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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立中:发展与发展社会学——“发展”的含义: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及其原因分析

更新时间:2018-12-02 01:39:20
作者: 谢立中 (进入专栏)  

   “发展”是包括“发展社会学”在内的所有发展研究中最核心、最基本的概念。但是,什么才是这个概念最真实的含义?多年来,围绕着这一问题,人们曾经展开过深入的反思,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发展”研究初期相比,今天的人们在发展的理念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然而,吊诡的是,迄今为止,这种理念上的转变却并没有对现实中的发展实践产生实际的重要影响,发展的实践模式基本上依然如故。“发展”理念的图新与“发展”实践的循旧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令人困惑的矛盾。在本文中,笔者试图对这一困境及其发生的主要原因做一个初步的描述和分析。

   所谓“发展社会学”其实是更广义的“发展”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发展”研究,不是在哲学意义上对一般事物的“发展”进行研究,也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对“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进行研究,而是对20世纪中期特定世界历史情境下建构出来的、具有特定含义的“发展”过程进行研究。这个特定含义的“发展”过程,其最初的含义就是“经济增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发展”开始成为世界各国理论和实践(首先是经济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凭借着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率先恢复了元气,重新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占据了核心地位。但对于数量更为广大的亚非拉“落后”国家来说,“发展”却似乎依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远景。怎样使这些范围更为广泛的“落后”国家逐渐“发展”起来,不仅成为这些“落后”国家政府、学者和企业家等思考的主要问题,而且同样也成为美国一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学者和企业家等关注的重要问题。后者之所以也对广大“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给予重视和关注,正如美国学者埃斯科瓦尔所说的那样,是因为后者的持续“发展”其实与广大“落后”国家的“发展”紧密相连、息息相关。①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发展”研究开始成为一股世界性的趋势或潮流。

   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是最初开始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们的基本思想。这一含义上的“发展”概念及其学说又包括两种略有不同的亚类型。第一种亚类型的基本特征可以简要概括为: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同时将研究的关注点也主要限于经济领域。第二种亚类型的基本特征则可以概括为: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但研究的关注点并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关注和涉及经济因素与各种非经济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上述第一种亚类型的学者可以举罗斯托等人为主要代表。参照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的概括,这一类发展学说的主要特点及观点可以表述为:“把发展过程看作是所有国家必须经历的一系列连续阶段。该经济发展理论的主要观点是:适量的储蓄、投资和外援额度是使第三世界国家沿着较发达国家历史上走过的经济增长道路前进所必不可少的条件。这样,发展就和迅速的、总的经济增长的意思一致起来了。”②对于持这类观点的发展研究学者来说,发展研究几乎就等于发展经济学研究。至于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等研究在“发展”研究中基本上没有存在的空间。不仅如此,经济增长也被狭义地理解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这样,“发展”研究就被进一步地与GDP增长的过程研究等同起来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增长理论”(也即“GDP增长理论”),如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③哈罗德和多马等人的经济增长模型④等,也就成为发展研究初期最主要也最有影响的理论成果。

   上述第二种亚类型的学者则可以举刘易斯、钱纳里等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⑤以及帕森斯、列维、英格尔斯、亨廷顿⑥等为代表的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政治学家等社会科学家们为例。这一类学者的基本思想特征是意识到发展不仅仅是经济领域里的事情,发展还涉及社会结构、政治体系和文化传统等诸多领域的变革。这一亚类型的发展学说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从帕森斯等人的社会学理论中引申、演化出来的“现代化理论”为引导,认为现代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在内的整个社会系统结构—制度变迁的结果,而非单纯资本积累或技术演进的结果。现代经济增长必须以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在内的整个社会系统的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为前提。没有这种转变,现代经济增长所必需的那些资本或技术条件也就难以具备,现代经济增长也就困难重重。因此,发展研究不能仅仅只关注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一类的纯经济因素,而必须将自己的视野扩展到更广大的范围,探索各种非经济因素和经济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所谓“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等非经济领域的“发展”研究,只有在这一类学者当中才会有存在和“发展”的空间。

   然而,尽管如此,对于第二种亚类型的发展学者来说,“发展”的终极含义还是经济的增长甚至GDP的增长。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体系和文化传统方面的结构/制度性变革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经济或GDP增长这一最终目的的手段,是为了消除“传统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为经济或GDP的增长所设置的结构—制度—文化方面的障碍,从而为经济或GDP的增长创造必要的结构—制度—文化方面的前提。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将这一亚类型的发展研究也归入到持“发展=经济增长=GDP增长”观点的发展学说之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上述这种将发展等同于经济甚至GDP增长的观点在各国政府、学者和企业家群体中差不多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美国等发达国家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官员们和专家们在制定和实施援助“落后”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计划时,心中自觉或不自觉所遵循的指导思想就是上述这种发展理念。

