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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立中:哈贝马斯的“沟通有效性理论”:前提或限制

更新时间:2015-03-17 20:24:20
作者: 谢立中 (进入专栏)  

  

   谢立中,男,湖南隆回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内容提要:哈贝马斯认为,在“理想沟通情境”下,如果人们能够遵循陈述真实、意向真诚、规范正确等基本要求,相互之间就能够达成共识。但分析表明,除了哈贝马斯设想的“理想沟通情境”之外,共识的达成至少还依赖于一个重要的前提,这就是:参与沟通的人们必须同处于一个话语体系之下。只有当参与沟通的人们既处于哈贝马斯设想的“理想沟通情境”之中,又同处于一个话语体系之下时,人们之间才可能就各方的言语是否符合哈贝马斯提出的达成有效沟通必须遵守的基本要求获得一致的判断,因而才有可能通过进一步的沟通过程来就某个实质性主题达成共识。

   关键词:哈贝马斯;有效沟通;共识;话语体系

  

   一、哈贝马斯的沟通有效性理论

   哈贝马斯希望通过共识的形成来实现社会的合理整合。人们通常认为,在讨论共识的形成过程时,哈贝马斯提出了两个前提条件。一个被称为“理想沟通情境”,另一个被称为沟通有效性要求。

   所谓“理想沟通情境”,其内涵主要如下:

   (一)一种话语的所有潜在参与者均有同等参与话语论证的权利。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发表任何意见或对任何意见表示反对,可以提出疑问或反驳质疑。

   (二)所有话语参与者都有同等权利作出解释、主张、建议和论证,并对话语的有效性规范提出质疑、提供理由或表示反对,任何方式的论证或批评都不应遭到压制。

   (三)话语活动的参与者必须有同等的权利实施表达式话语行为,即表达他们的好恶、情感和愿望。因为,只有个人陈述空间的相互契合以及行为关联中的情感互补,才能保证行为者和话语参与者面对自身采取真诚的态度,坦露自己的内心。

   (四)每一个话语参与者作为行为人都必须有同等的权利实施调节性话语行为,即发出命令和拒绝命令,作出允许和禁止,作出承诺和拒绝承诺,自我辩护或要求别人作出自我辩护。因为,只有行为期待的相互性才能排除某种片面要求的行为义务和规范判断,为平等的话语权利和这种权利的实际使用提供保证,解除现实强制,过渡到一个独立于经验和行动的话语交往领域。①

   而在《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哈贝马斯则将人们之间为有效实现沟通过程所必须遵守的基本要求表述如下:

   任何处于交往活动中的人,在施行任何言语行为时,必须满足若干普遍的有效性要求并假定它们可以被验证。就他试图参与一个以理解为目标的过程而言,他不可避免要承担起满足下列——确切地讲,正好是这些——有效性要求的义务。这些要求包括:1.说出某种可理解的东西;2.提供(给听者)某种东西去理解;3.由此使他自己成为可理解的;以及,4.达到与另一个人的默契。将上述四点展开就是:言说者必须选择一个可领会的表达以便说者和听者能够相互理解;言说者必须有提供一个真实陈述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分享说者的知识;言说者必须真诚地表达他的意向以便听者能相信说者的话语;最后,言说者必须选择一种本身是正确的话语,以便听者能够接受之,从而使言说者和听者能在以公认的规范为背景的话语中达到认同。不但如此,一个交往行为要达到不受干扰地继续,只有在参与者全都假定他们相互提出的有效性要求已得到验证的情形下,才是可能的。②

   由于可领会性(按照交往参与者公认的语法规则说话)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也可以将上述四个有效性要求简化为三个基本要求:第一,言说者对事实的陈述必须是真实的;第二,言说者对沟通的意向必须是真诚的;第三,言说者所表述的话语从行为规范角度看必须是正确的。

   在一次以达成相互理解为目标的交往行动中,上述三个有效性要求必须同时得到满足。只要其中有一个受到质疑,交往行动就会遭到困难。在《交往行动理论》一书中,哈贝马斯举了一个例子来对此加以说明。

   哈贝马斯写道:“我们现在来假定:教授在课堂上向一位学生发出了要求:‘请您给我拿一杯水。’”如果这个学生不认为教授的这项要求是一种命令,而只是从沟通的立场出发完成的一个言语行为,那么,“这个学生原则上可以从三个角度对教授的请求加以拒绝。他可以对表达的规范正确性提出质疑:‘不,您不能把我当作是您的助手。’或者,他可以对表达的主观真诚性提出质疑:‘不,您实际上是想让我在其他学生面前出丑。’或者,他可以对现实条件加以质疑:‘不,最近的水管都很远,我根本无法在下课之前赶回来。’第一种情况质疑的是教授的行为在一定的规范语境中所具有的正确性;第二种情况质疑的是教师是否言出心声,因为他想达致的是一定的以言取效的效果;在第三种情况下,质疑的对象则是教授在一定的情境下必须设定其真实性的陈述。”哈贝马斯认为,“我们对上述例子的分析,适用于一切以沟通为取向的言语行为。在交往行为关系中,言语行为永远都可以根据三个角度中的一个加以否定:言语者在规范语境中为他的行为(乃至直接为规范本身)所提出的正确性要求;言语者为表达他所特有的主观经历所提出的真诚性要求;最后还有,言语者在表达命题(以及唯名化命题内涵的现实条件)时所提出的真实性要求”③。

