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浩劫》:口述建构的历史

更新时间:2004-10-31 19:13:12
作者: 王炎  

  

  一、

  

  2004年9月的初秋,北京大学百年大讲堂放映了一部长达9小时的记录片《浩劫》,这是一部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影片,全片由采访口述构成,没有任何视觉史料或档案材料。从下午1点放映到夜里10:45分,仍有一两百名观众坚持到底把电影看完,随后在第二天导演与观众进行了3小时的对谈。原片名是Shoah,一个《旧约》里多次出现的希伯来词,意思为灾难(包括自然灾害)、灭绝和混乱等意,被犹太人普遍用来指称二战中的屠犹。根据该片的法国导演克罗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的介绍,《浩劫》是从三百多个小时的原始素材中,剪出的一部9个多小时的记录片,该片完成于1985年。从有关这部电影的资料中查出,在1977年朗兹曼得到以色列政府和一些非政府组织,以及法国政府的资助,开始了历时六年的艰苦拍摄工作。

  

  有趣是,这部影片不采用任何历史资料片、照片或历史档案,而只是对许多奥斯维辛的当事人、旁观者和附近居民进行采访,从不同的叙述和回忆中重构、或者说“复原”那段惨痛的历史。令观众震撼的恰恰不是看到了什么,而是听到了对恐怖屠杀场面难以置信的细节的讲述。影片一上映,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大多数人认为,这部影片的欣赏性极差,如果不是对那段历史有特殊的兴趣或受过历史学方面的训练,没有人会坐在影院看这部非常枯燥的影片。另外,也有批评家对口述的可信性提出质疑,并且认为该片缺少严谨的历史逻辑,在许多非理性的记忆中纠缠。

  

  朗兹曼在拍摄这部影片之前,曾表露出对学院知识的不屑,他认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不可能用学术研究的方式来呈现(1974年)。他在拍摄的过程中,尽量避免使用正统的档案材料,他甚至说:“如果我发现真的毒气室屠犹的照片,我也会立刻把它毁掉。”当被问及原由时,他回答自己也不知道。整个九小时的影片完全由一个“询问者”(interrogator)和不同的被采访者之间的对话构成。对话过程是完整的,没有做过任何修剪,甚至不同语言之间困难的转译过程(许多语言专家认为翻译的水平实难恭维,错误百出),也原封不动地呈现给观众。导演力图把捉那些原生态的、粗糙却生机勃勃的材料,给人以极强烈的心理震撼。在没有任何视觉形象的情况下,影片却有非常强烈的现场感,屠杀的血腥和残酷,在受访者的语言中、在他们生动的表情中展开来,观众被带入到那个遥远的年代,和那个“不可能的”场所,被那些另人发指的场面所窒息。

  

  影片用长达数小时的镜头,详细叙述那些曾亲历过运载犹太受害者的火车,到达奥斯维辛的小站特里布林克那一刻的见证人。他们包括奥斯维辛附近的波兰居民、犹太幸存者,以及当时在集中营服役的德国军官等。被采访者背景和职业有很大的差异:有波兰农民、商贩、家庭主妇、退休铁路职工,有犹太商人、企业家、不明职业者、历史学家、退休官员,还有德国退休军官、酒吧老板、政府官员等。他们操着完全不同的语言:波兰语、德语、法语、英语、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等,同时夹杂着“询问者”对翻译的质疑和翻译不断的重译。另外,不同采访现场的氛围也有相当大的差异:一个当地波兰农民指手画脚、颇为兴奋地讲述他如何看到犹太人到达车站时,还温温而雅、依然自得,又如何听到当他们进入毒气室时惊恐的惨叫。他讲得津津有味,意犹未尽,使采访者颇为不快。而犹太幸存者的回忆是痛苦的,当一位60岁开外的幸存者讲到受害者们在毒气室门口突然意识到,自己不是来劳役的而是被屠杀时,他语塞了,脸被痛苦扭曲了,他不能继续讲述当时受害者是如何反应的,就好像他自己不得不再一次经历那一过程似的。一位德国退休军官的回忆是严谨的和“科学的”,他以一个中立的、“客观的”观察者的角度,准确地、细致地描述屠杀的程序和技术。当他回忆到受害者在毒气室门前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时,他们往往会不能自控地“排空”身体,这时他居然会用生理学的原理来解释这个现象,灭绝种族的屠杀,在他的记忆中仍然像一个“工作程序”。

  

