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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贵良:“自成为一种白话”①:吴稚晖与五四新文学

更新时间:2014-12-02 11:55:41
作者: 文贵良  

   吴稚晖(1865—1953)于1930年代断言:“文学是胡说八道;哲学是调和现实;科学才是真情实话。”②轻视文学之情溢于言表。他甚至张狂地宣言“文学不死,大盗不止”。③把如此一位对文学大不敬的文学逆子与五四新文学联系起来,是否是对五四新文学乃至对文学的亵渎呢?他声称自己不愿也不配做“乌烟瘴气的文学家”,中国现代文学史自然可以把他排斥在外,绝大多数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都是这么做的。但是如果对新文学发生发展的理解不能忽略其内含的文言白话的转化、不能忽略新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双潮合一的关系,那么吴稚晖独有的语言形态无疑又是新文学画图中绚烂的一笔。而且,五四新文学如果不局限于文艺性作品,把说理性散文也纳入进来,那么吴稚晖那种嬉笑怒骂的文章,也不失为五四新文学花园中的奇葩。其实,吴稚晖还创作了长篇章回体小说《上下古今谈》、短篇小说《风水先生》等,也得到过时人的称赞。吴稚晖的文学观念、白话形态以及他小说的准荒诞性,为更宽广地描绘新文学的边界提供了可能。

   一、“放屁”文章观

   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的失败,引发了吴稚晖对科举考试的批评和对国家大事的关注。1895年他参与了康有为和梁启超发起的公车上书。1897年他与友人在北京拜见康有为时说,八股,我们可以自动不赴考;小脚,可以不缠;鸦片,可以相戒不染。因而得到康有为的狂赞。④1898年他在北京见到一班京官仍然日日钻门路、讲应酬、谋差谋阙、做八股文、写排律诗,仿佛如井底之蛙,毫不关心国家大事,由此质疑自己的人生道路。作为举人(吴于1891年中举),其正当道路是继续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点翰林,做帝王师,朝着官僚阶层发展。这次访京使他突然警醒:“情愿改业,做些小生意;不然就做人家的伙计;再不然就充当苦工,也是愿意的。不忍再取皇上的富贵了。”⑤拒绝参加科举考试,往往是晚清读书人觉醒的起点,意味着背离“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道路。他拒绝科举考试的同时,他的文章观念也发生着突变。1925年,他回应罗家伦和陈西滢的叹息而写的《乱谈几句》中写道:

   记得我三十岁以前,一落笔喜欢撑着些架子。应该四个字的地方,偏用三个字。应该做两句说的,偏并成一句。应该怎样,偏要那样,诸如此类的矫揉造作,吊诡炫弄。人家都说,你是常州人,应该接着恽子居的阳湖派,做他的后劲。这就隐隐要叫我做一个野蛮的文学家。我的确也努力过。⑥

   吴稚晖生于1865年,他说的“三十岁以前”就是1895年之前。吴稚晖能考上举人,年轻时自然致力于八股文的模拟与写作。因此他“每好有骨力说理圆足之文字”。⑦“气要盛,理要足,言不失之过火。历观行气之纵横,无逾犊山。说理之圆足,无逾望溪。立言之温厚,无逾京江。”⑧这样练成的八股文章观因读到张南庄的《何典》而顿时坍塌。他回忆:

   可巧在小书摊上,翻看一本极平常的书,却触悟着一个“作文”的秘诀。这本书就叫做“岂有此理”。我止读他开头两句,即不曾看下去。然从此便打破了要做阳湖派古文家的迷梦,说话自由自在得多。不会屈我做那野蛮文学家,乃我生平之幸。他呢开头两句,便是“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用这种精神,才能得言论的真自由,享言论的真幸福。⑨

   “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这粗俗平常的话蕴含着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因子,仿佛哲人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宣言。“得言论的真自由、享言论的真幸福”意味着从八股文以及阳湖派的古文束缚中解放出来,走向言从心出的文学实践。“假如有什么该说的话,自然爱说便说,何必有什么做文章的名词,存在心头呢?”⑩吴稚晖“放屁文章观”的核心是言说和写作的自由状态。这有点与五四新文学观完全相通。胡适提倡:“要有话说,方才说话。”“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一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11)郭沫若说诗不是“做”出来的,而是“泻”出来的;鲁迅评《语丝》的文体“无所顾忌,任意而谈”;周作人评《语丝》文体只是“讲自己的话”。显而易见,五四新文学的开创者们文学观的中心点也是自由地说出个体想说的话。

