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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炎:林中路——王炜先生琐忆

更新时间:2014-12-22 10:05:39
作者: 王炎  

  

   王炜先生过世已三年多了,每年四月先生的忌日,总会有北大学子到八达岭陵园扫墓。也常会听到出版界、学界的朋友提及王先生的只言片语。还不时看到博士论文、硕士论文或新出版专著的“后记”里,回忆王先生古道可风,感谢他的恩惠。然而,大家的记忆却不尽相同,出版界津津乐道的是“风入松”书店的创始人,“人,诗意的栖居”、一位儒雅、成功的书商。学界想到的是熊伟先生的门徒,一位坚定、又有些失意的“海德格尔主义者”。王先生的学生们又会回忆一位长者,宽容、睿智,对学生负责、慈爱。弟子们一心向学,但未及理解他的全部思想,他已英年早逝。嘉惠后学,循循善诱,他让学生终身受益。而经历八十年代的学人,提起王炜都说是位古道热肠的好友,重情义,厚道待人。一位不熟悉王先生的朋友曾问我,她听说的王炜那么不一样,是同一个人吗?也许,这些形象都是他的不同社会面孔,也许他的生活本来就丰富多彩,人们只能看到一个侧面。我所认识的王先生,又是一个很不同的侧面,生动、具体。一位师长,一个好友,像身边所有人那样复杂难测,又罕见地清澈、纯粹和率真。在记忆里,他似乎还洋溢着青春与激情。

   我与王炜先生的交往并不长,机缘是他大病多年后,重新在北大外哲所开课。那是我攻博期间,在哲学系的课表上随意翻到一门“德国哲学研究”课程,授课教师是副教授王炜。我不知道王炜是何许人,只因为这门课的时间与其他课不冲突,就选上了。上课地点在北大“四教”一个极小的教室,难以置信的是,里面竟还摆着一排排的长条凳。坐在细细的木条上,前后没着没落,上这门三小时的课,也不知能撑多久。终于熬到上课了,一位五十多岁的高个子进到讲台,一身西服套装,打着颜色鲜艳的领带。虽然气色很不好,略显老态龙钟,但还能看出年轻时曾是位“帅哥”。记得他开场时语速很慢,还透出些紧张来,后来才知道他已近十年没有开课了。大概是先介绍了一下这门课的内容,记得好像说很多人认为海德格尔与现象学无关,他的著作是存在主义的,而他认为海氏与导师胡塞尔确有传承关系,应该归入现象学。又说他并不是什么现象学专家,只不过比在座诸位早读了几本书而已。特别强调无意传授什么哲学知识,知识都写在书本上了,他只想指点一下做学问的路径。虽然这路径很迂回、漫长,像林中的小路,但有心人会循着它找到自己的方向。海德格尔正是借鉴了老师的现象学方法,开拓出一片全新的天地,或用他挂在嘴边的海德格尔翻译体:“一片澄明之地。”“林中路”在他含蓄内敛的语调里,似乎是个玩味无穷的意境。

   王先生环顾一下教室,觉得实在憋屈,坦言自己站在这儿很不自在,学生也受累不浅,不如换到自己的办公室上课。那里有开水,环境也舒适。于是整个班的十几个学生循着他“指点的路径”,凌乱地向外哲所走去。九月北京的秋老虎很厉害,不远的几步路,在烈日炎炎下也嫌漫长。前面王老师与熟悉的学生谈兴正浓,后面却早有人掉队了。到办公室时,数数不过七八个人了。大家围着一张长方桌子坐下。王先生一杯清茗,促狭全无,显得怡然自得。学生们也纷纷倒水沏茶,俨然一个圆桌聚会。这时先生打开手提电脑,我侧目看去屏幕上满满的讲义。后来知道,他上课前总要花大力气准备要讲的东西,但实际用上的却很少。他讲孙周兴编译的《海德格尔选集》,常常一篇文章刚开个头,大家热烈地讨论下去,结果不长的文章,要很久也讲不完。本来一次课三个小时,却经常拖到四个半小时才下课。一次课下来,王先生精疲力竭,气色更加难看。学生们也昏头晕脑地离开了,他却瘫坐在椅子上,吸烟解乏个把小时,才骑车回蓝旗营的家。

