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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业军: 翟业军答“支点文学网”

更新时间:2014-11-07 14:51:42
作者: 翟业军  

   1、长篇小说的问题              

   刘卫东:业军,谢谢你支持“支点文学网”,接受我的访谈。现在你的工作重心是什么?我记得你的博士论文做的是有关俄苏文学与新文学方面的,为什么有这样的学术转型?

   翟业军:最近我在做“‘新时期’初期作家创作心态研究”,不过我是没有工作重心的。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五四”文学与俄罗斯文学比较的,当时做这个题目是因为对这方面莫名地感兴趣。俄罗斯文学与“五四”文学有很多表面上的共性,而且人们也认定俄罗斯文学对“五四”文学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所以当时《小说月报》会有一个专门的“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号”。二者表面上确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如说“五四”的问题文学和俄罗斯的问题文学,“五四”的“零余者”和俄罗斯的“多余人”,不过我一个本能的感觉就是,它们会有非常大的差异。

   我非常着迷这样的表面上类似,其实内里完全不一样的差异,所以当时做了那个题目。但这并不代表我对“五四”文学有什么特定的喜欢,其实整个“五四”文学是非常无聊的。翻开当时的《小说月报》等文学期刊,就有一股浓郁的“五四”味扑面而来,这种“五四”味甚至会使我产生一种生理上作呕的感觉,根本不愿再看下去。但是那个时代还是会饱含一种那么多有趣的东西啊,所以当时就选择了这个题目。后来其实也没有完全地将研究重心放在“五四”,我博士论文到现在没有出版,我也没有兴趣再去出版它,博士论文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学术训练,使我能够相对来说比较扎实地去进入“五四”和俄罗斯文学这两个比较重大的领域,能够比较多地得到一种精神资源,而题目本身对我来说是不重要的。

   后来几乎是有兴趣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所以我甚至研究过很多外国文学的东西,我论过库切的《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论过《牛虻》,等等。只要是我觉得有兴趣的东西,都会兴致盎然地去关注。比如说,我对鲁迅很感兴趣,所以曾经写过论《药》,论《阿Q正传》,论《祝福》之类的文章。对几乎所有经典的现代作家,我都会比较感兴趣,比如我专门去论《边城》,去论《湘行散记》。更加有兴趣的是当下的一些作品,特别是对90年代以后的长篇小说,基本上都在追踪。我更青睐对作品的精读,我曾经有一个梦想,希望能够挑出一系列重要的作家,每个作家挑10部作品,一部作品用一万字左右的篇幅去做一个精读,然后出一个作家精读系列丛书,比如说《关于汪曾祺的十堂课》。我想只有做了这样的系列性的东西,我才能对新文学以来的文学有属于我自己的理解。

   所以不存在所谓的卫东你说的学术转型。拿沈从文的话来说,我是一个“为现象倾心的人”,只要是让我着迷的、有趣的现象,我都希望能够去研究一下,而且在谈的时候尽量不说大话、空话。我现在相信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答案、所有的结论、所有动人的启示,都会在最细小的矛盾处、细小的罅隙处,流泻出来、绽放出来。所以我从来不会从一个大的社会思潮的角度去谈任何东西,因为我相信,所有社会思潮的大的隐秘、启示,都隐含在小的节点上、小的矛盾和扭结处,而大的社会文化思潮的梳理,往往是极其空洞的。

   刘卫东:你一直在追踪长篇小说的发展,发表了不少关于当代长篇小说的分析文章,你觉得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的优点、缺失是什么?

