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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龙 李全平:反思与前瞻: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再出发

更新时间:2020-08-31 09:38:07
作者: 行龙   李全平  

   提要:中国近代社会史复兴四十多年来,成绩令人瞩目。与此同时,日益突出的新老问题,比如近代社会史的贯通性问题、思想理论缺失问题、宏观研究不足问题、区域的代表性问题、脱离时代中心话题的问题,以及过度恋慕地方文献的问题等,正在成为困囿社会史继续前进的桎梏,应当引起学界重视。当前社会史处在与时代同步伐的关键节点上,从事近代社会史的学人十分有必要秉持“长时段”“总体史”和“整体史”的史观,重新审视这些问题,思考探索近代社会史研究再出发的诸种可能性。

   关键词:近代社会史  长时段  总体史  区域史  整体史

   作者简介:行龙,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李全平,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伴随改革开放的步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已经走过四十多年的历程。社会史兴起伊始,曾有学者热情洋溢地言道:“蓓蕾初现的社会史之花,必将以自己绚丽多彩的独特风貌,盛开于万紫千红的学术园林。”站在40年后的今天,回顾40年来的历程,这一美好预言无疑已成为现实。被誉为异军突起之新兴力量的社会史,已蔚然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最富活力、最具创新意义、开拓空间最为广阔的研究领域。社会史日渐增多的专门史和新方向,持续强劲地从理论视野和方法论层面丰富着近代史研究。在社会史与时代同步伐的每个关键节点,诸多学者就社会史的论著、专题、走势及存在问题等进行总结梳理和反思展望,不同理论认知的交锋碰撞不时掀起高潮,呈现极度活跃的学术局面。不过,随着热烈非凡的社会史专题研究的兴盛和新领域的迅速开拓,社会史发展中存在的深层问题、面临的挑战和制约的瓶颈也日渐令人忧思。本文立足新起点,就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再出发必须面对的几个大问题进行再探讨。

   一、通前至后:近代史与近代社会史

   历史分期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反映历史发展规律。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或曰中国近代史起止的界定曾经是学界争论甚久的焦点问题,经历了几代学者的反复认识和探索。虽然1947年范文澜出版《中国近代史》(华北新华书店),已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840—1919年)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都划作近代中国的历史时期,但当时并没有成为学界普遍通行的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中国近代史在中共党史和革命史叙事中均有绝对的占比优势,因而近代史研究格外受到官方和史学界的重视,对近代史的分期自然是无法绕开的学术议题。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首以阶级斗争为准,探讨近代史之线索,提出“近代”和“现代”的分期,引发史学界大讨论。胡绳的观点最终在讨论中成为主流性意见,此后学界往往把1919年以后的历史称作中国现代史,把1840年到1919年的历史称作中国近代史,近代史又分别以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置诸首尾二端。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改革开放后关于近代史分期的争鸣仍在持续,而且到21世纪初已有不少近代史著作打破了这一时限,但一直迟至2011年,国务院颁布的学科目录才首次将1949年以来的中国史称为中国现代史,将过去所谓的“中国现代史”(1919—1949年)划入近代史范畴。至此,中国近代史才获得较为完整贯通的概念。

   对漫长的大历史进行分段和分期在研究中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但历史是迁流不居的连续体,任何时段的划分都是对变动时代的切割,终都避免不了人为因素,都会有局限性。梁启超就曾言:历史本不可分,“因为总史不易研究,才分为若干时代”。年鉴学派创始人布洛赫也说:“从古到今的历史本来不能割断,只是因为一个人的生命过于短暂而历史的范围过广,所以才需要断代研究,但不论是哪一段历史的研究都不能画地为牢,闭关自守,而必须看到别的时代,上下古今互通声气,因为唯一真实的历史是通史。”而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还有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种历史时段的划设一旦成为通行的基本标准,就会对现实的研究造成有形和无形的规制作用,因而“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无论是在它们之间的承接、暂时的连续性,抑或承接过程中所引起的割裂,总之各个时期构成了思考的本质客体”。更为要害的是,“时期”的划分往往还会把研究者的视野拘囿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一定区划中,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形成限制。这一学术现象和规律在中国近代社会史四十多年的研究脉络中体现得非常真切,已成为一个亟需突破的问题。

