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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耀章: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的节流与开源

更新时间:2015-04-29 10:54:45
作者: 乔耀章 (进入专栏)  

  

   当今世界,政党政治已经成为普遍的政治形态。围绕国家政权的获得和运作, 围绕各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的兴衰成败,研究政党规律已经成为政党组织和政治学者的重要任务。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唯一合法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也面临长期执政的考验。也正因为适应这样的时代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我们认为,在深入研究党的执政规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时,必须十分重视中 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的研究。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其实也是汲取政治合法性资源的能力, 而执政能力又往往与执政资源的拥有程度以及对执政资源开源节流的有效程度成正比。在社会转型时期,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过程中,亟需重新整合党的执政资源,既要"节流",更要"开源",不断增强我们党执政的政治合法性。

   一、执政资源与执政合法性

   在学界的一般论述中,多把执政基础和执政资源相提并论同。我们认为,执政基础是指党执政的阶级基础,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群众基础和民族基础。但是我们提出的执政资源的概念是从领域角度探讨,因此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关于执政基础的论述。党的执政资源,是指有利于党履行执政使命,提高执政效能的各种积极因素和条件。 执政资源包括执政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资源。在政党政治中,政治合法性作为核心的政治内容和政治资源有着天然的联系"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各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参加而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  换句话说,执政能力源于执政资源的多寡及合法性程度。马克斯·韦伯认为,只要一种统治的合理性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同,那么这种统治就是合法的。但是韦伯又认为,仅仅有合理性认同对于政治合法性来说是不够的,"一切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者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勿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化的信仰。" 马克斯·韦伯提出了三种类型的合法性基础理论: 一是基于传统的合法性,即传统合法性;二是基于领袖人物超凡感召力之上的合法性,即个人魅力型的合法性;三是基于合理合法准则之上的合法性,即法理型合法性。

   执政资源是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源于执政资源的多寡及合法性程度。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史上,党首先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从而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认同,并取得了执政的合法 性。由于共产党长期作为革命党的特殊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掌握了大量的执政资源,这种来自于经济、政治、文化等诸领域的资源保证了党稳固的执政地位。按照韦伯的合法性基础的划分,三种合法性都部分地并存于中国的政治实践,尤其是建国初期的政治实践中。对此,白钢、林广华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中国共产党政权之所以能够持久,之所以能够由强力的统治变成权力的统治,除了强大的国家机器之外,还在于其他几个因素:一是长期武装斗争中 产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尤其是毛泽东的魅力;二是意识形态的魅力,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武装斗争、解放全国人民、消除剥削和压迫等行动获胜的指导思想,获得了绝大多数民众的拥护;三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积累了巨大的组织资源,这些组织资源 包括完整的组织机构、成千上万的党员、大批忠心耿耿的干部、统一战线等。" 对于党的"合法化的信仰"(韦伯语)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最重要的执政资源,也正是由于这种无保留的信仰,即使在党犯有严重错误的时期,中国人民仍然保持着对中国共产党的衷心的信赖和支持。

   但是,政治合法性还是个动态的过程。不同的社会主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合法性实际上是不同社会依据社会本身的根本利益和内在原则对执政提出的本质要求。合法性的高低,就看执政符合这种本质要求的程度。对于执政党来说,执政围绕着这些本质要求所进行的执政努力将构成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因而,所谓的合法性基础,就是党在一定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实现稳固有效执政所必须努力形成的基础和条件。 今天看来,传统的党的执政资源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也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执政党,今天的人民对于党的执政不完全是凭感性的信仰,更多的是一种基于利益认同基础上的理性的政治支持。和建国初期相比,这种资源具有不稳定性和易变性的特点,并且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有流失的可能。

   二、传统执政资源的"节流"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是不断调整执政资源的历史。我们认为,执政资源本身是个有机体,它有其内在的形成和自我流失过程,人口的增生与流动,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国际风云的变幻等, 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共产党传统执政资源流转的过程和新增的轨迹。同时,由于人为的不当开发甚至恶性使用,党的执政资源可能在一定阶段出现不当或者恶性流失。因此在执政资源不断增长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始终面临着执政资源不断流失的问题。因此我们所说的"节流"就是指对执政资源不当流失的节制,并构建对执政资源不当流失的预防、控制和整治的理念与制度平台。

   (一 )经济资源的"节流"

   共产党执政的经济资源一般是指基于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和制度基础上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党掌握的经济命脉的有效度、经济总量以及发展前景。在现代国家和社会中,任何居于统治地位的执政者,它的执政资源首先来自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因为,只有实现了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才能使执政者拥有日益增长的治理资源和治理能力,进而奠定治理国家和整合社会的现实基础。