   翟业军:这个问题有点无厘头。

   其实整个三十年以来的文学的发展是非常动人的,非常有趣的,三十年来的文学取得的成就其实是很高的,而这样一个很高的成就却不为我们读者、批评家所理解、所懂得。

   长篇小说是所有文学样类里面最重要的一种,因为它能够体现出当下的作家在思考世界的时候所能达到的宽度、广度和限度。我和毕飞宇聊天的时候曾经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短篇小说就像手上抓一把泥巴朝墙上一砸,砸出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是灵光乍现式的,而长篇小说真的是对一个人的写作能力、写作耐性,对整个生命的韧度的考量。想吧,写一部长篇小说要写上一年甚至几年,对一个人的耐性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考验,读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我最起码一两天时间什么事不能干,我必须要沉浸在你的世界里面,你凭什么让我沉浸在你的世界里面,对不对?你一定要用某种东西来诱惑着我、驱使着我去进行这样一种长旅。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的创作应该是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它从各种可能性的层面考量出了作家面对这个世界的反应、态度,以及所能够得出的结论。

   新世纪以来,我们随口就能报出一长串非常优秀的长篇小说,比如说余华的《兄弟》。《兄弟》出来以后虽然说骂的人更多,但其实这是一部非常棒的作品,那几乎是对文革以来的所谓的“中国经验”的非常天才的、具有概括性的提炼和洞观。它所呈现出来的那样一种让很多读者、批评家所不能忍受的粗鄙,其实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本身所特有的。我们的时代本身就是如此粗鄙,只不过我们的文学教育教导着我们用那种所谓的诗意化的东西,来回避这样的粗鄙。余华就是要用一种无比粗鄙的方式来表达出一种粗鄙的经验。我想说的是《兄弟》的下部要远远超过上部的功绩,有很多人对上部可能还能够容忍,对下部就觉得基本是胡扯。但在我看来,下部是非常棒的,因为上部描写文革,我们既有的经验和模式已经很多了,余华除了狠一点以外并没有太多的突破。而对于我们当下经验,对于三十年来经验的描述,我们中国文学可以说几乎是付之阙如的,因为越近我们越不知道怎样去描述它,而余华这样天才式的、非常具有概括力的、有非常大的胃口去消化、容纳那样一个对象的能力,使得他相对比较能够用中国的方式和特点去提炼出中国式的经验,这是一种余华式的粗鄙。

   其他一些作品,比如王安忆,她的《启蒙时代》、《天香》我都是比较喜欢的。比如贾平凹式《秦腔》,那样一种琐碎,那样一种对于原乡生活经验的逼近,其实我本人是不太能够接受那种方式的,但是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我非常清晰地判断那是一部很好的作品。

   《一句顶一万句》牛就牛在他是用一种典型的中国世情小说的方法去表述出一种属于中国人的说与听的困境,刘震云的小说无比浅白却又极其传统,他的句式是“不是……也不是……更不是……而是……”,他就用这样一种缠绕、纠结的话语方式,去表现出中国人的生命困境,这种生命困境是任何人都无法纾解的,也是任何外来的文明无法解决的。在80年代的时候,像刘晓波、刘小枫他们试图去输入一些外国的血液,特别是刘小枫那样的基督的拯救情怀,但是在《一句顶一万句》里面,刘小枫的那种东西就被解构掉了,他的路径明显被刘震云宣判是行不通的。小说里面的牧师最后自己都渎神了,他在建造教堂的草稿上写了几个字“恶魔的私语”。面对中国独特的困境,也许只有中国式的解决方法,而这种中国式解决方法究竟是什么,刘震云还提供不出来,这不是任何单个的人能够提供出来的,但是刘震云最起码告诉我们此路不通。这篇小说可以说是中国式文体与中国式困境达到了完满的交融的典范。

   也就是说,中国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它可以是《天香》式的去为当下上海繁华梦去追根溯源,绵绵密密地为整个上海去梳理出它的前世,也可以是贾平凹《秦腔》式的,也可以是余华《兄弟》式的,也可以是刘震云式的直抵人存在的困境。

   说到缺点,当然很多,缺点是每一部作品本身所存在的,然而我们无法整体地说整个新世纪长篇小说的缺点在哪。

   刘卫东:汪曾祺不写长篇小说,有人还因此批评汪曾祺。你对作家与长篇小说间的关系怎样看?

