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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民:“文以载政”:清末民初的“新名词”论述

更新时间:2019-04-28 23:33:18
作者: 张仲民  

   内容提要:辛丑以后,中国的留外学生日多,翻译、出版事业大盛,遂导致来自其中的新名词成为一种舍旧谋新的表征,逐渐流行开来,对青年读者产生的影响尤大,时人秉持“文以载政”的立场对此进行了大量讨论和反思。虽然有一些人为新名词进行辩护,捍卫其出现及存在的合理性,但更多的人则是持批评态度,视其为“护过饰非”工具,被时人滥用后造成很大危害,然而这些批评并未有效遏制新名词的日益流行,乃至由此造成的“为鬼为祟”后果。

   关 键 词:新名词  “文以载政”  “为鬼为祟”  new terms  "representing political reality through article"

  

   一、“文以载政”

  

   1909年9月8日的天津《大公报》上,刊出一则有关时人抵制日货事的报道:

   日前驻京某国公使往谒那相国,因北京某某两报对于该国货品倡言抵制,业已登载数次,请由民政部预行严禁,以笃邦交等情。闻那相国对以此次风潮亦我国人民自由之行动,官场无法干预,未识某公使如何答复。①

   该消息旋即被上海《神州日报》以《那相维持言论自由》为标题进行了转载。②十天后,《神州日报》又报道了天津某校学生公开发送抵制日货传单,结果被地方官缉拿押送给新任直隶总督端方裁决。端方表示学生热心国事,应不予追究,送回学校由监督管束即可。第二天在召见提学使及各学堂总办、监督时,端方又表示:“货品买卖,固属个人自由,官府未便干预,但聚会联络,终非学生所当为,各官回堂,明白晓谕,勿酿事端。”③

   由这两个简单报道,我们可以看出清末高官那桐与端方对于言论自由的相对正面看法,以及他们并不讳言支持“自由”的做法。有趣的是,早在1902年,时任湖北巡抚端方却曾向湖北士子出示“简明章程七条”,批评新名词的流行及时人的滥用情况。④稍后端方复留下笑柄:“若端方批某生课卷,谓其文有思想而乏组织,惜用新名词太多,人传为笑。”⑤可以说,当年主动示禁新名词的满洲新贵端方已经无法避免使用如“思想”“组织”等“新名词”,遑论立宪后逐渐成长为朝中“立宪党之首领”的直隶总督,⑥形势逼人,这其实是庚子、辛丑以来清季社会“世变”与“文变”加剧的具体而微表现。

   辛丑以后,清廷推行新政,朝野上下竞相趋新,援引新名词成为时髦,上至清廷的上谕、官员的章奏条陈,下到考生的试卷、报刊上的商业广告与社团启事、坊间出版的各类教科书、唱歌集、新的戏曲小说等各种文类之中,均散布着各式各样的新名词。

   面对此种情形,一些清廷大员如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人曾忧心忡忡,秉持“文以载道”立场的他们认为,“今日时势更兼有文以载政之用,故外国论治、论学,率以言语文字所行之远近,验权力教化所及之广狭。”鉴于“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又喜“剽窃西学”,摭拾“外国一二字样、一二名词”而有“犯上作乱”“摇惑人心”之举,三人担心“中国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遂在其所起草的纲领性文件《学务纲要》中明确宣示反对新名词对中国“文体”的“阑入”,“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但其反对依据依然是在其看来更为外来“正宗”的西化与日化的思想资源,依然需要借此对新名词和新学进行正本清源的工作:

   近来少年躁妄之徒,凡有妄谈“民权”“自由”种种悖谬者,皆由并不知西学、西政为何事,亦并未多见西书。耳食臆揣,腾为谬说。其病由不讲西国科学而好谈西国政治法律起,盖科学皆有实艺,政法易涉空谈,崇实戒虚,最为防患正俗要领。日本教育名家,持论亦是如此。⑦