   复兴以来的近代社会史一直深受“80年”时段的限定。首当其冲的就是通史性专著的贯通性受限,如乔志强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和陈旭麓所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这两部经典著作基本沿袭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近代史”划分。陈著使用的“近代中国”之概念,虽然意指1840年至1949年的时期,但书中浓墨重彩加以论述的主要还是“前80年”的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过程,而对近代的“后30年”仅在末章做了简要勾勒,未及铺展开来。即就龚书铎先生主编的八卷本《中国社会通史》来说,今天看来亦是狭义上的“通史”,鲜少涉及1919年以后的社会内容研究。除开通史,其他各种专题性的社会史研究,举凡人口、性别、群体、生计、生活、生态、环境、心态、灾荒、秘密社会等大都自觉不自觉地以1919年为界标,无意中以这个年份为藩篱,从观念上进行了设藩划限,甚而割为鸿沟。此外,近代社会史各种论著提出问题、关注问题、思考问题的进路和理路都深受这一规定的影响,甚至对同一历史人物的书写也在1919年前后出现判若两端的叙事格调,对同一历史现象的铺述呈现突兀骤变的历史底色,不少本应放长视野深究的论题到此都习惯性地戛然而止或割为两截,形成人为阻断。而1919年以后所谓的“现代史”则要么缺乏社会史的视角,要么畏于把研究视线越过“五四”之前进行贯通性地认识,从而严重制约了研究的纵深发展。

   历史时期的划分往往以政治事件发生的时刻为标志,无论是1919年还是1949年,均强调人们赋予这些时期的政治意义与价值,凸显政治事件的重要标识作用。如今,“110年的近代史”已成共识,对于以“事件”编纂为中心的政治史而言,更多地是观察视野上的改变,80年也好,110年也罢,根本上不足以造成“拉筋扯骨”般的深层延变,因此就政治史来说,中国近代史的贯通性基本得到解决。但社会史与之所不同的是,重大历史事件和政治突变的时间节点对社会史而言常常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转折点,难以构成清晰而确定的分水岭,它不像清史、民国史这种断代为史的相对固定,而是随着岁月流转,后浪推前浪,其相关的转变往往此前已发生,此后仍在延续。社会史更关注“结构”,更关注“长时段”,更关注“局势”,更关注“底层”,更关注“连续性”,布罗代尔将之喻为“节奏平缓的潜流”,具有隐而不显却连绵不断的特征。从这一认识出发,近代社会史显然已不能停留于“80年”的研究对象,也不能把前后两截简单拼合。那么近代社会史如何划分时段?如何从社会史的立场和角度理解近代中国,如何在“110年”甚至更宽阔的时段框架内实现贯通?如何写出高水准的“110年”的中国近代社会史通史专著?业已论定的专题和形成的大量研究成果如何在一个新的整体中接续“后30年”,等等,这都成了摆在社会史诸同仁面前的重要课题,甚至一些原有的论证过程和学术结论恐怕还要做“伤筋动骨”般的扩异。

   中国近代史虽只110年,却是各种新事物如潮涌现和各种激变簇聚的时代,是古今中西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碰撞、交错和融合的阶段,发生事变的环节性年份远比以往的朝代多,所牵动的社会层面的结构、制度、思想、交际、生活等诸方面的快速转型、急剧变迁和深层变革,又具有潜在性、附着性、内在性和多绪性的特征。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有置放于数千年中国大历史的变局中,置放于110年近代中国、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进行分析和比较,从具体历史环节和研究对象的全过程考察其来龙去脉,才能避免以人为划分的历史时段机械地对历史过程进行肢解和误解的做法,从而得到整体性历史的客观评价。一项社会史的专题往往经过多个朝代、穿越几次重大政治变革之后,才能透析出深藏在后的社会规律。例如近代社会史领域曾备受关注的人口、婚姻、绅士、宗族等诸多专题,无不是在“长时段”的视野中才更显其学术价值和史学启益。因此不仅是1919年,即就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也不能成为困囿近代社会史新的绝对界限。

