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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立中:唯一“真实”的基尼系数是否可得?

更新时间:2016-02-05 16:24:39
作者: 谢立中 (进入专栏)  

  

   对我国收入分配研究方面的相关文献稍微熟悉的人大都知道,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基尼系数的状况,从来就没有一个能够为所有研究人员共同接受和认可的统一答案。迄今为止,一旦出现上述困境,多数公众的反应是对有关政府部门(如国家统计局)和学者进行批评和指责,学者们的反应则是采取各种措施来努力改进基尼系数的测算工作,试图尽可能地提高基尼系数测算的准确性、客观性,期待通过这种改进最终能够获得一个为所有人接受、客观准确地反映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唯一“真实”的基尼系数值。然而,笔者试图要讨论的问题是,这一最终目标到底是否能够实现?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以下两个子问题:第一,对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的研究而言,导致不同研究文献作者得出不同基尼系数计算结果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第二,这些原因是否有可能被消除?通过对这两个子问题的考察来回答上述问题,就是本研究的任务。

  

     一、导致不同研究人员得出不同基尼系数的主要原因

  

     对近年来有关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后发现,至少就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的研究而言,导致不同研究人员得出不同基尼系数计算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收入”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不同

  

     导致不同研究人员在对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进行计算时得出不同结果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在调查收集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状况时,采用了不太相同的“收入”概念。现有的当前中国收入分配研究文献所使用的收入定义至少有以下几种。

  

     一是国家统计局主持进行的住户调查中所使用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纯收入”定义,也可称为我国的官方收入定义。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CHIP)外,绝大部分现有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文献采用的都是这一收入定义,因为这些文献使用的收入分配数据都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住户调查数据。在这一定义下,我国居民收入主要包括以下收入项目:工薪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

  

     二是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卡恩(Khan)的收入定义。简单来说,该收入定义是在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收入定义基础上增加了三项收入:一是公有住房的实物性租金补贴,二是私有住房的折算租金(imputed rent),三是各种实物收入(如单位发放的食品、日用品等实物和有价证券)的市场价值(赵人伟、格里芬主编,1994: 21、43-4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对我国城乡居民进行的收入分配入户调查,都是按这一收入定义进行。该课题组成员所完成的大部分研究论文自然也都使用了这一收入定义。

  

     三是李实、罗楚亮等人在《中国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一文中所建议使用的收入定义。李实、罗楚亮称之为“福祉含义的收入定义”,它是在卡恩的收入定义基础上进一步做两方面的调整:一是增加了给城乡居民带来实际福祉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市场价值,二是将所有的名义收入折算成统一可比的实际收入(李实、罗楚亮,2011)。

  

     实际上,除上述三种收入定义外,在现有研究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文献中,还有其他一些收入定义。例如,古斯塔夫森、李实等人在《中国收入不平等及其地区差异》一文中就使用过一个不同于上述三个定义的收入定义,即在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收入定义的基础上加上住房补贴和自有住房折算租金(但没有包括实物收入,也没有将名义收入折算为实际购买力)(古斯塔夫森等,2008)。

  

     现有相关文献中所提供的基尼系数数值之间的差别,首先就是源于其所使用的收入定义不同而造成的收入数据方面的差别。

  

     (二)数据估算结果方面的差别

  

     迄今为止,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计算家庭人均收入基尼系数所需的收入信息都是通过入户调查直接向被调查对象询问获得。在入户调查过程中,调查者以问卷形式向被调查对象询问收入及收入结构。在中国,除国家统计局的住户调查采用了让调查对象进行日常记账的方式来获得问卷所需要的收支数据、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的住户调查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对象和记账数据外,在很多情况下,被调查对象都是凭自己的记忆和大致估计的收入数据加以应答。然而,由于数据回忆或估计结果的不一致性、问卷设计方面的差异以及被访者可能出于各种动机(高收入者出于财产安全或偷税漏税等方面的动机而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真实收入,某些享受着“最低生活保障金”或“失业救济金”等政府福利待遇的低收入者出于维持这些只有低收入者才能享有的特殊待遇而不想让他人知道自己的真实收入,被访者因担心泄露不法收入或灰色收入等)而刻意瞒报自己的收入等方面的原因,这种居民收入信息会有一定程度甚至相当程度的不一致性。

  

     (三)价格指标不同

  

     在价格指标上也至少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国家按合同价征收农产品时期,将农村居民自产自销的那部分农产品作为收入进行计算时,到底是以市场价格进行计算,还是以国家确定的合同收购价格进行计算?对于这一问题,人们的意见难以一致。这就势必使得持不同观点的人,在对同一户农民家庭的同一收入项目进行计算时,会得出不同的计算结果。

  

