隶天足会创办章程》更明确规定:会中设主婚人数名,管理一切订婚之事,“在会的女儿,未入会以前缠足的,一切订亲的事情主婚人一概不管”。“男家已经入会的,不准再和缠足的人订亲”。同时规定婚姻不准收财礼,凡压书礼物都不用,“一切嫁装的东西愈切用愈好”娶亲可以不必择日期,要过门的时候不用执事等。在知识分子中间,“通信订婚法”也日渐流行起来,当时许多报刊杂志,尤其是女子报刊都曾刊登过一些征婚广告,如1904年出版的《女子世界》第二年第二期,在扉页的显著位置刊登了首创自.由恋爱的王健善给女同志的一封信一-《敬告女同志》,信中讲到“西人言中国人婚配,如牛马任人牵弄,此言殊酷,近人所以有自由结婚之说也。”“余以为宜由男女互通信,先各抒衷曲,质疑问难,徐议订婚。”“创法请自我始,敢告女同志,如欲与余通信,可照下开住址邮寄,信到誓不示他人,并望亦示地址。”新式媒介形式的出现,既可避免旧时媒妁左隐右瞒,居间索财,以至婚媾仇雠等种种弊端,又便于男女当事人双方互相了解,増进情感,增强了婚姻的开放性和自由性。

   在择偶方面,清末民初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首先,注重对方的才学与品德,追求情爱日益成为择偶的重要标准。中国封建社会择偶标准一向以“门当户对”为首要条件,才学与品德在择偶过程中是相对淡漠的,单纯追求爱情则往往被视为乱伦之道。清末民初,上自士绅学界,下至民间百姓,注重才德与情爱的事例并不少见。1902年6月26日《大公报》曾刊登一则征婚广告,并引于下:“今有南清志士某君北来游学,此君尚未娶妇,意欲访求天下有志女子聘定为室,其主义如下:一要天足;二要通晓中西学术门径;三聘娶仪节悉照文明通例,尽除中国旧有之陋俗。”在《右台仙馆笔记》、《清稗类钞》等笔记野史中,这类记载为数更多,例《清稗类钞》记闽县有位良家女子张荭娇,“敏慧善属文,垂髫时,已能吟咏一二断句,专益妍好,容色惊人。父母无子而家富,富家子弟争欲委禽,乃坚执不愿,白于父母曰:‘纨绔子弟多不才,无才者必无情,无情者不可偶也,儿愿得一才而有行者天之。”近人小说笔记中塑造的许多大胆追求爱情的女性形象,更是屡见不鲜。其次是择偶的范围日趋扩大。在中国封建婚姻中,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等级、尊卑、亲疏划分使婚姻生活蒙上了浓厚的等级性色彩。清末民初,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鼓荡之下,婚姻生活中的等级观念受到现

   实生活的挑战,士农工商各阶层间的婚媾联姻日趋频繁。以“官”“商”为例,咸、同以前“官商隔阂,情意不通,官不谙商情,商惮与官接。”与“末商”联姻,不仅在宫僚阶层心理上难以洫越,而且往往遭到社会的物议。清末民初,随着重商主义思潮的勃兴与商人地位的提高,官商之间“与为戚友”已见怪不怪,“商与官近,至以‘官商’连称。”辛亥革命前后,更有许多富室孀妇与革命党人结合的事例,如徐宗汉与黄兴之结合,梁国体与邹鲁之结合、宋铭黄与高剑文之结合等。至于僭越法律,豪势之人强夺良家妻女,官吏娶乐人为妻妾,官吏任内娶部民妇女为妻妾,家长与奴娶良人女子为妻等现象,在清末民初社会更是屡见不鲜。另外,清末民初民族通婚也相当频繁。光绪季年就曾明降谕旨,令满汉通婚,“夷夏之辨”的狭隘民族观念在婚姻生活中被逐渐剔除,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之间的通婚渐为常事。在上海、广州、汉口、天津、北京等大城市,尤其是在留学生中,与外国人的通婚也日益众多,《清稗类钞》谓:“欧化东渐,竞事猎取,而国际婚姻一语,尤为留学青年所艳羡,望风附和,接迹国中。”