   形成悖论的是,这个反对新名词的文件亦不得不援引新名词和外来的新思想资源,其他清廷官员依旧在包括章奏的各种文类中大量使用新名词装饰门面,甚至连充满本土文化优越感坚持“新名词不可用”的清廷大员张之洞亦无法避开这个困扰⑧。像张之洞在“自撰”的《学堂歌》(1904)中也主动使用了诸如中国、德育、体育、卫生、公德、赤道、中央、五大洲、地球、文明、黄种、科学、变迁、思想、国文、权利、自由、民权、革命、遗产等大量新名词,尽管他在使用其中某些词时不乏批评谴责之意。⑨

   到1907年时,曾有御史鉴于“阅各省督抚章奏中多用新名词”,同朝廷尊孔及以经史为学堂必修科目宗旨相背离,遂上折请求禁止官员在奏章中使用新名词,但清廷高官不但无人理会,且还讥笑之,“疏入,政府诸公均非笑之。”⑩包天笑对此也发表评论挖苦道:

   张南皮昔日禁人用新名词,而今日章奏中盛用新名词,遂为某御史所参。谓嗣后应不准用新名词,以重国粹。虽然“新名词”新名词也,“国粹”亦新名词也。我知他日必又有一御史以参御史之用新名词矣。(11)

   实际上,新名词在清末的大量出现及流行的前提预设即是积贫积弱的中国不如欧美、日本,本土文化不如外来资源、中国必须取法列强这样的认知,如时人的自嘲:“中国积弱至此,安有学?即有学,安敢与外人较优劣?”(12)“文以载政”,那些被译介进来象征“文明”“先进”的新名词自然非常具有吸引力,让很多人包括如那桐、端方那样的有势力和有地位者,都望风而拜,将之作为趋新的符号与自我标榜的旗帜。过犹不及,新名词的普遍流行也引起许多人的担忧,他们从不同角度开始分析批评新名词的泛滥情形及迷恋新名词导致的危害。

  

   二、新名词之批评

  

   今日我们最容易看到的批评新名词的声音来自时论,当时诸多报刊对此都纷纷发表意见,批评这些主要来自日文中的新名词。(13)像上海《申报》即曾多次刊发评论对新名词流行表达反对意见,但其前后表达反对的依据却不太相同。在1905年前反对新名词的论述中,时尚守旧的《申报》因为惧怕隐藏在新名词背后的革命诉求而反对新名词。如其在1902年发表的一篇“社说”批评“今日应试之士”,“平日束书不观,迨届场期,则广搜坊肆怀挟之书,满纸陈言,令人可厌;号为知新者,则又矜奇吊诡,刺取《新民丛报》及近人所译和文诸书中各字面,诩诩自得,号为新奇。”此种做法“嚣张谬戾,不特有乖于学术,抑且有害于人心”,进而该文开始替时任湖北巡抚端方所出“示预”中的“简明章程七条”背书,希望士子引以为戒:“近日文体多歧,如改良、基础、目的、问题、二十世纪、四万万人之类,不可枚举,徒令阅者生厌……若夫革命、流血等说,则词涉悖乱……”警告士子不要用“改良、基础、目的、问题、二十世纪、四万万人等语”,否则不但贻笑大方,还自毁前程。(14)两年多以后,《申报》继续直斥留日学生无知无学,以致于被“革命”等富有激进色彩的新名词诱惑,盲从于外来的新思潮,而忘却其本:

   及在彼中留学一二年,乞假归国,则革命流血之毒已深入于心,平权自由之言竟妄腾诸口,薄父母为顽固,视朝廷若仇雠……日惟以排满灭清诸谬说,公然宣布于大廷广众之中。及考其所学何如,则华文固一无所知,即年来所习之和文,亦只以国脑、国粹、起点、内容、个人、广告、视线、社会、影响、单简、进步、国民、目的、脑筋、学界、商界、舞台、惨剧诸词头填砌满纸,不伦不类,似通非通,叩以彼中之经史百家、兵刑礼乐、天文舆地、化电声光,下逮商贾农桑、百工杂技,不特专门学问无一擅长,即所谓普通者,亦大半茫然不知,瞠目无能对答。(15)

   然而当1905年初《申报》立场逐渐趋新后,(16)它对于新名词的批评不再聚焦于蕴藏在其背后的政治危险,而是批评盲从新名词后带来的恶果,“实为误国之历阶”。(17)在其他评论中,《申报》还呼吁应该禁止官员在奏章中援引新名词。(18)由前引《广益丛报》上《请禁章奏用新名词》的材料可知,《申报》上的这种呼吁大概很难得到朝野的有效响应。