   但五四新文学的开创者们执著地认为,文学向外可以改良国民人性、向内可以抒写个人情志,而吴稚晖与此迥异,视文学为“雕虫小技”。1908年,吴稚晖在苏格兰君的《废除汉文议》《续废除汉文议》中以“本报案”的形式支持并发挥其观点。吴稚晖尖锐地提出“汉文文学博士。即可适用于野蛮事业之书记员”。(12)这也许是吴稚晖第一次把“文学”与“野蛮”两个词连接起来。这里的“野蛮”不含暴力的意思,而是指向“古代”“传统”“落后”“守旧”。吴稚晖把“文学”限定在“词章”之内,排除“笺经注史”,虽然与后来的“文学”范围不一定吻合,但是其轻视文学的态度却跃然纸上。(13)

   其实,吴稚晖不是没有以文学改良国人种性的想法。他针对章太炎等人坚持汉文(包括汉语汉字)能保存种性的观点提出反驳:

   若惟知保持中国人固有之种性。而不与世界配合。别成为新种性。岂非与进化之理正相反。故自今以后。如欲扩大文学之范围。先当废除代表单纯旧种性之文字。(旧种性者。本于文字外充溢于精神。)而后自由杂习他种文字之文学。以世界各种之良种性。合于我旧种性之良者。共成世界之新文学。以造世界之新种性。

   如此。对于一种人。则为改良。对于世界。则为进化。对于文字。则为能尽其用。若必以代表单纯旧种性之文字。以之保存旧种性于无疆。则质而言之。直为一制造野蛮之化学药料矣。此文学上之汉文应当废除之理由也。(14)

   “杂习他种文字之文学”因而“共成世界之新文学”以改变中国固有之种性,“以造世界之新种性”,这种观念出现在晚清不可谓不具有先锋意识,应该说与鲁迅弃医从文、以文艺改造国民性的观点具有相当高的一致性。甚至可以说,鲁迅的文艺观有典型的民族主义表征,而吴稚晖的文学观却有鲜明的国际主义视野。只是鲁迅试图创办杂志《新生》、撰写《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批判西方现代物质文明潮流,呼唤精神界的摩罗诗人,并用文言翻译域外小说以锻炼汉语的表达力,表明鲁迅把自己的信念落实在文学的实践中。鲁迅终于在五四时期重回文学后放出大异彩,而吴稚晖把“共成世界之新文学”的前提预设为废除“文学上之汉文”。废除文学上之汉文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一种吸纳世界文学的汉语文学,而只是为了废除汉文而采用万国新语。吴稚晖置换掉汉语文学的汉文根基,无异是对汉语文学进行釜底抽薪式的摧毁。他所谓的“共成世界之新文学”以“造世界之新种性”就必定成为空中楼阁。

   1920年代他对文学的看法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这就是罗先生等拿文学家来歆动我,要叫我不自量,去上文学家的当。我要不上他们的当,还落得说大话,简直批评文学家是塔顶上的金葫芦。有着写摆个样儿是要的。终究是个废物,定是不可讳的。纵然今日的文明文学家,把我那种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的嚼蛆,也能节取了,许我做文学家。自然比那野蛮文学家,非之乎者也十足,决不许可,高明了许多。但文学家买几文一斤呢?(15)

   “野蛮文学家”呼应着他晚清时期的文学观,在此与“文明文学家”相对应。“野蛮文学家”大致指那些喜欢“之乎者也”的守旧文学家,而文明文学家大致指那些用“的么呀啦”写作的提倡白话的新文学家。吴稚晖虽然肯定“文明文学家”比“野蛮文学家”高明许多,但一句“文学家卖几文一斤呢”暴露出他对文学以及文学家的轻蔑。当然可以认为这种轻蔑不是针对新文学家的人格,而是指向新文学的现实功能。所以他的结论是“不愿做什么乌烟瘴气的文学家。我也不配……”。1930年代他一句“文学不死,大盗不止”更是把文学往耻辱柱上钉。

   尽管如此,当五四新文学刚刚起步的时候,吴稚晖对胡适等人提倡的白话文持赞同态度,支持新文学提倡者们的白话文学主张。1920年11月21日,他在《国音问题》演讲中,批评那些反对语体文的人:

   现在一般人反对语体文,但是很不对,因为:

   (一)语体文犹如从前尚书的文,和左传的文,尚书的文,左传的文,有文的条件,独语体不可为文吗?也应该要有文体的条件。胡适主张白话文,人家批评他,只晓得水浒红楼梦,不晓得他也是把一担一担的古书挑进去的。

   (二)所以居语体文的缘故:无非要使人人都看得懂,而一般摇头的人,却仍旧深信普(疑为“着”字——引者)古文。……我们只要先把白话文教儿童,到十三四岁,自然也很通了,那时再教四书五经,也未使来不及。(16)

   这篇演讲辞虽为他人所记,后来收入1969年版的《吴稚晖先生全集》,估计大意不会错。从上述引文来看,吴稚晖赞同语体文的趋向,很明显与鲁迅那种决然隔离文言的态度不同,倒是接近于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观。吴稚晖也把语体文追溯到远古,并认为胡适的白话文中有“一担一担的古书”。这段文字好像潜藏着颠覆白话文的阴谋,其实没有这般阴险。虽然吴稚晖觉得胡适的白话文中有古书的成分,但仍然是白话文。他对白话文的赞同,有他开启民智的启蒙教育观作为支撑。他1908年在《新世纪》上提倡万国新语,民国成立后主持读音的统一,编辑《国音词典》,其基本动机就是能让一般人识字通文。在演讲中他提出支持白话文的第二条理由就是“无非要使人人都看得懂”。“现在通用语体文,也就是要使大家都能识字,都能得到好处。”他总结白话文的两大功能是“在国家方面,能够使人人都识字”和“在个人就是研究文学的先导,研究古书可以便当些”(17),识字通文的启蒙观念成为他赞同白话文的坚实基础。

   1923年,在《也是一个杂感》中,对于中华教育改进社同教育部附属的国语统一筹备会请求全国报纸采用语体文的提议,他认为“煞是可喜”;《申报》50年纪念册收入了梁任公、胡适之君的白话文、蔡孑民君等人的半文半俗文,他觉得“真是可贺”。(18)针对语体文字数会增多,会增添经济负担的观点,他也提出反对意见:“大约夹叙夹议的时事记载,每每文言字数反多。因为一用文言,也有文言的许多废话,连带着摇笔而来,不如白话开门见山,来得爽朗简单。”(19)“同一本埠的社会新闻,现在京、津有几家报纸用白话的,都觉得状貌丰富,趣味浓厚,叫人爱读。最是上海各大报纸的本埠新闻,终是干燥无味,屡屡有人要求改良。……用几句呆滞文言,做一个记账式的报告,所以觉得干枯。这种部分,似乎正要请白话来增添字数,使它活泼。”(20)

   吴稚晖虽赞同白话文,但着眼于识字通文的启智功能,而不是白话文学。他虽赞同白话文,但并不主张废弃文言文。他的这种独立姿态,使得他既不同于坚守文言的旧文学家,也不同于提倡白话的新文学家。

   二、万花筒式的语言形态

上文提及,吴稚晖的“放屁文章观”本质上追求言说的自由与写作的自由。自由是个体表达能趋向极致的灵魂。对言说自由的紧缩有时来自政治的压制,有时来自美学的区分,有时也来自因这些外部因素而扩张的自我设防。他把年轻时学八股文而来的压制、区分与自我设防统统拆除,为他的言说达于自由扫除了种种障碍。言说自由的表征在于其语言形态的本真性呈现,即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状态。“放屁文章观”的自由状态不对白话与文言设防,他对文言与白话的区分不是那么严格,虽然他持有站在五四白话文一边的基本立场,但是不像钱玄同和鲁迅等人那样坚决废弃文言而提倡白话,因而他的言说才会多种多样。他的言说文言白话并陈,雅言俗语同现。很难用一种造型、一种风格来概括吴稚晖从晚清到五四时期的语言形态,暂时将其命名为“万花筒式的语言形态”,以表吴稚晖语言形态的多样性。这个名称并没有把白话作为主体,实际上,吴稚晖在陈独秀和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学之前就写了许多白话文。《“自由的胡说”与游戏文》一节曾以“丛林语言造型”描述吴稚晖的汉语造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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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长春)2014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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