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意味深远的孤独长旅。
1934年初，新婚不久的沈从文乘一艘小船，沿沅水上行，回乡探望病中的母亲。此次旅行不仅催生出了《湘行书简》和《湘行散记》，还改变了沈从文这个人和他的创作世界，甚至完全颠覆了现代作家与乡土的关系。我感兴趣的是，在这一旅程中，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旅人与一个什么样的湘西宛如初识般地重逢，重逢如何重构了旅人和湘西，令他们在一种崭新的共生关系中相互打开、生长，最终又会有什么样的神奇的东西结晶、永存？
一、“一个从城市中因事挤出的人”
沈从文是湘西的熟悉的陌生人。对此“古怪”关系，他早有自觉：“我爱这种地方、这些人物。他们生活的单纯，使我永远有点忧郁。我同他们那么‘熟’——一个中国人对他们发生特别兴味，我以为我可以算第一位！但同时我又与他们那么‘陌生’，永远无法同他们过日子，真古怪！我多爱他们，五四以来用他们作对象我还是唯一的一人！”因为“熟”，沈从文才能信手写下一个乐园一样的湘西，湘西在他的文字中永远地活色生香，因为“陌生”，沈从文才会如此迷恋湘西，湘西就在一段由“陌生”抻开的神秘距离之外对他发出一种致命的蛊惑。正是这种既“熟”又“陌生”、既“在”又“不在”的“古怪”关系，使沈从文与湘西成为一对天成的佳偶——他为它倾心，反反复复地书写它、塑造它、称颂它，它为他打开，为他输送不竭的生命原力，并在输送的过程中水滴石穿地重塑了他。既是一对佳偶，就需要不断地在想象中和现实里邂逅、交融，交融增进了理解，也加添了爱意。1934年的湘行，就是这对佳偶之间最销魂的一次交融，销魂到让他们恍如重生。
顺理成章的追问就是：这一对佳偶中，谁是男的谁是女的？要想辨明雌雄，还得从这位旅人说起。母亲垂危，沈从文这才买舟湘行，奇怪的是，湘行中的他的自我定位并不是儿子、游子，而是“一个从城市中因事挤出的人”。因事“挤”出，说明他是城市的零余者，零余者的地位使他不信任城市、厌倦城市，急于从湘西找到新的确认和均衡。不过，不管怎样被“挤”出，他都是一个“从城市”来的人，他的根在城市，不在湘西，湘行只是他和它的一次交融，他却不会真的成为它、就是它，交融甚至就是异己的明证——不是异体，谈何交融？回到湘西，沈从文当然会有别来无恙的欣喜，就像《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中他与辰州的相遇：“我来了，是的，我仍然同从前一样的来了。我们全是原来的样子，真令人高兴。你，充满了牛粪桐油气味的小小河街，虽稍稍不同了一点，我这张脸，大约也不同了一点。可是，很可喜的是我们还互相认识，只因为我们过去实在太熟习了！”但是，毕竟有十年的时间流过了呀，时时处处，沈从文都会“被‘时间’意识猛烈的掴了一巴掌”。时间意识一定属于城里人沈从文，他的心灵在“十四年以前”、“十七年前”之类的过去与溯流而上的现在之间摇摆、撕扯。湘西人则在这一份时间中安详地顺流而下，却丝毫不曾领悟到时间的流转，他们生活在时间之外。体会到时间，也就拥有了意义，时间和意义原本就是双生子，就像沈从文所说：“我不大在生活上的得失关心，却了然时间对这个世界同我个人的严重意义。”湘西人没有时间，他们就算发生过再雄奇、再美妙的故事，比如虎雏，也只有听故事的城里人才会明白“那些故事对于他本人的‘意义’”。拥有了意义，沈从文也就在环环相扣的历史锁链中寻到了自己的那一环，并洞达这一环之于过去的责任以及之于未来的担当。所以，沈从文一定是一位历史的人，为历史忧心，也向历史倾心，他甚至就是历史本身，带着一种了然意义的骄傲，居高临下地融入置身于意义之外的湘西。既是历史的，沈从文就是这场交融的男性的一方，罗兰·巴特笔下的米什莱早就认定，历史的流动性是直线性的，所以是男性之物，男人“只有通过历史，通过心甘情愿地投入正义和仁慈之间的世俗的战斗，他才能在天地之间找到一个角色”1。高呼“女人陛下”的米什莱，当然会宣判历史／男性的脆弱性，不过，历史／男性就算再不完美，也是主动的、进取的、虎虎有生气的。湘行中的旅人对于历史所生发出来的“一点幻想，一点感慨”，一定既是伤怀，亦是自得——谁让他是历史中人、意义中人？