   在共产党的经济资源的获得过程中,党主要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政策来实现新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在这一时期,党和国家是高度同构的,在这一时期,党通过行政手段,对其所掌握的所有社会资源进行配置,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实行全权化管理。这种党政一体化、政经一体化、政治一体化、政社一体化的经济模式又被称为"政治的经济"。 但是,由于回避了市场经济制度,这种通过1956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于苏联模式建立的传统公有制在20多年的经济运行中很快暴露了其深层的基因缺陷:生产效率低下,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积极性不高,人民生活困难……所有这些都给致力于建设繁荣社会的中国共产党以深刻的思考。薄弱的经济基础也使党的执政资源面临枯竭。

   对此,我党进行了历史性反思,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决定对传统的公有制经济进行改革,即由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向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转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由于我们缺少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首先在如何处理庞大的国有资产方面遇到了挑战。许多地区采取了不恰当的资产处理方式,在对大量的国有资产进行压价评估后,出售给个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原经营管理者,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把医院、学校都抛售给个人的错误行为,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在这场国资流失大潮中,又造成了企业倒闭、工人下岗、权力寻租出现等新的社会问题。这些加大了国家机关运行的行政成本,也造成了更为 隐性的经济资源的流失。

   在对经济资源节流的时候,党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的举措,如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手段;建立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规范国有企业改制行为,遏止资产流 失;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视企业工人利益,在企业改制中不损害他们的合法权益。在建立廉价、廉洁政府方面,党在一些地区推行"阳光财政"、政务公开等政策, 降低行政成本,从源头上寻找治理腐败的手段,这些措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二 )政治资源的"节流"

   共产党执政的政治资源,通常是指共产党执政的群众认可率、支持率,意识形态社会化的广度、深度和执政的有效程度,以及为了确保执政的政治手段和政治方法。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凝聚了大量的政治组织、宣传发动、意识形态、舆论导向等重要资源。党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不断加强政治资源的开发与建设。但是社会的转型凸现了传统的凝聚政治资源的手段存在的缺陷,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资源流失。

   首先,政治资源的流失来自传统政治管理方式的根本缺陷。在建国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运行多采用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马克思认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过渡性国家的政治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列宁则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法律约束的政权。" 不受法律约束的政权意味着政治权力将朝什么方向发展?或者说,无约束的权力是否存在异化的可能?这个答案已经为国内外众多的事实所证明,此处不必赘述。

   其次,政治资源的流失来源于意识形态建设的缓慢。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闭锁性,妨碍了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并在一定的时期出现了实践超越于理论的政治行为。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非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具有较强的或纯粹理想主义色彩。一方面这种理想的社会主义理论脱离了中国国情或实际,缺乏说服人的力量;另一方面,现实的实践又往往脱离作为基本原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造成所谓"信仰危机",从而导致执政资源的流失。

   第三, 政治资源的流失来源于党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长期和平执政使得党的一些思想理论建设、制度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出现下滑的趋势,这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中表现得尤其突出,这在相当程度上了导致了一些地方党组织管理的混乱。在一些地区,党员长年不过组织生活,不交党费,党员的先进性不能充分体现,并使党在补充年轻党员方面造成困难,在一定时间和地点还表现为党群关系紧张,造成了人民政治信仰的弱化。

   在解决政治资源流失的过程中,党采取了一系列的对策和措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司法体制改革,针对传统的管理制度尤其是干部选拔制度、人事制度、权力监督制度进行针对性的改革;针对党组织自身建设的存在问题,一方面加大反腐倡廉,一方面支持基层组织建设,在外资、民资、农民工聚集的地方建立支部或流动支部,有效地整合了组织资源。

   (三)文化资源的"节流"

   共产党执政的文化资源主要是指党在执政过程中建设先进文化的程度,以及以党的执政思想理念为核心的先进的民族思想文化的聚合程度。共产党执政的文化资源主要是指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自身的文化资源,这里主要是指传统文化资 源。作为一种思想资源,一种历史真实,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中国国情和客观实际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过程应当传承并弘扬传统的政治文化,但是在半个多世纪的执政历程中,统的政治文化资源的流失也比较严重。

首先,传统的文化资源流失表现文化"大传统"的丧失。从文化传统的角度,文化可分为"大传统"与"小传统"两类。人类学家一般把由学校或教堂培育出来的、占据社会主流位置的文化形态叫作大传统;把生长和存在于村落共同体的民间文化形态叫作小传统 。在改革开放以前,党的执政的文化资源中既有封建传统思想残余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又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改革开放后外来文化的冲击,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文化基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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