   开始一段时间,我们几个学生总摸不到门,一讨论就跑题,不着边际。王老师一次次把大家拉回到文本上来,却从不用学术权威的口吻评价对错。即使某位问出极不上道的问题,在座诸君早露出一脸不屑,而先生沉思片刻,把问题分解展开,分门别类归入哲学研究的问题框架,再细致梳理概念源流,抽离剥去种种因袭、偏见,反问回问题的真实本意。这时,冒失鬼发现自己还没有弄清楚问题是什么,我们在座的其他人也深感惭愧,意识到挥舞专业术语或大概念夸夸其谈,不过是掩饰自己的无知而已。一个最“不专业”的问题,却往往掀开知识的遮羞布,让人看到与自己最切身而又堂而皇之、草率敷衍的难题。在王先生这里,哲学不只是一套系统知识,更关乎生存的困境。虽然海德格尔研究是他学术生涯的核心部分,但是海德格尔哲学从来不是一套专业知识系统,更不是真理话语。触动他的是海氏思想中的批判性和否定性,王炜喜欢用“打开”、“去蔽”等陌生化的中文,来描述这种批判性和否定性。因为语言常被教条和流行话语所征用,赋予了过多的歧义。他希望借助一种“非肯定性”思维,颠覆哲学话语中系统化的偏执和真理意志。

   渐渐的,这门课成了我的课表中最重要的。每周我都会拿出大量时间准备下次课的内容,整天扎在图书馆里查阅资料。王炜先生强调文本细读,逐字逐句对照德文原本与中文译本,每个概念斤斤考究。有时在一个词或一个句子上会讨论个把小时,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他心目中有个读书的境界,就像伽达默尔当年那样,带几个学生精读巨典,十年不辍,但今天生活的节奏怎能容人如此的奢侈。人常为王先生惋惜,他著作不多,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王炜先生常提起老师熊伟当年从师海德格尔,回国后专注于编译海氏著作,一生很少著书立说,并引为佳话。他也步导师后尘,呕心沥血研究海德格尔,苦心孤考究语言,以期能言人所难言。但文字一落纸面,意思总出意表之外。语言乖性无常,所谓一说就错,一说就俗。他追求语言的澄明境界,也就常觉得下笔艰难。记得有一次准备到香港参加一个哲学研讨会,一篇短短的发言稿,他足足写了四个月,反复修改,仍不满意。如果没有开会的期限,估计永远也不会拿出来发表。这就是为什么他虽曾校对几百万字的书稿,翻译、重译若干西学经典,却发表文章不多,只因太看重铅字的信誉。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中,这种学风当然很不合时宜,所以大家觉得他不得志,而他却处之淡然。

   王先生的课一学期接一学期地开下去,我也一次不落地跟着上。从一般性的师生关系,慢慢就有了私交。在课上讨论还不够,我还常在私下请教。天气好时一起出外散步,天气差时随便找个地方坐下,海阔天空,常聊到深夜还不尽兴。这个时候,我对王炜先生有了不同的认识。他很怀旧,一回忆起往事,就神气活现起来。他不到二十岁就当了兵,在北海舰队某基地服役。因为是机要通信兵,所以有特权随身带枪出入兵营。他高高的个子,一身戎装,骑在挎斗摩托上(用他的京片子说法就是“挎子”),腰里别着五四手枪,疾驰在蓬莱的湖光山色之间,好个风流美少年。恢复高考后,他第一批考进北大,就赶上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之后,又经历几次风风雨雨,交到了不少“过心的朋友”。看着他那么虚弱的体态,我怎么也想象不出这位曾是“什刹海体校”的体育健将,总觉得有自吹自擂的成分。但一次去清华大学新建的游泳馆游泳,让我领教了他的身手不凡。我开始还觉得自己是行家,要与他一试高低。哪曾想,我前面一路拼命紧游,他却不紧不慢,如鱼儿戏水,身轻似箭,划几下水,就超到前面去了。虽因心脏不好,他不敢长游,但就这几下子,已让人侧目。