   翟业军:“汪曾祺不写长篇小说”,这话是韩石山说的,我对韩石山本人比较尊敬,这话本身没有错,但因此批评汪曾祺我就不同意了。汪曾祺不能写长篇小说,汪曾祺的心性和长篇小说是完全不搭边的,不能因为不写长篇小说就得出他不是一位好作家的结论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心性,我们难以拿一个标准去要求每个人,我经常说不要说一只猴子怎么长得不像一头猪,这样一种要求是很荒唐的。汪曾祺是只能写短篇小说,而且他从80年代开始发表《受戒》、《大淖记事》,呈现出一种趋向,就是小说越写越短,到了90年代汪曾祺的晚期以后他的很多小说都是千把字。有些人是朝长处写,有一次我请毕飞宇到南大来讲课,他讲了一个趣事,说他和莫言在一起聊天,莫言说如果他写完了二十万字的书稿,要再修改的话,他可能会修改成二十五万字、三十万字,而毕飞宇说二十万字他最后一定会修改成十五万字,他会越改越少,而莫言会越改越多。莫言式的小说很难用一种短篇小说的方式去要求,他有如此大的胃口,语言自顾自地在膨胀、在增生。而汪曾祺不是这样,汪曾祺也很少有长篇小说式的野心去描述出一个时代、一个全景。

   2、思想资源与方法问题

   刘卫东:你的思想资源来自哪里?我归纳为“建立在人道主义上的怀疑意识”,你认为呢?

   翟业军:我要能够说清楚自己的思想资源就好了。你说的“建立在人道主义上的怀疑意识”我也不太清楚。知道自己的思想资源其实是坏的,那可能就画地为牢了。关于思想资源我只能大致地说几点。比如俄罗斯文学,托尔斯泰晚年一系列作品,特别是散文让我非常震撼,一个老人对于自己生命的拷问,用布宁的话说,托尔斯泰几乎就是一个“无辜的约伯”,他身上根本没有什么脓疮和罪孽,他还去刮自己身上的脓疮,去拷问自己身上的罪孽,托尔斯泰其实是患有“圣人之罪”的。更加不用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东西,让我非常的着迷。俄罗斯很多宗教思想家,比如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等人,对我都是有影响的。昆德拉对我影响也很大,很多年前看《小说的艺术》的时候其实并不太懂,但后来随着生命体验的增加,对于很多他所说的对象也了解以后,我慢慢开始懂得他,懂得了一个从集权的魔爪之中挣脱出去的人对整个世界的怀疑,以及对整个世界的宽容。怀疑和宽容很多时候是一体两面的。所有神圣之物在他那里都是一点正经没有,而这种仿佛有点虚无的东西,其实包含着太多沉痛的因素。中国的语境其实和昆德拉所遇到的状况有类似的地方,这也是我和他比较契合,以及能够从他身上体会到感动之处的原因。巴赫金对我影响也比较大,再比如德里达,就不多说了。

      说自己不是“人道主义”好像有点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意味。“人道主义”肯定是有的,那是每一个人最根本的情怀,用爱因斯坦的话说,人道主义就是对所有认识的、不认识的,以同情为纽带连结在一起的人们的关心和爱意,那种爱意我想是有的,但是如果把它提升到“人道主义”的话,我想有点过了,因为人道不止我一种,我也没有那样大的野心,只有那么一点同情、理解、爱与感动,但是很难上纲上线成“人道主义”。

而“怀疑意识”一直以来是有的,我是从来不相信任何大话空话的,谁在我面前说一两句大话空话我立马会觉得这个人很可疑,面目很可憎。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小写的人,都不是神,都是不彻底、不完全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喜欢钱钟书、张爱玲这样的一些作家,因为他们写出了人的不彻底性,他们对于这种不彻底性是有懂得、所以有慈悲的。而对于那种站在某种立场去说任何东西的人,我都会觉得这是假的、是不对的。我对任何看似不证自明、高高在上、义正词严的立场都表示怀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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