旅人在历史的光晕中走向湘西，不免会有“担心”：“地方一切虽没有什么变动，我或者变得太多了一点。”如此“担心”，正是对于湘西的非历史性的坐实，难怪旅人会一再强调，“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这些人根本上又似乎与历史毫无关系”。非历史也就是自然，湘西人还没有能力更没有愿望挣脱出自然的囚笼，他们就是自然本身。所以，湘行所依赖的固然是船夫，“船夫的一切，可真靠天了”——以船夫为代表的湘西人一切受制于天，受制于自然，自然的规律和威严也以他们的猝然而来的生死得以彰显。既是自然的，他们就只是一些生物而已，就像《一个多情水手和一个多情妇人》中的夭夭，只是一个“美丽得很的动物”。这样说来，《鸭窠围的夜》中那匹咩咩叫的小羊，就成了所有湘西人的隐喻：“‘小畜生明不明白只能在这个世界上活过十天八天？’明白也罢，不明白也罢，这小畜生是为了过年而赶来应在这个地方死去的。”在别一处，沈从文以相似的语式向湘西人发问：“这人为什么而活下去？他想不想过为什么活下去这件事？”湘西人怎么可能想到这件事？他们终究是一些不辜负自然的人，“与自然妥协，对历史毫无担负，活在这无人知道的地方”。他们甚至是一些非生物，与生命没有任何干系，就像《箱子岩》所说：“这些人生活却仿佛同‘自然’已相融合，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与其他无生命物质一样，惟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自然中的万事万物就在一种成规中“照例”地进行下去，没有逾矩，没有开创，更没有飞跃，代代相续原来只是丝毫不爽的复制而已，所以，自然即循环，循环才是自然的题中应有之义。循环的湘西一定会让沈从文产生今夕何夕的恍惚感，他就在十多年前甚至是亘古之前的过去与现在的惊人的相似性中失去了方向，就像《老伴》中他看到十七年前的那个女孩仍站在铺柜里的一堵棉纱边，双手反复交换挽棉线时的惊悚：“难道我如浮士德一样，当真回到了那个‘过去’了吗？”也像《箱子岩》里他由赛龙舟生发开来的感喟：“从他们应付生存的方法与排泄感情的娱乐上看来，竟好像古今相同，不分彼此。这时节我所眼见的光景，或许就与两千年前屈原所见的完全一样。”湘西既是自然之物、循环之物，就一定是女性之物，因为“月经来潮使女人与同样处于调节作用下的大自然融为一体”2。自然与女性皆循环往复到凝然不动，迥异于直线的、咄咄逼人的历史与男性，那么，湘行就成了历史入侵自然、直线“切”向循环之圆、男性不由分说地占有女性的过程。
入侵、“切”和占有，这样的动词本身就已暗含着尊与卑、高与下、主与次、动与静之间毫不苟且的差异，所以，旅人会如此的“忧郁”和“哀戚”：“我认识他们的哀乐，看他们也依然在那里把每个日子打发下去，我不知道怎么样总有点忧郁。正同读一篇描写西伯利亚方面农人的作品一样，看到那些文章，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而“忧郁”和“哀戚”，反过来又会拉大尊卑、高下、主次、动静之间的差异，巨大的、根本不可能弭平的差异让旅人再也无法平静，湘行注定成为一次五味杂陈的旅行。
二、真实与想象的旅行
不过，湘行不是旅人与湘西的交融吗，怎么成了单方面的占有？哪怕是占有，被占有者不会在被占有的过程中占有占有者，从而瞬间倒换从属关系？其实，湘行既是真实的旅行，也是想象的旅行，真实与想象的交错、龃龉，粉碎了历史对于自然的单向度的入侵，湘行原来无比的丰饶和暧昧。
沈从文如此描述湘行：“我如今只用想象去领味这些人生活的表面姿态，却用过去一分经验，接触了这种人的灵魂。”想象势必凭借过去的经验，过去的经验又累积成了今日的想象，经验原本就是想象的同义反复，湘行不得不是一次想象的旅行。既是想象的旅行，沈从文就不是用眼睛而是用“过去一分经验”去揣测和推定湘西的现在，现在不是作为现在自己呈现，而是作为过去的事实和逻辑的必然结果被建构出来的。于是，“书简”和“散记”中处处可见“于是仿佛看到了……”、“我还估计得出……”、“我心中以为……”、“最后一句话，不过是我所想象的”、“一定”、“必”之类字眼，这些字眼正是湘行的想象性的明证。现在只是过去的逻辑之必然，只不过为了印证旅人的“过去一分经验”，湘西便注定是循环之物，因为循环之物，所以又是自然之物、女性之物。