   他的课也越来越带有“cult”的色彩,课上的学生个个成了“死党”,年复一年地跟着先生上课。虽然每学期都是海德格尔,但是读本各不相同,从《形而上学导论》到海德格尔著的《尼采》,却单不讲那本最重要的《存在与时间》。我私下问缘故,他只说后半部是关于时间的,不好把握,虽然一直在思考时间问题,可到现在也没有理清楚。这时,他把话题转向了自己不寻常的经历。按王炜先生的话说,他已经死过一回了。当年心梗和脑梗同时爆发,医院两次下了病危通知,能活过来真算个奇迹。在大病中他体验了时间和人存在的意义。身强力壮时,死亡只是他人的死亡,一个事件而已,没有关己切身的体验。当死亡突然不期而至,生死一线的时候,死才成为生命中最极端又最切肤的经验,对生命与时间也才有真正不同的领悟。从这一刻起,死亡就在日常生活中挥之不去,但并不是恐惧,而是清醒、本真地面对生命。死亡是理解时间的基本前提,只有先行到死这一极端的生存可能性之中,才有可能真正自由地面对一个脱俗、独立的自我,也才能整体地领悟时间与生命意义。当你追问时间问题时,并不是“时间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而是我们存在的“如何”的问题。所以,企图用“知”的方式去分析、认识时间概念时,却总发现不得要领。生命中有那么多东西无法从书本里学习,而“做”也许才是理解我们时间性存在的一条通途。“知”与“行”和“信”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一直困扰着王炜的思考。他还有个八十年代的一直未圆的梦:走出书斋,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影响更多的人。他要筹建一个学人俱乐部,取名“林中路”。人们可以在里面舒适地读书、饮茶、讨论、交流。这样,知识分子有了一个自己的去处,在一个有归属感的空间相会。

   但是此时王先生的身体每况愈下,出现腹泻,气色也越来越差。校医院开始诊断为痢疾,打一周的点滴消炎。我几次陪先生去校医,一边打点滴,他一边谈“林中路”的种种设想,眼中闪着憧憬,也透出一丝困惑。突然间,病情急转直下,送到北医三院才查出是种不寻常的梗塞,于二○○五年四月十一日骤然病逝,还不满五十七岁。在铺天盖地的悼念文章中,让我最有感触的是说先生有“性情”,那种学院体制里久违的文人气质。哲学是先生的治学方向,但似乎从来都不是职业特长。学术专业也不是他的社会身份,更不是生计、饭碗。他不愿在“技”的层面为学,总爱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为人处世性情与学问互为表里。在体制内授课不能满足他的意趣,于是又搞了个读书会。组织起哲学、文学、艺术、社会学、国际关系、公共关系等专业不同却兴趣相投学人一起读书。先从汉娜·阿伦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读起,然后再根据大家愿望选择新文本。记得当时读书会的条件比较差,外面是风雪交加的寒夜,王炜小办公室里面挤得满满当当,一人手里捧着个热水杯取暖,杯里的水很快就凉了,可争论却越发热烈了。在这间小屋里,没有老师,没有学生,没有长辈和晚辈,大家完全平等,都是来读书的人。来去自由,没有学分更没有课时费,大家凭兴趣聚到一起。朴素清淡,坐而论道,这方净土让人暂时逃离了现实的营营扰扰。以心传心,大家彼此间的疏离感没有了,日后结下深厚的友谊。王炜先生常坐在一边微笑不语,也许正在此时,他“林中路”的设想慢慢成形了。

   王先生去世后,读书会面临一个抉择,是解散还是继续。经过再三商量,大家决定继续读下去,于是从康德、尼采到福柯,然后又读回到奥古斯丁。在读书过程中,不断有人退出,出国了,有新工作了,去其他城市了,兴趣转移了。又不断有人加入进来,地点也不断变换。但有某种氛围似乎没有变,它一直伴随着读书活动。

   一叶落知天下秋,新学期开始了,读书会又开张了。像往常一样,开场时我介绍王炜的读书理念,但在座的已没有多少人听说过这个名字。这时回味当年跟先生读书时的陶然之境,仍让人心向往之。

  

   原载于《读书》200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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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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