   然而,20世纪中期“落后”国家的“发展”实践却表明,上述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甚至GDP增长的“发展”观念及其引导下的“发展”过程可能具有非常不良的实际后果。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先后出现了大量对上述“发展”理念及其实践进行反思的文献。在这些文献中,上述“发展”理念及其实践被人们比较普遍地加以诟病的不良后果至少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是经济增长与社会、生态等领域发展之间的不平衡。许多文献指出,由于GDP指标在评价内容和方法方面的一些偏狭性(如只能度量由货币尺度来统一评价其价值并通过市场交易来完成这种评价的那些劳动或服务成果,而不能度量那些不能由货币尺度和市场交易来加以评价的劳动和服务成果;只能反映一个机构、一个群体、一个地区或国家经济增长或发展成果的总体及人均状况,而不能反映这些成果在该机构、群体、地区或国家内部的分配状况;只能测量可以被内化的那些资源耗费或成本,而不能测算活动过程中外溢的那些资源耗费或成本;等等),使得许多按照上述理念(将GDP的增长当作发展的终极目标)来进行发展的国家或地区,出现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生态等领域的发展之间严重不平衡的局面。贫富两极分化、犯罪率上升、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成为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

   其次是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或发展的限度)。这类文献认为,按照既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人类社会的发展将会在资源和环境修复等方面遭遇到“发展的极限”。罗马俱乐部组织编写的发展报告《增长的极限》是这方面最具影响力的一份代表性文献。该报告运用系统分析法建构了一个世界性的系统动力学模型,从人口增长、农业生产、自然资源、工业生产和污染等“最终决定和限制”经济增长的五个方面对人类经济增长的可能前景进行了测算,指出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导致全球性的人口激增、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使人类社会面临严重困境,实际上引导人类走上了一条不能持续发展的道路。报告的作者们认为,经济增长是存在着极限的,因为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在全球系统中,人口和工业是按照指数方式发展的,而人口和工业所依赖的粮食、资源增长和环境修复却是按低于指数方式的速度发展的。因此,人口和工业不加控制的持续增长最终必然会使粮食短缺、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等问题达至极限,反过来限制人口和工业的发展,甚至造成经济社会的崩溃。通过对增长极限问题的研究,报告作者们得出结论:“需要使社会改变方向,向均衡的目标前进,而不是增长”。⑦

   在上述反思的基础上,人们开始对“发展”概念的含义重新加以思考,并努力推动“发展”概念之含义的转变。在这方面,人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思路。其中最主要的思路也有两种:一是倡导从经济、社会、生态等多方面对发展的后果进行综合评价(简称“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二是倡导以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作为发展的目标。前一倡议的结果,是导致了许多指标内容、评价方式不尽相同的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数的出现,如莫里斯等人提出的“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PQLI指数)、埃斯特思提出的“社会进步指数”(Index of Social Progress)、联合国开发署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美国卫生组织提出的发展综合评价指数(ASHA指数)、加权社会福利指数,以及绿色GDP等各种修正性的GDP指标等。后一类倡议的结果则是导致了一种被称为“基本需要满足战略”的发展战略。可以说,大致从20世纪70年代始,“发展等于经济甚至GDP增长”的理念已经普遍地遭到人们的抨击,对“发展”概念的含义做出一种比单纯经济甚至GDP增长更为广泛与合理的理解也已经成为许多人的普遍共识。一句话,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反思,人们的“发展”理念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然而,与理念层面的情况相反,在“发展”的实践方面,形势却并不令人乐观。并不需要经过特别仔细的观察就可以发现,尽管在“发展”的理念上人们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迄今为止,在实际的“发展”进程中,世界各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手段却依然如故。“发展等于经济甚至GDP增长”的模式在现实生活中依然大行其道,在世界各国发展战略或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几乎都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发展”过程中这种情况也同样存在。“发展”理念的图新与“发展”实践的循旧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令人困惑的矛盾。这是为什么呢?或者说,导致发展理念与发展实践之间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依笔者愚见,导致这种矛盾的原因,应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内在机制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面临的外部压力使然。先来看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前,经济增长从较长的时间段来看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趋势,但和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增长相比,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增长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差异:一是速度缓慢,增长的态势只是从长时段来看才是可以识别的;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经济增长的态势并不明显。二是在特定时段内增长的动力和趋势都是有限的,不存在无限增长的内在动力或趋势。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增长则呈现出速度相对较快(几乎每一个或几个年度内或高或低都要有所增长)和目标趋于无限(即使在短期看来也是如此)的特点。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经济活动的主要组织者——资本家有着推动经济无限增长的内在动机。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曾经做过相关的分析。马克思指出,作为商品生产发展的最高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是以获取包含在商品当中、且以货币形态表现出来的剩余价值为最终目的的。“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⑧虽然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级社会中,占有来自劳动者创造的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也是生产过程的主要组织者即各种剥削阶级组织和推动生产过程的主要目的或动机,但是,在以前的阶级社会中,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是以使用价值的形式存在,由于以使用价值形式存在的物质财富在储存方面存在着天然的物理限制(一方面物质财富的增加要求有更大的储存空间;另一方面物质财富的储存也存在着时间上的限制,达到一定的时间限制被储存的物质财富就可能化为乌有——例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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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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