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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玉:论清末民初期刊白话文的传承与新变

更新时间:2018-01-15 01:07:17
作者: 高玉  

   清末民初白话文运动中,白话报纸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白话报纸中的白话文更多是方言、口语,层次很低,通行局域,不具有统一性,它们对于五四白话即现代汉语的建构作用非常有限。相比较而言,期刊特别是小说期刊层次比较高,语言更规范,情感和思想表达更加丰富,更能够代表正统的白话汉语,也更能够代表书面化的白话,对五四白话更具有借鉴意义和建构意义。那么,清末民初的期刊白话文具有什么特点?普及的情况如何?对五四白话即现代汉语具有什么作用和意义?本文主要回答这些问题。

  


   “报纸”和“刊物”在今天区别非常明显,前者是散页的形式,后者是书籍的形式。但在近代,二者的区别不是很明显,概念也比较模糊,大部分冠名为“报”的都是报纸,比如《强学报》《白话报》,但也有少数冠名为“报”的实则为期刊,比如《时务报》以“册”为计量单位,每册厚达60多页,装订成“书”。《译书公会报》也是标“册”,装订成“书”,每期厚达80多页。《民报》其实是标准的期刊,每期厚达160多页,完全是按照书籍的方式装帧。《清议报》也是期刊,每期厚60多页。本文所说的期刊是按照当今的标准区分的,即装订成书籍的定期或不定期的杂志。

   但期刊与报纸更重要的区别则是内容上的,一般来说,报纸比较大众化,以新闻为主,语言上多口语,使用方言、俗语等,作者多为新闻记者或“报人”,以普通民众为读者对象。而期刊则相对高雅,以思想文化为主,语言上虽然也用白话,但这种白话多为古白话和官话,相对方言俚语来说是“雅言”,作者多为学者、作家,思想文化领域有一定的名气和影响,以文化人和文学爱好者为读者对象。所以,期刊白话文更具有书面性,对后来的现代白话即现代汉语的建构具有更大的影响和作用。

   清末民初白话文运动中,从载体的角度来说,白话报纸是主体。白话报纸主要使用白话,很少使用文言。也有一些白话书籍,包括白话教科书、白话宣讲书、白话翻译书等,但白话书籍中的白话多为古白话,延续《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传统,也即“半文半白”之白话。白话书籍也使用口语白话,现在看来,清末民初时期的口语白话在理路上非常符合现代白话精神,和现代白话也非常接近,理论上应该对五四白话有很大的影响,但实际上并不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流行范围非常有限,比如陈虬《新字瓯文七音译》这样的书仅在浙江温州流布,王照、劳乃宣的“简字书”虽然发行量比较大,但读者更关注的是“字”而不是“文”。而期刊中的白话则比较复杂。

   总体上,清末民初没有纯粹的白话期刊,我们现在看到的最早的纯粹白话杂志是改版之后的《新青年》。清末民初期刊白话文有的比较纯粹,有的则只是因素,有的是白话文中有文言,或者文言中有白话。其使用的广度也不一样。

   与报纸相反,清末民初的一般期刊都是用文言,或者比较浅的文言,但也出现了白话文章,比如《民报》,“第1号”刊登《记戊戌庚子死事诸人纪念会中广东某君之演说》一文,开头是这样的:“诸君开追悼纪念会,兄弟今天是来迟了。刚才经理人告布纪念的意思,并还有那一位演说的主义,兄弟都不晓得,只听某君演说要完的时候,说要请广东人来讲这事情。”除了“告布”“主义”(字面意义,和今天的“主义”含义不同)几个文雅用语以外,其他都是大白话,并且通篇都是如此。“第2号”开始登载小说,包括陈天华的《狮子吼》和《崖山哀(亡国痛)》,《狮子吼》开头是这样的:“看官,小子是一个最不喜欢读书的,须知道小子不喜欢读书的原故,那诗书上每每讲些兴亡事件,小子自幼生就一种痴情,好替古人担忧,讲到兴亡上,便有数日的不舒快。”“舒快”看起来比较文雅,其实是口语。《崖山哀》“导言”把剧本所用语言说得很清楚:“本剧说白,以中国通行语演之,以便阅者易明。”比如:“哦哦哦,有了,我们本是中国的秀才,肚子里有的是文章,最会吟诗作对,自从弃暗投明,他们蒙古人都闹我是个饱学老夫子,其势不得不凑两句恭维他,显显我的本事。”这是比较标准的近代白话,只是偶有文言句法如“其势”等。

