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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绍愚:也谈文言和白话

更新时间:2019-11-23 22:11:56
作者: 蒋绍愚  

   内容提要:文言和白话的区别,不在于是脱离口语还是接近口语,而在于文言使用的是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白话使用的是近代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现代汉语的书面语是白话,但文言在今天仍然需要,白话还需要发展和提高。

   关 键 词:文言  白话  上古汉语  近代汉语  口语  书面语

  

   什么是文言?什么是白话?这是讨论了很久的问题。吕叔湘先生写过文章《文言和白话》,张中行先生写过书《文言和白话》。但是有些问题还是不太清楚,所以要写这篇《也谈文言和白话》。

  

   一、什么是白话

  

   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白话文”与“文言文”相对而言,其涵义是很明确的。但在历史上什么是“白话”?这就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尚书》《诗经》《论语》都是白话,这样说对不对?

   这要从“白话”的界定说起。胡适认为“白话”有三个意思。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我把‘白话文学’的范围放的很大,故包括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我从前曾经说过,‘白话’有三个意思: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以这三个标准,我认定《史记》《汉书》里有许多白话,古乐府歌辞大部分是白话的,佛书译本的文字也是当时的白话或很近于白话,唐人的诗歌——尤其是乐府绝句——也有很多的白话作品。”(1928:13)

   这三个意思,主要是第一条,即“说得出,听得懂”。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是反映口语的作品。“说得出”就是人们口中所说的话的记录,而且记录时不加粉饰,所以明白晓畅,都能听得懂。这样的语言就是白话。这是“白话”的一种界定。

   根据这种界定,就有人认为《尚书》是白话。

   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文字之始,白话而已。”上古帝王的“文告皆白话,而后人以为诘屈难解者,年代绵邈,文字不变而言语变也”(转引自徐时仪,2015:15)。

   钱玄同《尝试集序》:“周秦以前的文章,大都是用白话;像那《盘庚》《大诰》,后世读了,虽然觉得佶屈聱牙,异常古奥;然而这种文章,实在是当时的白话告示。”(1999a:88-89)

   确实,《尚书》中很多文告,都是说给老百姓听的,如《盘庚》,是盘庚迁都时动员百姓的讲话,如果用的不是老百姓都能懂的口语,老百姓都听不懂,那还能起什么作用?

   有人认为《国风》是白话。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是从《史记》《汉书》和汉乐府讲起的。但他在1922年三月廿四日拟定的《国语文学史》的新纲目有一条:“二千五百年前的白话文学——国风”。之所以在《白话文学史》没有讲《诗经》,“是因为我去年从外国回来,手头没有书籍,不敢做这一段很难做的研究”(1928:14)。

   确实,《国风》是当时的民歌,记录的是当时的口语。

   也有人认为《论语》是白话。徐时仪《汉语白话史》:“《论语》和《世说新语》等,也不妨作为汉语史上的早期白话”,“《论语》……记载了当时的白话”。但书中又说:“先秦……出现了一大批雅言写的文献著作,如《左传》《论语》……雅言……也就是文言。”(2015:19、65、7)

   确实,《论语》反映的是口语。《汉书·艺文志》:“《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各弟子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论语·卫灵公》:“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论语》中很多条目都是孔子对学生说的话的记录,当然是反映口语的。

   如果《论语》是白话,那么,其他先秦诸子的著作呢?《墨子》《老子》《孟子》等可能“粉饰”的成分要多一点,因为要宣传自己的主张,要驳倒其他学派,总要在文辞上加以修饰。但总的看来,其语言和《论语》差别不大。那么是否也应该说是白话呢?

   如果《尚书》《国风》以及《论语》等先秦著作都是白话,到后来(大约是东汉)书面语脱离了口语而形成文言,然后从敦煌变文开始又用白话,那么,汉语书面语自古以来发展的历史就是“白话—文言—白话”。这样的看法自有其道理,但和通常的看法距离太远。

   在新文化运动前后,一些白话文的提倡者如裘廷梁、胡适、钱玄同等,主张《尚书》《国风》是白话,是为了说明最初是言文一致的;白话文不是鄙俗浅薄之文,在历史上,诸如《诗》《书》这样的经典都是白话文,“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陈独秀,1917/1922:90)。这是当时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需要。到了今天,我们不必再这样为白话文争地位。

   至于说反映口语的就是白话文,这样一种判定标准当然也有一定的理由,但它忽略了一点:同样是口语,殷周时的口语跟唐宋以来口语有很大的不同,反映这两种口语的书面语也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并不需要学者来论证判别,今天任何一个稍有阅读能力的人都能直观地感到。如果因为《尚书》《国风》《论语》和《西游记》《红楼梦》都反映当时的口语,而把它们都称为“白话”,一定会使人大为惊讶:为什么“白话”作品的面貌这样不同!