     第二个问题是:在计算居民(包括城乡居民在内)收入时,到底是应该按名义收入(即未以各地消费品价格指数调整过的收入数字),还是应该按实际收入(即以各地消费品价格指数调整过的收入数字)计算?如果说前一个问题更多只是涉及中国农村居民这一特定人群在特定时期内收入计算方面的问题,那么后面这个问题则是一个普遍性程度更高的问题。在对居民收入及其差距(如基尼系数)进行计算时,即使人们在所有收入项目的原始(既名义收入)数据方面都没有争议,但在各地价格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如果有人坚持按名义收入的数据信息来对收入差距基尼系数进行计算,而另一些人则坚持按实际收入信息来进行计算的话,那么,两类人最终计算出来的基尼系数自然也就不一样。

  

     (四)收入分布拟合函数选择及基尼系数计算方法选择的不同

  

     基尼系数的原理虽简单明了,但计算基尼系数的具体方法却多种多样(参见徐宽,2003;梁纪尧、宋青梅,2007;洪兴建,2008;周云波、覃晏,2008)。虽然对于离散数据或连续数据来说,各种计算公式本质上都是等价的(即在不考虑精确度的情况下,按这些公式计算出来的基尼系数值应该都是相同的),但由于在很多情况下,人们都只能通过一定的样本数据来推论总体收入分布及其基尼系数,而在这一过程中,假如人们是采用连续方法来计算基尼系数的话,需要选择特定形式的函数来对收入数据的总体分布情况进行拟合。由于不同研究人员在选择拟合函数时会有不同的主观偏好,这样,在研究人员所使用的收入分配原始数据和基尼系数计算方法完全相同的情况下,计算出来的基尼系数数据也可能会有所不同(洪兴建,2008)。

  

     具体到中国当前的情境,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是如何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乡收入分组数据来计算全国居民的总体性收入差距基尼系数?虽然对当前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进行入户调查的团队不只国家统计局一家,很多学者也都曾经组织过这方面的调查,但连续多年对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状况不间断地进行大规模年度入户调查,并对主要调查数据加以公布的机构,只有国家统计局。因此,第一,对于那些想对中国收入分配状况进行考察但又没有条件或能力自己去组织入户调查的研究者来说,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资料成为成本最低的一种选择;第二,对于许多想对中国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分配基尼系数进行时间序列上连续考察的人来说,也只能选择利用国家统计局所公开发布的数据。然而,正如李实、赵人伟等曾经描述的那样,问题是“由于国家统计局的城镇和农村的住户调查是分开进行的,分组的数据也是分开发表的。至今没有看到他们对全国基尼系数的估计数值。现今所看到的有关全国的基尼系数……大多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城镇和农村的收入分组数据,应用卡可瓦尼(Kakwani)的内推法进行估算的。然而,从1990年开始,国家统计局不再发表城镇住户的收入分组数据,只发表等分组数据。而农村住户调查数据仍是收入分组数据。这样就很难将两套数据合成为一套统一的全国收入分组或等分组数据。因而也就无从根据它们对全国的基尼系数进行估计”(赵人伟等主编,1999: 143)。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许多研究收入分配的学者不得不想方设法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乡居民收入两套数据进行整合,以计算出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而不同学者设计出来的不同数据整合方法,也有可能造成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计算结果上的差异。①

  

     (五)抽样结果不同

  

     从理论上说,在对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进行入户调查时,应该严格按照中国总人口在城乡、男女、地区、行业之间的分布比例进行抽样。但事实上,由于各种因素(成本费用方面的限制、调查主题方面的相互冲突等)的影响,不同的调查团队在实施调查时对这一原则的遵循也并不完全一致。其结果也有可能导致所得收入数据方面的差异。例如,2012年12月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公布的中国2010年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为0.61,不论是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当年同类基尼系数(0.481)相比,还是与李实等人2007年以自己的调查数据为基础计算得出的基尼系数(0.48)相比,都显得偏高。李实、岳希明等人在对这一基尼系数计算结果进行评论时,也都曾指出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该中心在抽样方面的误差(李实,2012;岳希明、李实,2013a,2013b;罗楚亮,2012;长溪岭,2012;李实、万海远,2013)。对于李实等人所提出的批评,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甘犁撰文进行了争辩,认为自己的抽样设计没有问题(甘犁,2013)。对于他们之间的这种争论,笔者在此暂不加讨论。这里只是要借助这个案例说明,抽样设计方面的差异也可以成为导致不同研究人员在收入分配数据及其基尼系数计算结果方面出现差异的重要原因。

  

     那么,上述五个方面的原因有没有被我们彻底加以消除的可能呢?如果有,那么对于上述问题,我们就可能得到一个肯定的回答;反之,我们就只能得到一个否定的回答。

  

  笔者认为,对于上述五个问题中的最后两个问题,通过对计算公式和抽样技术方面的改进,或许还是能够解决的。②但是,对于前面三个问题,解决起来恐怕就没有那么简单了。以下的分析试图表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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