   再比如《清议报》上也有白话,第36期“政治小说”《经国美谈前编》开头是这样的:“却说昔日希腊国齐武都有个学堂,那学堂的教席须眉皓白,年约六十余岁,学生七八人,都不过十余龄。一日夕阳西倾,学课已完,那些学生一齐向先生道,今日功课既完,闲暇无事,请先生讲一二故事听听。时学堂塑有几个偶像,先生因指着内中一个道,这个名系格德,乃我邻阿善国的贤君,他那些事迹,脍炙人口,真可羡慕,今讲其大概与你们听听。这些学生齐声道好好。”这里除了“龄”“倾”“道”“乃”等几个字以及“成语”比较文言化以外,其他都是白话,可以称之为具有文言味的白话。

   但刊登白话文最多、白话程度最高的期刊还是文学杂志,特别是小说杂志。本文主要以小说期刊上的白话为例来说明清末民初白话文的特点,特别是其承传与新变及其对现代白话的作用与意义。


  

   白话为什么在文学领域特别是小说领域大量使用?这与文学特别是小说这种文体有很大的关系。在思想文化领域,文学是最大众化的,而在各种文学中,小说又是最大众化的。

   中国古代小说起源于神话传说和志怪,演变为传奇和话本小说、章回小说,小说由于其故事性,街谈巷语、稗官野史以及说书等特性,而具有民众性,所以大众性、通俗性可以说是“小说”的固有本性。宋代产生“话本小说”,其实就是白话小说,到了元末明初,文人也开始用白话进行小说创作,因而出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以及《红楼梦》。“四大名著”都称得上是白话小说,其使用的语言是半文半白,也即古白话。因此可以看到,白话是小说的传统,它和小说的民众性、通俗性是一致的,这是清末民初小说期刊大量使用白话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清末民初,文学领域没有“通俗文学”与“纯文学”的区分,也没有相应的概念,但有文学的“通俗”与“高雅”之意识,这种区分不是文学层次的,也即不是按照文学的品质来区分,而是文体的固有特性,“诗歌”和“古文”两种文体属于高雅的文体,而小说则是通俗文体。而小说也有层次的差异,与文体无关,而与作者的文学素养和艺术追求有关,比如《红楼梦》《聊斋志异》相对比较“雅”,而《三言二拍》《三侠五义》则相对比较“俗”。在清末民初,小说的固有品性就是通俗,所有的小说都是通俗文学。梁启超是在通俗的意义上提倡小说,或者说是因为小说的“通俗”特性提倡小说,而不是个人的爱好以及文学革新等原因,也即是社会和政治的原因而不是文学的原因。假如诗歌和古文也能够为大众所接受并起到启蒙宣传的作用,理论上梁启超也会提倡诗歌和古文。他在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是《新小说》的第一篇作品,也可以看作是发刊辞,上述这段话则是这篇文章的开头语,在今天看来,这非常夸张,但清末的确是如此,小说在当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就是因为“以其浅而易解故,以其乐而多趣故”,也即它的通俗和趣味能够吸引普通读者从而在阅读中发挥其作用。康有为曾说:“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于文学之人少,而粗识之无之人多。《六经》虽美,不通其义,不识其字,则如明珠夜投,按剑而怒矣。”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引用了这一段话,可见它对梁启超的影响。康有为把小说的社会功效解释得很清楚,在时间顺序上,康有为的理由正是梁启超提倡小说的原因。通俗和普及是其最重要的理由,而通俗和普及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其语言上的白话性,也即一种民众可以接受的语言。所以梁启超创办《新小说》,其暗含的前提就是使用白话,也就是说,梁启超不是因为办了《新小说》杂志之后才提倡白话的,恰恰是因为白话的潜在作用才办《新小说》杂志的。

