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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立中:心理学派、文化学派,还是综合学派?

——孙本文社会学取向刍议

更新时间:2016-02-05 19:20:29
作者: 谢立中 (进入专栏)  

  

一、关于孙本文社会学取向的不同说法

   孙本文的社会学理论到底是属于何种取向? 这是中国社会学史研究文献中常有人讨论甚至争论的一个问题。有人说,孙本文的社会学理论应该属于文化论社会学派。例如,一位名叫如松的作者在 1931 年发表的评论文章中就将孙本文认定为文化派社会学者,将孙本文早期著作中的内容都认定为是文化社会学[1];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赵承信在 1948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认为中国社会学的主要派别是文化学派和辩证唯物论学派,而孙本文则是文化学派的主要代表[2]。但也有人说孙本文的社会学理论应该属于综合论社会学派。主张这种观点的人有孙本文自己的说法做依据。在《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中,孙本文曾明确写道,"不能说自己属于心理学派"[3],"不可误会视著者为文化学派"[3],并自诩为"属于综合派之林"[3]。另外,周晓虹教授在最新的一篇纪念孙先生的文章中,则称呼他为"文化决定论与心理还原主义的综合学派"[4]。

  

   那么,孙本文的社会学理论到底属于哪一学派呢?

   不过,笔者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由于错误的提问方式而生发出来的假问题。当我们问道"孙本文到底是一个心理学派的社会学家,还是一个文化学派的社会学家,拟或是一个综合学派的社会学家"时,我们实际上是预设了一个学术思想前后一贯、恒定不变的孙本文,或是预设了他有一个前后一贯、恒定不变的社会学理论。而事实上,正如大家都明白的那样,仔细浏览一下孙本文的著作,我们就会看到,他的思想前后是有变化的。孙本文最早的思想的确是属于心理社会学派,而 20 世纪 40 年代的思想也的确是属于综合论社会学派。因此,笼统地问孙本文是一个心理学派社会学家、文化学派社会学家,还是一个综合学派社会学家;或者笼统地回答孙本文是一个心理学派社会学家、文化学派社会学家,还是一个综合学派社会学家,应该都是不合适的。

   二、心理社会学派:孙本文社会学思想的起点

   陈定闳先生在提到孙本文的思想倾向时,有过这样一段评论:"尽管他在早期的《社会学 ABC》中即表明文化与态度并重,但孙师早期的论著实是以文化为主,他的社会学学说,应属于文化学派的理论。他在教学中所灌输给学生的,是以文化学派理论为主。当时他主持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所开设的课程侧重于文化学派,除他自己开设的社会学原理、社会变迁贯穿文化学派的理论外,又有黄文山的文化社会学、卫惠林的民族学、何联奎的中国民族文化研究。因之,孙师早期的社会学理论是文化学派的社会学。"[5]

   孙本文最早的社会学取向到底是不是可以称作文化社会学派呢? 为了说清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说清楚什么是"文化社会学派"?

   笔者认为,文化社会学派的基本特征是:以 "文化"而不是以文化以外的其他因素(地理环境、人的生物特性、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等)来作为解释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直接变量。如果这个说法可以接受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来看看,孙本文早期的社会学著述是否符合这一界定。

   阅读孙本文最早的一些社会学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社会学思想并不符合上述特征。在孙本文最早的社会学著述中呈现出来的基本特征并非是以"文化"因素来作为解释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直接变量,而是以"社会态度"这种心理因素来作为解释各种社会问题产生和变化的直接变量。

   什么是"社会态度"? 按照孙本文的解释, "态度"就是个人人格中对于某种行为的趋势。孙本文说:"行为的发动,在人格方面观察,有一种行为的趋势。此种行为的趋势,是人格特质可能性实现的动机,可以断定个人的行为。个人行为的性质、范围、迟速等等,都为行为的趋势所决定。行为的趋势,在社会学上称为态度。"孙本文认为:"一切社会行为,其始都发源于态度;态度的交互刺激与反应,产生社会上种种行为。故态度为社会行为的基础。"[6]