  虽然影片没有采用任何资料片,但镜头却把观众带入到屠杀的现场,对集中营、毒气室、“万人坑”和毁尸的地点进行反复拍摄。并且,对同一现场会在不同的季节和气候下拍摄,给观众带来些许的时间感和空间感。但是,现场是空无的,赋予现场的时间和空间以内容和意义的,是背景或前景中的访谈对话。对话在不同的语言或转译中缓慢和困难地进行着,观众大多是通过字幕(原片是英文字幕,在北大放映时,加上了中文字幕)来理解影片的进程。语言在缺乏生动视觉和感官效果的画面中,显得十分有力,甚至突兀。用一种技术先进的、可以制造各种特技效果的视觉媒介——电影,来呈现语言张力和内涵,是如何可能的呢?这在电影创作中,恐怕是一大禁忌,这也是为什么批评界抱怨电影枯燥的主要原因。但是,细心的观众却会发现,这部影片所带来的内感官效果,可能远远超过了直接影象的外感官冲击。也就是说,如果该片采用电影资料片与特级、动画等手段的结合所“复原”的屠犹视觉场景,其效果可能还不如采访对话,这是为什么呢?

  

  二、

  

  首先,一种已经成为老套、但不无道理的理论解释为,直接的视觉影象可能不如语言所打开的想象、解释和理解的场域广阔;视觉的效果虽然是直接和强烈的,但也往往局限了电影叙事与观众之间的互动,观众的想象力和创造性会被明确无误的画面所限制。但另一方面,《浩劫》完全依赖口述,可能还有深意。在导演朗兹曼与北大的观众座谈中,我们可能捕捉到导演的创作无意识的蛛丝马迹。在没有被问及的情况下,朗兹曼主动提出用南京大屠杀和奥斯维辛做个比照,结论是南京大屠杀与屠犹有本质的不同。在朗兹曼看来,南京大屠杀只不过是在战争过程中,为了震慑中国人,大量屠杀平民以使中国人屈服,而放弃抵抗;而奥斯维辛是一个有计划地、系统地灭绝一个种族的步骤的一部分,这个种族灭绝的庞大计划,有源远流长的历史背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自耶稣受难以来,整个西方的历史,就是一部反犹史。灭绝种族的屠杀还每时每刻在世界各地发生着,而且还会继续延续下去”。5如果我们进一步解读他的看法,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南京大屠杀是历史的、事件性的,它是一个特殊的空间和时间中,特殊的因果关系下,产生的特殊历史事件;而屠犹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它自耶稣受难起,就已经开始酝酿着,它对所有地方和所有民族的人来说,都是“现时在场”的,它是普遍的和超历史的“原罪”。

  

  以口语访谈作为整个影片的素材,显然加强了导演朗兹曼对犹太人大屠杀的这种理解。因为视觉材料,如胶片的历史感、画面的背景、服装、人物外型等都会明显地指涉一个具体的时间和空间,特殊的人群、种族和文化特征等。这种时间和空间感可能反而会使对大屠杀的回忆,显得更像在挖掘遥远历史尘埃下的旧事,观众只会感受到“回顾”历史的意味,而这显然不是朗兹曼所希望看到的,他更希望通过语言穿透一切距离感和生疏感。事实上,语言的抽象性和开放性,确实给奥斯维辛那段惨痛的历史带来了极强烈的“在场”感;历史的距离、事件的特定环境,以及人物的种族和文化背景所带来的陌生感,被最常见的对话形式、和透明的语言给抽掉了,观众直接进入到语言所“澄明”的场域中,与那段遥远的历史融为一体,一个历史事件却转化为一个现时在场的普遍信念。

  

  其实,朗兹曼所认为的犹太人灾难的起源处——耶稣受难,在好莱坞影片的叙事中,也同样带有这种“普遍化”的倾向。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执导的影片《耶稣受难记》(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影片一开始就直接进入到耶稣被出卖之地客西马尼(Gethsemane),在此之前的故事和历史背景都被排除了。整个2小时的影片只叙述耶稣受难的最后12个小时,尽量避免纠缠于历史的因果关系和人物各自的社会关系,而只集中详尽地描述耶稣受难的所有痛苦细节。但与影片《浩劫》相反的是,整个《耶稣受难记》采用了大量的视觉感官镜头,其残酷和血腥的画面对视觉产生强烈的冲击,而对话则被置于次要的地位。影片以强烈视觉效果,来凸显耶稣所遭受的肉体痛苦。视觉素材之充分和对感官冲击之强大,相对于故事情节之贫乏,以及语言诠释之不足,而形成了该片明显的不对称结构。这种结构是将苦难抽象出来了,使这种苦难不再是具体某个人的或特殊情景下的苦难,它已经被转化为一种抽象的体认——即上帝通过让自己的儿子遭受前所未有的痛苦,来拯救整个有罪的人类。