   二、哈贝马斯沟通有效性理论的前提或限制

   对于哈贝马斯“理想沟通情境”理论,福柯等人曾有过批评。福柯认为,哈贝马斯设想的“理想沟通情境”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模式顶多也就是一种无法兑现的乌托邦理想。福柯说:“关于存在着一种理想的交往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真理的游戏可以无障碍、无限制和无强制地循环往复地想象,在我看来纯属幻想的范畴……我相信,没有权利关系,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存在,只要人们把这种关系理解为个人用以控制和决定他人行为的手段。”④

   我不太同意福柯对哈贝马斯的批评。我不认为权力关系的不可摆脱性对沟通行动始终会构成一种障碍。正如福柯自己认识到的那样,权力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权力关系可能造成人们之间的不平等,因而阻碍人们之间的合理沟通;但这并非意味着人们之间的权力关系永远都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尽管人们之间的关系依然是一种权力关系,但却可以是一种平等的权力关系,或者,近似平等的权力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之间面临的沟通情境就可能近似于哈贝马斯设想的“理想沟通情境”。因此,如果以哈贝马斯设想的“理想沟通情境”不符合现实为由来否定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模式,我认为是理由不足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没有任何瑕疵。

   如上所述,按照哈贝马斯的论述,“沟通行动”模式的实施至少需要两方面的条件,一是参与沟通的各方需要形成一种上面所说的理想“沟通情境”,二是参与沟通的各方必须遵守一些有效地进行理性沟通行动所必须遵守的基本要求(参与沟通的行动主体对事实的陈述是真实的、沟通的意向是真诚的、所遵循的行为规范是正确的,等等)。然而,正是在这第二个条件方面人们之间可能存在着难以消弭的分歧。

   以下我们试举几个例子来对此加以说明。

   1.如何判断“参与沟通的行动主体对事实的陈述是真实的”?

   下面是几对内容相互矛盾的事实陈述:

   (1)“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不是一个阶级社会”;

   (2)“中国目前中产阶级占人口的比重只占5%左右”/“中国目前中产阶级占人口的比重已占20%-25%”;

   (3)“1995年中国居民总体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为0.35”/“1995年中国居民总体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为0.45”;

   (4)“1998年中国现代化实现程度已达81%”/“1998年中国现代化实现程度只有40.4%”;

   (5)“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社会”/“西方发达国家并没有进入什么后现代社会,而是进入了新现代社会”。

   深受传统“实在论”影响的人会认为,在上述每对两两相异的事实陈述中,各自只能有一个陈述是真实的。但其实,如果我们对上述每一对陈述的构成过程做过具体的考察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表面上看去相互矛盾的陈述其实都可能是真实的。它们之间的矛盾,不是源于它们对它们所欲“再现”的“客观现实”获得了不同的观察结果,而是源于它们是其陈述主体在不同话语体系的引导和约束下所做出的。以第一对陈述为例,这是毛泽东和梁漱溟分别作出的两个陈述。而毛、梁二人之所以会做出这样两个粗粗看去相互矛盾的陈述,其实并不在于它们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现实获得了不同的观察结果,而完全是因为他们两人所使用的“阶级”一词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可以说,虽然他们都在使用“阶级”这个概念来描述和分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但他们所用的“阶级”概念属于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从他们各自所属的话语体系来看,他们各自所作的那一陈述都可能是“真实”的。⑤

   其他几对陈述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每对看上去相互矛盾的两个陈述之间的差异首先或主要也可能是来自于陈述主体对所用关键概念——如“中产阶级”、“居民可支配收入”、“现代化”、“现代社会”等——含义界定上的区别所致,而非来自于陈述主体对客观现实观察结果方面的差别。换句话说,虽然每对陈述中的两个陈述主体都使用了从字面看相同的概念来描述现实,但他们使用的概念在含义上却有一定的或相当的差异,使得他们事实上不在一个话语体系之中。他们是在不同话语体系的引导和约束下来作出自己的陈述的。就像毛泽东和梁漱溟的例子所展示的一样,从他们各自所属的话语体系来看,他们各自所作的那一陈述也可能是“真实”的。

   因此,要想判断一个人有关某一“事实”的陈述是否具有“真实性”,一个首要的前提就是:判断者必须要和被判断陈述的主体同处于一个话语体系之中。一个和被判断陈述的主体不处于同一话语体系之中、甚至对被判断陈述的主体所属话语体系毫无了解的人,是根本没有能力对该“事实陈述”的“真实性”做出恰当判断的。

   2.如何判断“参与沟通的行动主体所持有的沟通意向是真诚的”?

   以下是罗纳德·斯考伦和苏珊·斯考伦夫妇在《跨文化交际》一书中使用的一个例子:

   “王先生和理查德森先生的会谈使理查德森先生很高兴,他在分手时表示要找个时间与王先生共进午餐。王先生欣然应允;几周后他开始怀疑对方毫无诚意,因为理查德森先生在发出邀请后,再没有来约定午餐的具体时间和地点。”⑥但事实上,按照斯考伦夫妇的含蓄表述,理查德森先生并非是王先生设想的那样一个虚伪和缺乏诚意的人。王先生对理查德森先生交往诚意的怀疑纯属误会。

   但为什么王先生会有这样的误会呢?

斯考伦夫妇分析说,中国人王先生之所以会认为西方人理查德森先生缺乏交往的诚意,完全是由于中国人和西方人在说话时遵循了不同的话语模式所致。研究表明,“亚洲人使用的表达顺序是‘话题—说明’,而主旨(即说明)的出现是以关于话题的背景被充分交代为条件。这种结构最常见的形式如下:因为Y(话题、背景或原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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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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