   在《何谓社会问题》一文中,孙本文主要以 "社会态度"来作为解释社会问题产生和变化的直接因素。孙本文说:"社会问题,就是社会制度或社会标准变迁时社会上发生之问题。因为社会制度或社会标准,不时变迁,故社会上不时发生问题。但其变迁之主要原因,则不在社会制度之本身,而在执行此社会制度之一群人对此制度之态度。""大概一种社会问题,必包含两种要素,即: 一、客观的社会状况---社会制度变迁前或变迁时社会上之状况。二、主观的社会态度--社会制度变迁时,社会上各个人对于社会状况之态度。而此二要素中尤以社会态度为社会问题发生之必要条件。① 故我人可说:凡社会上许多人认为必须调整之任何社会状况,皆成为社会问题。换言之,凡社会上许多人对于任何社会制度或标准,认为必须变革时,则该社会即发生社会问题。""如是,社会问题之产生,其关键全在社会态度。换言之,即使社会状况如何不良,社会制度如何不适用,如其社会上多人不注意,不领会,不承认,则社会上亦自无问题。所以可说:社会问题之有无,全视社会上多人态度为转移。"[7]

   孙本文举例说,"例如:旧式婚姻,在二三十年前,即使女子如何无智识、不识字、缠足、迷信、不开通等等,在为丈夫者并不认为不满意。换言之,为丈夫者之态度未变,故不成为问题。到如今,欧风传来,情形大变。为丈夫者对于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娶之妇,为不自由;故对于旧式女子为不满意。举凡从前不成问题之条件,到现在都成问题。换言之,为值得对于旧式婚姻之态度既变,故产生此类旧式婚姻问题。""又例如: 劳工问题,如工作时间之长,工资之低,待遇之苛等等,在二三十年前,我国各工厂、各作场、各大商店内之工人店夥,常常如此。大家视为固然,所以并无问题。到如今,情形不同。劳工方面及社会民众,渐渐注意劳动生活状况;觉得工作不应太长,工资不应太低,待遇不应太苛等等,于是就成为社会问题。换言之,从前社会态度未变,所以即使劳工生活如何贫苦,并不成为问题。现在社会态度既变,此种状况便成为问题。"[7]

   可见,"同是一事,在一时代不成为社会问题;在他时代便成为社会问题。以同理推之,同是一事,在一国或一地成为问题;在他国或他地,不成为问题。""例如:美国有两大社会问题,即禁酒与移民是也。而在中国则二者并不成为问题。" "所以单有不良之社会状况,不能产生社会问题。问题之有无,全视社会上多人对此状况之态度变迁与否。社会态度未变,则任何社会制度,全社会之人,奉之为行为标准而莫敢违背,故不发生问题;社会态度一经变迁,则任何社会制度,即虽保其固有之标准价值;而社会问题,因此发生。""要之,社会问题之成立与否,全视社会态度为转移。"[7]

   孙本文指出,社会问题之发生,完全由于社会态度之变迁。然而,社会态度的变迁又是由什么因素引起的呢? 孙本文认为,社会态度之变迁,或者起于与异种社会制度或文化之接触,或者起因于内部之新发明。新态度与旧制度交互作用,乃产出一种社会问题,并由此而产出一种新运动,因以造成一种新制度。

   但孙本文认为,归根结底,引发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社会态度的变化。孙本文明确地说: "就社会问题而言,其发生之枢纽,还在社会态度之变迁。我人固知社会态度之变迁,是由于与新制度之接触。但反言之,社会接触,不一定能改变社会态度。譬如中西文化之接触,为日已久。我国近年社会制度之变迁,固大率由于欧化输入之故。但何以欧美各国未尝因与我国文化接触而发生变迁。又如非洲黑人之在美国者几已无全为美国文化所同化;但在美国人民方面,则未尝因与黑人接触,而发生何种变迁。"[7]可以说,在这段话里,孙本文不仅再次强调了社会态度的变化对于社会问题发生的关键作用,而且还已经隐约意识到并表达了社会态度的变化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对独立性,并不必然随文化接触而转移这样一个道理。因此,很自然,孙本文明确提出:"社会制度之变迁,固由于与异种制度接触;但社会问题之成立与否,毕竟还视态度之变迁与否以为断。故欲解决社会问题,全在转移社会态度。社会态度若能转移,则社会标准即变迁;社会标准既变,则社会问题即已解决矣。"[7]

