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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康:晚清小说与白话地位的提升

更新时间:2015-04-24 16:34:42
作者: 陈大康  

   内容提要:甲午战败与庚子国变后,白话运动渐起。梁启超认识到开启民智须借助于白话小说,而白话地位提高“必自小说家成之”。但倡导“小说界革命”时,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却未论及于此。白话推广遭遇到阻力,连热心白话者也艰于白话写作。市场力量的介入,增强了白话的声势,但又维持了它与文言相平衡的状态,这种平衡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才被打破。


   古代小说中,运用白话或浅近文言者称为通俗小说,袁宏道《东西汉通俗演义序》云:“文不能通而俗可通,则又通俗演义之所由名也。”使用白话可使作品“通”俗,然而也正因为此,通俗小说难以跻身于文学殿堂,自宋元以降,这样的状况已经持续了几百年。

   光绪二十八年冬,《新小说》创刊,“小说界革命”拉开帷幕,小说地位陡然上升,通俗小说也随之被推置高位,可是白话的地位是否应同步急速提升呢?这已不是可从长探讨的理论问题,急迫的形势要求创作与传播两大环节迅速抉择。国家已至存亡关头,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开启民智,唤醒大众,所谓“小说界革命”,也是想借小说改良“群治”。小说被当作政治工具而备受重视,该如何权衡白话地位的问题便被凸显,若它仍被视为卑微,大家继续文绉绉地讲述救国救亡的道理,又何以能直接诉诸民众?

   其实在此之前,提升白话地位的呼声已然渐起。光绪二十三年十月,目前所知最早的白话文报纸《演义白话报》于上海创刊,其《白话报小引》声称宗旨是“把各种有用的书籍报册演做白话,总起看了有益”,这便是“演义白话”的含义。它又写道:“中国人想要发愤立志,不吃人亏,必须讲究外洋情形、天下大事;要想看报,必须从白话起头,方才明明白白。”很明显,该报创刊及使用白话的主张,是源于甲午战败的刺激。使用白话已非单纯的语言或文学问题,而是出于启蒙并发动大众救亡的需要,该报创刊也可视为白话地位开始受关注的标志。翌年闰三月,《无锡白话报》创办,主办者裘廷梁与其侄女裘毓芳还以该报为发起单位,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白话学会”。光绪帝宣布变法的半个月后,《中国官音白话报》(《无锡白话报》之改名)第七、八期合刊本就刊出了《百年一觉》。李提摩太翻译的此书原由上海广学会出版,它曾对维新派领袖人物产生了影响,这里又可看到白话与政治形势变化之间的关系。

   光绪二十七年创刊的《杭州白话报》将这种关系展示得更为清晰,它紧接着庚子国变问世,自第二期就开始连载描写这场事变全过程的小说《救劫传》,连载了三十期后,作者在“跋”中交代了用白话创作的原由:“欲开民智,莫如以演义体裁,编纂时事,俾识字而略通文义之人,得以稍知大概。适同志创办《杭州白话报》,因陆续编次附刊报末。”时人论及《杭州白话报》时指出:“闭固之象,朝野一律,致新政不得推行”的原因,就在于“专政之君创愚民之法,驱天下人于顽劣无知之域”。若要救国,首先得“开民智”,宣传不能只是“动学士之听,悦文人之目”,还须得让“阛阓之市夥与村落之耕夫”均能知晓。为此,“以通俗之语言演之义,取粗浅不嫌质俚”的《杭州白话报》受到高度评价:

  

   中国语言与文字离,故报章虽极浅显,仍多未易领会者。《白话报》之创立,通文字于语言,与小说和而为一,使人之喜看者亦如泰西之盛,可以变中国人之性质,改中国人之风气,由是以津逮于文言各报,盖无难矣。[1]

  