   比如近年来笔者倡导的“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这段历史虽是近代史,但又跨到现代史;既与历史中国迥然相异,又与现实中国密切相连。鉴于集体化时代的这种特殊性,我们就主张将集体化时代的分期界定为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推行互助组到20世纪80年代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结束这一时段。这一界定就是努力突破固有政治事件划设,从集体化时代本身理出分期线索的一种思考和实践。当然对包含在集体化时代之内的具体历史现象进行研究时,仍然要根据具体问题放宽视野考量,而不拘泥于一定的时间框架。比如有学者将集体化时代的农田水利建设放置在农户、国家和古今中外这样一个“前后上下内外”的坐标系中,从多维多重比较考察,得出了较为新颖的结论。另如,近年来有学者呼吁将社会史研究引入当代史,现在的学科目录也正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或曰当代史研究划列出来,还有学者对当代社会史的理论方法进行了系统阐释。笔者以为,研究中亦不能把全部视线局限于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历史,还必须根据研究的问题和选定的专题来具体划定时段,尤其对共和国孕育时期的历史应给予足够关注,甚至有些问题还需要追溯到更远。只有在历史前后联系贯通的基础上进行思考,才能正确把握与理解问题。

   总之,科学的历史分期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历史,近代社会史的研究亦不例外。我们所谓“通前至后”、突破原有历史分期,并非要抛弃分期研究的方法而囫囵吞枣,也不是另觅一个其他事件奉为新的划设标准。站在社会史的角度,历史时期的划分不应从外部或主观上找个界段来框设历史,而应符合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存在形式。正如勒高夫所言:“将历史时间切割成各个时期是有必要的。但是这种切割不是简单的按年代进行,它应该也体现出过渡、转折的理念,甚至要突出前一时期的社会、价值同后一时期的不同。”所以我们主张,近代社会史应在“长时段”的学术关照下根据选定的专题和关注的问题因地制宜地划取历史分期,扩展研究视野,突出分期的开放性和整体性,重视社会历史过程的延续性和贯通性。

   二、新旧之间:社会史与总体史

   社会史兴起于对传统史学特别是传统政治史的反思乃至反叛之背景中,是以革新猛将的姿态面世,故而“新与旧”始终是社会史研究中的基本问题。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史就是在史学界猛烈抨击“旧史学”的形势中发轫的。最为学界称道的就是梁启超在《中国之旧史学》一文中对传统史学“四弊”“二病”“三恶果”的抨击。梁氏史学的重点,一为求历史之“公理公例”,二为去“君史”而开“民史”,此两点主张加上梁氏个人在学术上的巨大影响力,客观上开了中国社会史之先河,使古老历史的“三世”说脱离了“治乱兴衰”的僵化公式。稍后的二三十年代,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入和国内日渐高涨的革命形势与摆脱“民族危机”之需,一场波及面较广的社会史大论战,直接揭开了中国宏观社会性质的大讨论。这场大论战不仅形成了《新生命》杂志和《新思潮》杂志两方阵地,还产生了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涌现出一批极富学术价值的著作成果。当时虽没有形成学科意义上的社会史,但也首次使“宏观社会形态史”跃为历史研究的主流,成为推动史学革新的重要力量,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史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当时的“五朵金花”,大都与之脉络相承,密不可分。

社会史的复兴同样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的氛围中以新的面孔出现并快速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史学从政治笼罩中突围出去的学术努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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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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