   孙本文举例说明道:"当胡适之辈提倡新文学时,不知有多少人出而反对;可见当时之社会态度,赞成旧文学反对新文学。但到如今,社会上对于文学之态度已转移,多数人赞助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到此,可谓社会标准已变迁,而此问题亦已解决矣。""又如女子缠足之风俗,在从前即智识阶级之人,多视缠足为女子美观要素之一。择娶者以此为选择标准;可见缠足为当时社会标准。而其时社会态度对于此缠足风俗极端赞成。但自与欧化接触后,知缠足之种种弊害;提倡放足,鼓励天足;到如今,社会态度已变,少年择配不但不以缠足为美观要素,而且视为唯一之反对条件。到此,社会态度已转移,社会标准亦变迁,可说此问题已解决矣。"由此可见,"社会制度之变迁,全视对此制度之社会态度为转移。所以欲解决社会问题即在转移社会态度。转移社会态度之途径有三:( 一)教育,(二)宣传,(三)立法。教育为人群根本之改革;宣传所以启牖民众;立法所以范围民行。而此三者尤赖有领袖人才与致密组织以执行而实现之也。"[7]

   总而言之,在《何谓社会问题》一文中,孙本文是一个地道的心理主义者,其主要表现是:( 1) 他完全是以"社会态度"这种心理因素为直接因素来解释各种社会问题的产生和变化;( 2)他明确指出社会态度的变化虽然是由与新制度或新文化的接触而引起,但这种接触只是引起社会态度变化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3)在提到可能导致社会态度变化的触媒时,他虽然提到了新文化,但只是把它作为与新制度并列的因素之一,而且,在更多的时候,他提到的是新制度,而非新文化。

   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得出结论说,至少在写作《何谓社会问题》这篇文章时,孙本文不是一个文化学派社会学家,而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心理学派社会学家,以至于孙本文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他在此文中是"全从心理的观点,解释社会问题。以'社会态度'一概念,说明社会问题的起因。"[3]

   不过,一年之后,在《文化失调与中国社会问题》一文中,孙本文的观点就有了重要的变化。

   三、走向文化社会学派:孙本文社会学取向的第一次演变

   在《文化失调与中国社会问题》一文中,孙本文开始尝试主要以"文化"因素来作为解释社会问题产生的直接因素。

孙本文说:"我国目前有许多社会问题,若从纯粹的文化观点去分析,便可发见,其根本症结,在文化失调。"[7]一个社会的文化可以划为物质文化(房屋、车辆、船舶、机器、衣服、食物等)和非物质文化(道德、政治、信仰、风俗、科学、哲学等) 这两大类。这两部分之间是互相依赖、互相适应的。尽管在许多情况下,物质文化变迁的时候,与之相关的非物质文化也会跟着变迁以适应之。但实际上,在物质文化变迁的时候,也有很多与之相关的非物质文化未必跟着变迁,那时,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之间,便发生一种失调的现象。这种文化失调的现象,就会引起一定的社会问题。孙本文认为,中国当时不少社会问题就是由当时中国文化变迁的失调造成的。例如,劳工问题。孙本文指出:"自从工业革命以后,机械愈加发展,资本愈加增多;社会上经济状况,大改旧观。而人类生活的物质需要,就大大变迁。但是社会上大部分风俗、制度,却不能和这种极重大极迅速的物质上的变迁相适应。于是物质状况大变,而处理物质状况的种种风俗制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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