   胡适把“说得出,听得懂”作为白话的标准,吕叔湘《文言和白话》(1944)也很重视“听得懂和听不懂”,认为“白话是现代人可以用听觉去了解的,较早的白话也许需要一点特殊的学习;文言是现代人必需用视觉去了解的”。但他们划出来的文言和白话的界线很不一样。比如,胡适说《国风》是白话,吕叔湘说:“‘求我庶士,迨其吉兮。’……难道我们还能说这不是文言?”问题在于:“听得懂”是谁听得懂?胡适没有明说,但他指的是在《史记》《汉书》时代乃至《国风》时代,当时的人能听得懂就是白话。而吕叔湘明确地说,是现代人听得懂才是白话。实际上,他们两位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划出来的文言和白话界线也不一样。

   “当时人听得懂”和“现代人听得懂”这两个标准都不大容易掌握。“当时人听得懂”,我们当然无法让当时人站出来听话,只能通过各种办法来推论(比如《盘庚》是对当时百姓的告示,当时的百姓一定能听得懂)。“现代人听得懂”,第一是“现代人”的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有很大差距,有些作品,有人能听懂,有人听不懂,究竟以什么人为准?大概是以现在的中等文化程度的人为准吧。第二是“白话”的范围不仅仅是现代的作品,照吕叔湘的说法,也包括“唐宋以来的语体文”,这些“唐宋以来的语体文”有的和现代白话文差距还相当大,现在中等文化程度的人未必能听懂;那么,这些还算不算白话文?

   吕叔湘曾选了12段文章,请他的朋友来判断:哪些是文言,哪些是白话。这些朋友的意见比较一致,认为(7)-(12)中,(7)唐张《朝野佥载》是文白夹杂,(10)宋李元弼《作邑自箴》是文言,其余(8)宋《景德传灯录》,(9)宋秦观《满园花》词,(11)宋《燕云奉使录》,(12)明刘仲璟《遇恩录》是白话。吕叔湘认为这样的判断“反映一般人心目中的文言和白话的区别”。但吕叔湘也说:“和现代的口语合不合?那么连最近的(12)也有相当差异。”吕叔湘的朋友是文化修养较高的,如果请一位中等文化程度的人(比如大学低年级学生)来,把这12段文章念给他听,大概这后面6段也未必听得懂;让他自己看,可能也是一脸的茫然。可见,以“现代人听得懂”为标准来确定白话文也还有问题。

   吕叔湘的结论是:“白话是唐宋以来的语体文。”这个结论是对的。但若要问“为什么”,就不能以“现代人听得懂”来回答,而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论证。

   这要从汉语的历史发展说起。首先要回过来说文言文。

  

   二、什么是文言

  

   什么是文言文?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的说法。

   张中行说:“文言和白话有分别,概括地说,文言是以秦汉书面语为标准,脱离口语而写成的文字。白话是参照当时口语而写成的文字。”他还说:“称为文言,意思是只见于文只用于文的语言。”(1995:187、16)

   吕叔湘《近代汉语读本序》(1985)也有过类似的说法:“秦以前的书面语和口语的距离估计不会太大,但汉魏以后逐渐形成一种相当固定的书面语,即后来所说的文言。”这样定义文言,是把“脱离口语”作为文言的主要标准。按这种标准,就只有汉魏以后才有文言。那就把《论语》《史记》等接近口语的排除在文言之外了。

   但吕叔湘(1944)说:“白话是唐宋以来的语体文。此外都是文言……文言是现代人必需用视觉去了解的。”这里所说的“文言”不限于汉魏以后,其判断标准是文言的面貌不同于今天的语言。

   其实,张中行上述看法,是“概括地说”,在他的书中已经说到,“以脱离当时口语为标准”有很多困难。“文言,早期的,也许离口语很近,或相当近”。他举了《尚书·汤誓》和《论语·为政》中的两段文字,说:“如果我们以‘脱离当时的口语’为文言的定义,显然,我们只好说这两例是白话。但这就必须放弃我们千百年来死抱住不放的旧看法——说这是文言。任何人都知道,这是做不到的。其结果就是,我们不能不承认,有的文言并不脱离当时的口语。”(1995:3、9-10)

   他认为文言有一个发展过程。“文言在秦汉时期定形”(1995:102)。在定形以前也算文言,在定形以后路子不变。在6.1.1,6.1.2,6.1.3三个小节中,他分别讲述了这三个阶段的特点。

   “定形以前这类商周的文字是定形以前的事物,它可以算作文言,却与通用的文言有分别”(1995:104)。

   “秦汉时期秦汉时期文献资料很多……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些都是文言……这些著作是文言的标本”(1995:106-107)。

   “汉魏以后直到清末。这个阶段时间很长,但都是顺着秦汉的路子走,也就是用的是同一个词汇句法系统”(1995:107)。

   可见,他说的“文言是以秦汉书面语为标准,脱离口语而写成的文字”并不是对文言的完全的概括,而只适用于定形以后的文言。

   既然“脱离口语”不能作为判断文言的标准,那么,什么是判断文言的标准呢?

吕叔湘(1944)提出的问题是:“一般人分别文言和白话用的是什么标准?”文章说:“究竟文言是什么,白话是什么呢?大家都苦于心知其意而不容易下明确的界说。”作者举出12段文字,让朋友们判断哪些是文言,哪些是白话,回答相当一致,作者说,这“恰好反映一般人心目中的文言和白话的区别”。我认为,要回答“什么是文言”的问题,应当采用“一般人”“心知其意”的这个标准,也不妨找一些人对一些作品做一个调查,来确定什么是文言。如果做一个调查,问大家:从《诗经》《论语》《史记》以及唐宋八大家、明清桐城派、直到《聊斋志异》,这些是不是文言?大家一定会不约而同地说:这些都是文言。现在中小学都读一些《论语》的选段,如果老师对学生说:“《论语》不是文言。”学生一定感到很奇怪。如果老师对学生说:“《论语》是白话。”学生会感到更奇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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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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