  

  这两部影片分别把苦难置于背景和前景中来讲述,在《浩劫》中,大规模地屠杀是在影片的背景之中,而前景中只有对话者和声道中语言。如果我们套用德国犹太裔文学理论家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对圣经《旧约》的分析,可以发现这种背景中故事,需要观众深入地冥思苦想和阐释,它强烈地作用于我们的心理,给我们带来现实感,使我们相信它无可辩驳的真实性。而《耶稣受难记》相反,把耶稣最后12小时受难的细节详尽地呈现在前景,视觉感官的震撼所实现的,不是历史的真实感,而是将苦难抽象成一种道德体认;影片告诉观众苦难意味着什么,耶稣对苦难的承受又意味着什么,还同时教化基督教义对人们的道德要求是什么。

  

  在《浩劫》的导演朗兹曼与北大的观众座谈时,他强调影片通过采访不同人物,构成一种“众生喧哗”的多角度历史。如果我们仔细观影就会发现,有关当地波兰人对犹太人的印象,或犹太人对波兰人的看法的部分,影片确实展现给我们一个说法各异、莫衷一是的原生态情境。但是,涉及到屠杀和毁尸过程的所有叙述都是彼此契合,完全相互映证的。当笔者问及导演有关对素材的编辑和剪接过程,是否带有倾向性时,朗兹曼直言他的犹太身份对300小时的素材的处理,不可能没有倾向。显然,真实性正是这部记录巨片所要企及的目标。如果说《耶稣受难记》是通过强烈的视觉效果,来扩大基督教道德在今天的消费社会中的影响,为现代人树立道德的楷模的话;那么《浩劫》就不仅仅满足于历史的真实,即让人们相信屠杀犹太人的事件确确实实地发生在1943到1944年间的奥斯维辛。它要打通历史与当下的隔绝,通过反复地播放,以及对屠犹问题的不间断地讨论,使这段历史“当前化”。再引用奥尔巴赫对《旧约》的分析,它不满足于讲述的真实,而是“要把一切,甚至所有人的历史,都统统纳入自己的范围,受自己的管辖。”6朗兹曼提出的南京大屠杀与屠杀犹太人之间所谓“本质的不同”,恰恰不在于历史因果关系或屠杀规模的不同,而在于南京大屠杀在他看来已经进入了历史档案,而屠犹历史在60年后的今天,仍然保持着话语的活力,并影响和塑造着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另人担忧的是,如果人们仍然对南京大屠杀保持沉默,这段历史会渐渐地变得晦暗不清,甚至连中国人自己都有可能遗忘。

  

  三、

  

  《浩劫》的采访过程是十分困难的,影片对几个当时的纳粹军官的采访,采取了非常的手段,用隐蔽的摄像机偷拍了对话过程,并且暗中派伪装的通讯车接收偷拍的信号。在与北大观众的对话中,当导演朗兹曼被问及这段拍摄的过程时,他显得很激动,反问观众如何看待这种拍摄,并表示在纳粹犯下如此罪行的情况下,任何采访手段都是正当的。当被问到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纳粹公务员,和在庞大的权力机器链条中工作的纳粹军官,他们对屠杀有的知情、或不知情,应该负多大责任时,朗兹曼毫不犹豫地说:应该负全责!他们是办公室杀手。这使人想到片中的一段并“不成功”的采访,一个前纳粹军官在德国经营着一个酒吧,“询问者”一开始问这个酒吧老板一天可以卖多少啤酒,然后很快切入正题,言辞凌厉地质问这位前纳粹是否记得奥斯维辛的死者,是否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悔恨。酒吧老板面对摄象机狼狈不堪,东躲西闪,既恼怒又羞愧,但是自始至终没有开口悔罪,这个前纳粹拒绝请求宽恕。当然,朗兹曼也会不同意宽恕,他在座谈中表示,无论是那些办公室杀手还是直接参与屠杀的纳粹,他们的罪恶超过了人类的极限,惨绝人寰,因此不再谈得上宽恕!

  

  在2001年的9月,另一位法国犹太人也曾来到北大,做了一场有关宽恕的演讲,他就是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在他的演讲中,曾反复提到一个与朗兹曼的观点颇为相近的人——扬凯列维奇,原因是扬凯列维奇在自己的著作中(《不受时效约束》)也反复提到一个相同的问题:德国人从来没有请求过宽恕,我们如何能宽恕不要求宽恕的人呢?7在观看影片《浩劫》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4478.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