自然的、女性的湘西既是想象的旅行的产物，对于这样的湘西的“忧郁”和“哀戚”便与真实的湘西无关，而是为了完满一颗自以为了然意义的想象者的心。比如，《鸭窠围的夜》中，旅人蜷缩在小船里，“估计”一些水手来到一家临街店铺，三堵木板壁上“必”有一个神龛，还“必”贴有连副、上士、主事、团总、催租吏、船主等人物的红白名片，成为近十年来经过此地若干人中一小部分的“题目录”，这些人或已淹死、被枪打死、被外妻用砒霜毒死，或已成为富人名人，名片却仍写着旧有的头衔，“依然将”好好地保留下去。无意义地生，莫名其妙地死，湘西人的生命图景就像一堆过了时的名片，一种空无一物却自以为充盈因而越发地显得板滞、愚蠢的符号，这样的自然状态当然让旅人“心中很激动”。让旅人“激动”的一切竟然是由“估计”得来的，想象的旅行竟然也能如此激动人心，世事的奇异，莫过于此吧。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了：湘西怎会甘于被想象、被“哀戚”的位置？
罗兰·巴特分析神话时说，神话是一种特殊的符号学系统，此一系统根据先于它存在的符号系统而建立，前一个系统的“意思”到了后一个系统中成了“形式”，“形式并不取消意思，形式只是使意思变得贫乏，使意思移离，使意思听从自己的安排。”具体到湘行这一原乡神话，它的第一个符号系统是湘西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第二个符号系统是湘行本身，湘西人的生存状态之于第一个系统是“含有整个价值系统：一种历史，一种地质学，一种道德观，一种动物学，一种文学”的“意思”，到了第二个系统就“远离了所有这些财富”，成为“形式”。也就是说，湘西人的生存状态自有它的丰富处和动人处，甚至就是一个完整的价值系统，旅人的眼睛却毫不留情地忽略了它，掏空了它，使它贫乏化为一个服从于旅人的想象模式的“形式”。不过，“形式”榨取“意思”，不也就依赖于“意思”了？于是，“形式”对于“意思”就不是单向度的取消，而是一种“有趣的捉迷藏游戏”：“形式必须不停地在意思中重新扎根，不停地在意思中提取实际营养；它尤其要能在意思中潜藏。”3如此一来，作为“意思”的湘西人的生存状态就决不会被删除，而是潜藏在“形式”之中，并在遇到某种契机时骤然绽出。
湘行真是神奇，越往上行，越往深处走，就越多“意思”涨破甚至淹没、俘获“形式”的契机。藉着这些契机，湘西作为“意思”而不是“形式”，作为自身而不是风景打开，并最终占有了看风景的旅人，旅人也就随之从想象的旅行进入了真实的旅行。旅人占有湘西，又在占有的过程中被湘西占有，我想，这才是最为郎情妾意的交融吧。诸多契机中最美妙的一个出现在 一月十八日的下午。湘行之初，沈从文有点倨傲，有点不耐烦，他会抱怨自己不幸得很，“遇到几个懒人”，会说风景真美，自己却无做诗人的雅兴，“只想着早到早离开”，更会由一位长得像托尔斯泰的老纤手大发感慨：“多数人爱点钱，爱吃点好东西，皆可以从从容容活下去的。这种多数人真是为生而生的。”但是，就在那个天气太好了些的下午，山头夕阳极感动他，水底各色圆石极感动他，他的心中透明烛照，无渣滓，“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爱，一种抛出自身、融化自身，看似主动实则被支配、被占有的动势。因为爱了世界，爱了人类，他就一定会“惆怅得很”，“软弱得很”，眼睛湿润成了什么模样。正是因爱而生的“惆怅”和“软弱”，软化了历史的刚度，旅人也由自信满满而自我怀疑、自我否定，以至于大声说出：“不，三三，我错了。”“我错了”的领悟，正是从想象的旅行穿越到真实的旅行的关节点。想象的旅行中，旅人由上而下地“哀戚”于湘西人的“可怜的生，无所为的生”，真实的旅行中，湘西人的生命图景徐徐开启，竟会如此的庄严和忠实，吸引着他由下而上地“来尊敬来爱”，他更会油然而生出一种使命感：“我会用我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就这样，历史谦卑，自然便恣肆绽放了，男性低首，女性才格外地千娇百媚起来，湘西甚至正因为它的循环不已——“对于寒暑的来临，更感觉到这四时交递的严重”——而拥有了无上荣光，就像“女性特征只有逢月经期间才是圆满的”4。从洞达历史的倨傲转而对自然低首，从男性中心转向女性崇拜，湘行原来是沈从文的自反、蜕变之旅。下面的问题是，如此情投意合的旅人与湘西交融到一处，会孕育出什么样的珍奇？自反之后的沈从文，又会走向何方？