   综合来看,清末民初期刊上的白话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古白话,二是近代白话。关于“古白话”(或“古代白话”),至今学术界没有严格的界定,但却广泛使用这个概念,一般人所说的“古白话”就是五四之前的白话,也就是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所讲的白话,就是白话诗词、白话讲学、白话小说、白话戏曲中的白话,就是《水浒传》《西游记》中的白话。现代白话即五四之后形成的新白话,胡适称之为“国语”,即后来所说的现代汉语。胡适的这种区分法为大多数人所沿用,比如徐时仪对“古白话”就是这样定义的:“古白话是与文言相对而并存的一个反映了汉魏至明清历代口语成分的汉语书面语系统,古白话词是汉语词汇史上汉魏至‘五四’以前各个时期流行于社会各阶层的口语中新产生的词语和虽早已有之但意义已有变化的词语,实际上也就是书面记录下来的充满活力而欲替代旧有词语的口语词。”袁世硕也是这种区分,在他那里,“古白话”与五四“现代白话”相对应。 1924年,商务印书馆曾出版《古白话文选》上下册和《近人白话文选》上下册,均为吴遁生、郑次川编辑,为“高级中学国文读本”,两书所谓“古白话”即新文学运动之前朱熹、白居易等人以及《水浒传》《三国演义》的白话,所谓“近人白话”即新文学运动之后的胡适、周作人以及蔡元培、梁启超等人的白话,这仍然是沿用胡适的二分法。

   但我认为,在中国古代白话向现代白话转变的过程中,还有一个过渡形态的白话,就是“近代白话”,即鸦片战争之后兴起的不同于古代白话的新的白话。我们今天以现代汉语为语言背景,对古白话与近代白话的区别不敏感,但在近代,二者的区别还是明显的。徐珂《清稗类钞》第4册“讥讽类”有一篇《新名词入诗》条:“自日本移译之新名词流入中土,年少自喜者辄以之相夸,开口便是,下笔即来,实文章之革命军也。某曾赋诗四首以嘲之。一云:‘处处皆团体,人人有脑筋。保全真目的,思想好精神。势力圈诚大,中心点最深。出门呼以太,何处定方针。’”其中的“团体”“目的”“思想”“精神”“势力圈”“中心点”“以太”(即Ether或Aether的翻译)、“方针”在当时都是新名词,这首诗把这些新名词堆积在一起,明显是在嘲讽新名词。作者的态度是很明显的,把这种用新名词写作的青年作者冠之以“革命军”具有险恶的用心,“革命”也是一个新词,今天它是褒义词,但在当时,在保守派那里,它实际上是贬义的,也是犯忌的。到了今天,这些词语已经成为汉语的基本词语,不用这些词语几乎就不能开口说话,对这首诗既感觉不出嘲讽的意味,也觉得嘲讽本身是无聊的。但这个充满新名词的白话和后来的五四白话也有很大的差别。刘坚编《古代白话文献选读》,其中的古代白话包括“近代汉语时期的白话文献”,但从选文截至《水浒传》《西游记》为止来看,这里的“古代白话”也不包括近代白话,作者所用的“近代汉语”是语言学中的专业术语,指宋元明清时期以白话文献为主的汉语。日本学者小野四平著《中国近代白话短篇小说研究》一书,其中的“近代”也是语言学中所说的“近代”,所谓“近代白话”即明冯梦龙等人的白话。

我认为,古白话与近代白话具有明显的区别,古白话是在汉语内部产生并演变发展的语言,主要来源于民间口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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