   离婚再嫁在清末民初也日益增多,贞节观点日渐淡薄。在中国封建婚姻生活中,妻子提出离婚,为札法所不允许,而男子却可在“七出”的条件下休妻,唐宋以降,“七出”成为男子离婚的合法理由。清末民初,离婚已不属于男于单方面的权利,妇女为争得平等幸福而主动提出离婚者日渐増多,民初《大公报》载:“近来法庭诉讼,男女之请离婚者,实繁有徒,此皆前此所未有,而亦社会所.不乐为者也。”1921年,山西省2028件“协议离婚”案中,有191件为女方主动提出者,男女双方提出者1390件。各地方志中“离婚自由”、“离婚日多”、“离婚之诉,日有所闻”等类似记载,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一社会现实。寡妇再嫁在清末民初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有些族谱对这一现象有所反映,如《周氏三续族谱》载:“族中孀妇,……或有志不能守及家贫无一可守,而势难终守者,听其别为调停,族规无庸苛责。”《白沙陈氏支谱》订:“至若子女俱亡,公姑无靠,不能谋生者,亦可不必强夺。”更有亲朋邻里,甚或公婆劝其寡媳改嫁者。如果说,这类记载只反映穷苦人家寡妇再嫁的现象,那末,上举徐宗汉等富室孀妇改嫁革命党人的事例则足以反映上层社会的实际。离婚再嫁和贞节观念,是衡量婚姻关系自由开放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清末民初社会离婚再嫁的相对普遍,与中国封建社会“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婚姻礼俗在清末民初社会也出现了新的动向,其突出表现主要是:删繁就简趋向明朗,文明婚礼勃然兴起。

   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婚礼是人生之大礼,中国自古以来对婚姻就异常重视。《礼记?昏义》开宗明义讲道:“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婚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作为“礼之木”的婚礼,通常必须经过“六礼”的程序,如此婚礼才算是严肃的、合法的、正式的结合。纳采:是为议婚的第一阶段,由男方备礼到女家求婚,一般礼物用雁。问名:即求婚后托请媒人问清女方姓名及生年月日,准备合婚。纳吉:是把问名后占卜合婚的结果通知女方,并备礼到女家决定婚约。纳征:即订盟之后男方将聘礼送往女家,至此,双方不得再有反悔,所谓“纳币帛则婚礼成。”请期:即男家向女家请以成婚之期。亲迎:新婿亲往女家迎娶新娘,婚礼告成。

   繁缛琐细的“文礼”程序,是自周代以降婚姻生活的基础和规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也产力的提高,六礼的程序也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逐渐演变从简。南宋时期,“《朱文公家礼》止用纳采、纳征、亲迎,以从简要。”但这种简要在封建社会毕竟属于少数。至清末民初,尤其是经过辛亥革命,简六礼为“三礼”、“四礼”已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一般从议婚到成婚大致经过以下三个阶段:其一是订婚。开始议婚,往往由男家求亲友或媒人通言女家,女方若许可,则两家互订婚约,又称许亲、订亲等。其二是纳聘。一般由男方向女方送交不同数量的聘金或布帛纺物之属,女方以冠履等物回之,又称“完聘”、“大聘”或“过大礼”。其三是成婚。俗称“娶媳妇”。是日,鼓乐暄闹,宴请亲戚宾客,行成婚礼。应当看到,地区之间、贫富之间在婚姻程序上也参差不齐,但删繁就简的趋向已日趋明朗,“三礼”或“四礼”已成为普遍现象。如山西临县:“古者婚礼六,后约为三,临县谓纳采为定亲,纳征为送钱。”新绛:“六礼之中仅存纳采、请期、亲迎三种。”吉林盘石县:“婚礼其过程有三:一为相看门户,二为纳彩过礼,三为正式结婚。”辽宁铁岭县,“有纳采、通信、过礼之阶段。”河北蔚州:“婚礼今所用者,纳采、纳吉、亲迎而已。”广东茂名县:“婚之六礼并而为四。”不一而足。

婚姻礼俗的删繁就简还表现在有些地区干脆取消了繁缛的“亲迎”礼。亲迎一礼是婚姻程序中最为隆重和繁缛的仪式,也是古人“重婚礼”的主要体现,甚至有人认为,只有亲迎这一环,才是正式婚礼,从纳采到请期只是议婚、订婚等过渡性仪礼,并不算真正进入婚礼。由于人们总是把祝福的生活愿望与信仰的习俗心理揉合在一起,因而形成了五花八门,至琐至细的亲迎礼俗。一般从亲迎的酝酿到最后完成要经过铺房、送嫁妆、障面、撒谷豆、转席、拜天地、拜舅姑、合卺、撒帐、闹洞房、壊女、回门等数十种程序,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祝吉驱邪的仪式,有的十分荒诞,充满了禁忌迷信色彩。清末民初,废除亲迎礼在各地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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