三、声音与“抽象的抒情”
作为男性之物的直线的历史与作为女性之物的循环的自然交融起来，交融的每一个瞬间都有生意盎然的、带来无尽恩惠的东西在生成，这个东西不是男性的，也不是女性的，而是从男性和女性的交融、互渗的关系中“抽象”出来的，反过来又让男性与女性赢获了自身的完满。那么，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
让我们回到交融的一个个瞬间。在这样的瞬间，一定会有一种声音在反复回旋。早在一月十三日沈从文为张兆和画的一幅吊脚楼的草图上，他就题上了这样的文字：“好听的声音！这时有摇橹唱歌声音，有水声，有吊脚楼人语声……还有我喊你的声音，你听不到，你听不到，我的人！”此时的声音掺杂着旅人的呼喊，又拉进了“你”，“我”与“你”的关系压倒了旅人和湘西的关系。慢慢地，声音沉淀了，净化了，只剩下满河的号音、鼓点、滩声，特别是摇船人的促橹长歌：“在充满了薄雾的河面，浮荡的催橹歌声，又正是一种如何壮丽稀有的歌声！”声音真美，揉合了庄严与瑰丽，“在当前景象中，真是一曲不可形容的音乐”。甚至不是音乐，沈从文说：“这种声音说起来真是又美又凄凉，我还不曾觉得有何种音乐能够与这个相提并论。”如此美妙的声音让听声音的旅人感到无力，觉得羞惭，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把它移到纸上，所以，他一再地说：“我这时真有点难过，因为我已弄明白了在自然安排下我的蠢处。人类的语言太贫乏了”，“我明白我们的能力，比自然如何渺小，我低首了”，“想用一组文字去捕捉那点声音，以及捕捉在那长潭深夜一个人为那声音所迷惑时节的心情，实近于一种徒劳无功的努力”。乡土之于现代作家要么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对象，要么是失去了的“父亲的花园”，这样的乡土形象的建构，是要突显出批判者、伤悼者自身，现代作家的“我”就在批判和伤悼的过程中得以确认。只有到了1934年的湘行，无力感刺痛旅人，旅人不得不中止自身携带的意义系统对于乡土的不由自主的编码时，乡土才化作一股“壮丽稀有”的声音，在无声的、无力的旅人耳边持续飘荡。需要强调的是，无力感不是古典文论津津乐道的言不及义、得意忘言，也不是对于旅人身位的取消和剔除，而是旅人被不由分说地解除掉了自身的意义系统，去倾听、去汇入那一股声音。就在这样的倾听中，声音因为倾听而愈益壮丽，倾听者因为无力捕捉声音而自觉渺小，并在这种刻骨的无力感中被声音真正地充盈。旅人与湘西的相互对待、相互拥有，正是超越，也可以说是沉潜：“摆脱事实的现实区分，从整体性中再来获得对于个体的把握。”5这样的可以准确把握每个个体的整体性，正是一幕幕“圣境”。就在“圣境”中，旅人若有所悟：“我感到生存或生命了。”我想，生命就是历史与自然交融的瞬间诞生出来的东西吧。生命不是活着，而是活着的人对于活着的领悟，并在此一领悟中分有了神性的辉耀：“生命之最高意义，即此种‘神在生命中’的认识。”6感到生命，浴于神性光辉，历史与自然的现实区分就被打破了，它们也在被打破的过程中融入了对方，完满了自己。
声音不可捕捉，沈从文还是要强不可而为之地描述它：“单纯到不可比方，也便是那种固执的单调，以及单调的延长……”单纯、单调，也就是超越了现象界的缭乱和杂沓的抽象。对于声音的抽象性，沈从文其后还有更明晰的表述：“表现一抽象美丽印象，文字不如绘画，绘画不如数学，数学似乎又不如音乐。”7张爱玲亦有类似的体认：“音乐永远是离开了它自己到别处去的……”8“别处”就是具体之外的抽象，肉身之外的精神，现象之外的观念。所以，把交融的“圣境”抽象化为一组声音，并让这组声音一再地涤荡自己和湘西，凸显出来的是沈从文愈益浓烈起来的观念崇拜：“美丽的笑容和动人的歌声，反不如星光虹影持久，这两者又不如某种观念信仰持久。”9生命甚至就是抽象的、观念的：“生命与抽象固不可分，真欲逃避，惟有死亡。”10于是，他作“抽象的抒情”，为抽象发疯，纵身潜入观念的深渊。从现象界挣入观念界，把现象的鲜活、缭乱提纯为“固执的单调，以及单调的延长”，需要决断，需要“狠心”，他甚至发了狠话：“要狠心到不怕中风不怕疯狂程度……”11为抽象中风、疯狂时，唯有音乐能够成为他的救助，所以，他时时乞灵于音乐：“给我一点点好的音乐，巴哈或莫扎克，只要给我一点点，就已够了。”12从这样的执着到偏执程度的声音中心主义和观念崇拜中，可以看到沈从文的神性企图——世界就是被上帝的“说”开启的，而苏格拉底也一直听到神的声音在“说”。不过，“圣境”哪里只是一组声音？真实的旅行可能还是另一种想象的旅行，想象才是唯一可能的真实。