   “通文字于语言,与小说和而为一”,这就是《杭州白话报》特点。提倡白话是希望解决文字与语言之间的脱节,最初的意图是白话进入各种文体,取文言而代之,可是在推行时,惟有得到大众偏爱的小说相对较易。晚清时,以“白话”或“俗话”命名的报刊甚夥,“癸卯、甲辰之间,可谓白话(报)最盛时代”。[2]它们宗旨大抵相同,“演以普通官音,说理务求浅显,略识之无者即能了解”;[3]或“以白话演新理新学,务期合于我国多数人之程度,障迥智识退化之恶潮”。[4]用文言来推广白话,这种矛盾正是当时实际情况的写照,还是陈独秀主办的《安徽俗话报》讲得干脆:“用最浅近、最好懂的俗语”。[5]那些白话报多为短暂的闪现,未能像《杭州白话报》那般较为长久。其中原因自是繁多,而《杭州白话报》始终重视刊载白话小说,是其生存之道的重要关键。

   小说的内容也是重要的因素。《杭州白话报》所载,大致可分为三类:介绍导致中国沦丧的甲午战争与庚子国变,如《中东和战本末纪略》、《救劫传》;以实例讲述国家沦亡后人民的苦难,如《波兰的故事》、《亡国恨》;宣传抗击强权凌弱的成功范例,如《美利坚自立记》、《非律宾民党起义记》。以通俗语言作宣传,是其主编林獬的一贯主张,他后来主办《中国白话报》时,甚至还自号为“白话道人”。《杭州白话报》的那些白话小说并不出色,称为通俗故事可能更为恰当,可是即便如此,它却能“风行遐迩”[6],证明确是符合了相当一批文化层次不高的读者的需求。该报认识到这是生存的重要支柱,故而对小说稿源及质量一直较注重,它改为日报后还公开征稿,争取社会支持:“近因佳作无多,宁缺不滥,未敢以拉杂无谓之笔墨,致阻阅者之兴趣。兹拟加意扩张,力图精湛。拟征求短篇小说及插画两种,意取清新,文求简切。”[7]至于同时征集插画,则是为了提高它所锁定的读者群的阅读兴趣。

   《杭州白话报》是“小说界革命”的先声与重要准备,影响虽不及后者,却醒目地突出了“白话”。由此反观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可以发现它既没有提倡白话,对其地位提升也未置一语。其实,要借小说诉诸大众,须得运用白话;要推崇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白话地位就须相应提升。《杭州白话报》旗帜鲜明的实践,已使人们明白这简单的道理,梁启超对此也很清楚,他曾说:“小说者,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工者也”;[8]又列举各国实例,说明“俗语文体之嬗进,实淘汰、优胜之势所不能避也”,“俗语文体之流行,实文学进步之最大关键也”。他还进一步断言:“专以俗语提倡一世,则后此祖国思想言论之突飞,殆未可量。而此大业必自小说家成之”。[9]白话地位提升是必然趋势,其主要途径则是小说,梁启超的见识确已远超他人。可是在那篇论文中,只是论述“小说之支配人道”的四种力之“刺”时,笼统地提及语言问题:“此力之为用也,文字不如语言。然语言力所被不能广不能久也,于是不得不乞灵于文字。在文字中,则文言不如其俗语,庄论不如其寓言。”倡导“小说界革命”必会遇到障碍,若同时又主张提升白话地位,阻力将更大,也许是这个原因,他采取了集中力量先攻其一点的策略。

   事态的发展也确实如此。“小说界革命”是一呼百应,顿成声势,可是白话地位的提升却非一帆风顺。即使赞同“小说界革命”者,不少人也以文言为圭臬。其时林纾的文言译作得到很高赞誉,包括他的语言风格,罗普就曾推崇道:“匪特凌铄元、明,颉颃唐、宋,且可上追晋、魏,为稗乘开一新纪元”。[10]罗普曾追随梁启超,积极为《新小说》撰稿,他的见解尚且如此,遑论他人。其时,翻译小说中数量最多且最为流行的是言情小说与侦探小说,前者以林纾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为代表,后者脍炙人口的是各种福尔摩斯侦探案,它们全都是用文言译成。[11]这种状况无论是对创作界,还是翻译界都必然产生极大的影响。