   与转变立场后的《申报》相似,北方趋新的《大公报》也刊载过多篇评论对此现象进行谴责,其中一篇曰:

   吾尝见我中国今日有一种自诩文明者,不过多读几卷新译书籍,熟记许多日本名词,遂乃目空一切、下笔千言,袭西人之旧理论,作一已之新思想,以狡诈为知识之极点,以疏狂为行止之当然,以新学为口头禅,以大言为欺人术,自高其格曰吾文明也。(19)

   内中包含的讽刺挖苦之意溢于言表。

   类似的批评性论述在清末各报上所在多有。清末报刊舆论总体上趋新甚至激进,但它们针对新名词的批评却如此之多、之激烈,或表明清末新名词的泛滥已经让趋新者对其造成的影响与可能导致的危害忧心忡忡,遂不得不表达严厉谴责乃至危言耸听之意,希图借此提醒人们对于新名词的攀附崇拜可能带来的后果。

   这种立场除了公开见之于时论,一些时人在私下场合与个人著述或奏折中也纷纷表达过类似的担忧和批评。像趋向守旧的政府官员于式枚也注意到立宪呼吁流行之后,受到舆论裹挟,滥用新名词之流弊愈发明显:“横议者自谓‘国民’,聚众者辄云‘团体’。数年之中,内治、外交、用人、行政皆有干预之想,动以立宪为词,纷驰电函,历抵枢部……”(20)此类批判性表达,除了发言者展现自身的政治或文化立场之外,或亦显示了部分时人对于新名词作为一种强势文化资源出现后的警惕与反思。

   此外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时人所著诸多像小说这样的大众文类如《文明小史》《官场现形记》《负曝闲谈》《轰天雷》《女界现形记》《新党现形记》《最新女界鬼蜮记》《官场维新记》《新水浒》《新茶花》《冷眼观》等,对趋新世风、新名词及其使用者也有很多的挖苦讽刺。

   可以看出,较早时除了《申报》基于政治理由反对新名词之外,大家均不反对学习西学,只是更多论述仍聚焦于时人将新名词作为“营私文奸之具”,(21)盲目趋新和乱用、误用新名词,乃至其中出现的荒唐状况与导致的弊端,这不但无益于中国的“进步”,还造成道德人心的滑坡,“或利未睹而害已生”,(22)同时也会给维新事业增添阻力。如《申报》上一则社论的提醒:

   今且不必为用新名词者责,而以一言为用新名词者劝。要知新法新政,在乎吾人之身体力行,见诸措施,征诸事业。徒借一纸空言,以为中国维新之一助,其收效已属有限。乃犹不自检束,无论著书立说,皆以是新名词为口头禅,为当世攻击新学者授以口实,其无裨于时局固可,惜其以文字贾祸,尤可危也。(23)

   此时正热衷于宣传“物质救国”、一意保皇的康有为也直斥新名词导致风气大坏,让人不学无术:

   而后生新学,稍拾一二自由立宪之名、权利竞争之说,与及日本重复粗恶名词,若世纪、手段、崇拜、目的等字,轻绝道德而日尚狂嚣,叩以军国民实用之学则无有,欲以御强敌乎,则空疏无用如旧,而风俗先大坏矣!(24)

   康有为认为辛丑以后的革命思潮也系新名词所导致,“自由、革命之潮,弥漫卷拍,几及于负床之孙、三尺之童,以为口头禅矣。”(25)

   民国肇建后,不甘于沉默的林纾从捍卫桐城文章的角度亦就新名词对中国文章造成的冲击进行了批评,尽管他承认自己无法从学理上清楚阐述“古文”即桐城文体的学术价值——“不能道其所以然”,但林纾认为“自有其不宜废者”,他还批评民初知识界的盲目趋新风尚可能会导致国未亡而文字先亡的局面:“民国新立,士皆剽窃新学,行文亦泽之以新名词。夫学不新而唯词之新,匪特不得新,且举其故者而尽亡之,吾甚虞古系之绝也。”(26)

除了上述批评和反思之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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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8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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