更大的问题在于，湘行使沈从文向声音低首，为声音所攫的沈从文也就渐渐远离了小说，沈从文最终消失于文坛，既是时代的劫持，也是个人的抉择。个中原因有二：
一、“圣境”如果只是一组声音在轰响的话，文学、绘画、雕塑等音乐之外的艺术门类就彻底失去了合法性——几行文字、一把线条、一片铜，如何表现声音？在“书简”和“散记”中，沈从文试图把声音转化成图像和情感，并用文字来凝定和塑形。比如，《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说到村中人家接媳妇的炮仗声、唢呐声、锣声，声音无法捕捉，他就摹写声音起时众人的反应：“锣声一起，修船的，放木筏的，划船的，无不停止了工作，向锣声起处望去。——多美丽的一幅画图，一首诗！”声音在众人的反应中，此种反应又被文字凝定为画图和诗，沈从文就此完成了声音的转换。不过，转换成画图和诗的声音还是声音吗？画图和诗是现象界的，它们的多元和灵动不会毁掉声音的单调？所以，在声音面前，文学注定是无能为力的。
二、1932年写作《从文自传》时，沈从文强调自己是一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为现象倾心，他与世界相遇的方式就是“看”，就在他的永不厌倦的“看”中，宇宙万汇最美丽、最调和的风度慢慢舒展，这些风度被他编织成那么多的动人故事。到了湘行，沈从文被声音俘获，他与世界相遇的方式就转换成了“听”，“听”那些“壮丽稀有”的歌声，并在“听”的过程中窥见了神，倾听者也就如登“圣境”了。不过，“听”压倒了“看”，观念压倒了现象，抽象压倒了具体，神压倒了人，沈从文也就失去了编织故事的冲动，朝晦涩、艰深处一路走去——“抽象的抒情”能够为文，却不能为小说。
湘行之于沈从文的意义，如何估量都是不过分的。
注释：
1【法】罗兰·巴尔特：《米什莱》，张祖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7页。
2【法】罗兰·巴尔特：《米什莱》，张祖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7页。
3【法】罗兰·巴特：《今日神话》，见《罗兰·巴特随笔选》，怀宇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
4【法】罗兰·巴尔特：《米什莱》，张祖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9页。
5赵顺宏：《〈湘行散记〉的审美意蕴》，《求索》2003年第4期。
6沈从文：《美与爱》，《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60页。
7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8张爱玲：《谈音乐》，见《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页。
9沈从文：《青色魇》，《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页。
10沈从文：《潜渊》，《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11沈从文：《一个边疆故事的讨论》，《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66页。
12沈从文：《绿魇》，《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