   情形还不仅如此。一些理论上主张应提升白话地位者,写作却出以文言,梁启超本人即是如此。他清楚小说“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工者也”,可是一到实践环节,却是困难重重:“自语言文字相去愈远,今欲为此,诚非易易。吾曾试验,吾最知之。”[12]他和普罗打算用白话翻译《十五小豪杰》,译了几回,颇感艰涩笨拙,于是“参用文言,劳半功倍”,由是他感叹道:“语言、文字分离,为中国文学最不便之一端,而文界革命非易言也。”[13]身为“小说界革命”的倡导者,又清楚使用白话是“文学进步之最大关键”,梁启超却无法向世人提供一个白话小说的范例,他创办《新小说》时,只得宣布“本报文言俗语参用”,[14]这也证明了近代小说在转型过程中的艰难。

      梁启超难以摆脱的矛盾和苦恼,其实是当时文学界较普遍的状况。提升白话地位的重要性,特别是小说应使用白话的必要性,许多人在理论上并不排斥,因为其中的道理实在是太显而易见了:

  

   文话的力量,只能到社会里的一小部分,稍微识几个字,不通文理或是稍通文理的人,都不能懂得。如果全用俗话,不但稍微识几个字,不狠通文理的人能够懂得,就是连一个大字都不识的人,叫人念给他听,也可以懂得。[15]

  

   当各种以“白话”命名的报刊纷纷问世之际,有人曾乐观地宣布:“如此递推下去,不上三、四年,定然成一个白话世界了。”[16]可是光明的景象并没有迅速出现,而热心提倡者自己却不怎么会用白话写作。勉力为之,手中笔似有千斤重,写出来的东西自己也不满意。“病骸”曾为其“文字”而向读者致歉,并解释说:“原为初学白话体之所致,当有以进而教之也。”[17]艰涩不仅是限于写作,阅读也同样如此。这在今人看来似不可思议,在当时确是实情:

  

   凡文义稍高之人,授以纯全白话之书,转不如文话之易阅。鄙人近年为人捉刀,作开会演说、启蒙讲义,皆用白话体裁,下笔之难,百倍于文话。其初每倩人执笔,而口授之,久之乃能搦管自书。然总不如文话之简捷易明,往往累牍连篇,笔不及挥,不过抵文话数十字、数句之用。固自以为文入结习过深,断不可据一人之私见,以议白话之短长也。[18]

  

   白话写作之难,竟然“百倍于文话”!据此易于理解,为何一些人理论上承认推广白话的必要性,但动笔时还是选择了文言。如“无竟生”与吴士毅合译的《大彼得遗嘱》舍白话而用文言,理由就是“如演成通行白话,字数当增两倍,尚恐不能尽其意,且以通行白话译传,于曲折之处惧不能显,故用简洁之文言以传之”。[19]周树人翻译《月界旅行》时也说:“初拟译以俗语,稍逸读者之思索,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页。”这种观念当时为许多人所共有,“天虚我生(陈栩)”登报声明出售稿件时明码标价:“白话小说每千字二元,弹词每千字三元,传奇每千字四元,文言同”,[20]白话小说的身价甚至连弹词都不如,与文言相较,只值其一半。

   当然,也有人坚决地推广白话,激烈程度正与其政治态度同步。如光绪二十九年陈独秀与章士钊、张继等人主持《国民日日报》,连载了他与苏曼殊合译的《惨社会》。虽号称是节译法国雨果的《悲惨世界》,但实际上是“参照本国社会现象,悉心结构”,[21]意在批判本国的专制统治,故而很不忠实于原著。如篇中男德说:“我们法兰西人比不得那东方支那贱种的人,把杀害他祖宗的仇人,当作圣主仁君看待。”又说:“那支那国孔子的奴隶教训,只有那班支那贱种奉作金科玉律,难道我们法兰西贵重的国民,也要听他那些狗屁吗?”这些纯是译者在阐发自己的政治思想,而且有意用白话表述。当“犹太遗民万古恨”与“震旦女士自由花”的《自由结婚》出版后不久,《国民日日报》便发表书评,向读者推荐:

  

我一回一回细细读过,又有什么‘杀贼’,又有什么‘斩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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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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