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翟业军:从“藏地三部曲”看西藏故事的西藏化趋向

更新时间:2014-11-07 14:15:46
作者: 翟业军  

   二十一世纪伊始,范稳用十年的时间写就“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和《大地雅歌》。走进“藏地三部曲”,我们会看到溜索、玛尼堆、煨桑的青烟、耸入云天的卡瓦格博雪山、咆哮的澜沧江、磕长头的喇嘛、骑鼓飞行的苯教法师等“奇观”,会遇上土司与雪山巨人族之间世代相续的血仇、喇嘛与教会的相互吸引与残杀、流浪歌手或杀人如麻的土匪对于一个女子无需理由更拒绝任何理由却耗尽了一生去痴恋之类的传奇。这些“奇观”和传奇是如此的陌生、新奇,因为它们离我们那么遥远,遥远得像是神话,它们又是如此的熟悉,熟悉得像是从来如此、只能如此、怎么可能不如此——我们心中不都深藏着一片神奇的西藏?本文无意于复述并赞叹这样一些一定会让猎奇者觉得兴味盎然的“奇观”,而是想去探究这一系列既陌生又熟悉的“奇观”背后的生产机制,并追问批量生产如此“奇观”的心理和社会动因及其不可避免的后果——“奇观”之于制造和消费“奇观”的人们意味着什么?之于现实中的藏人和藏地又意味着什么?

一、释、耶、爱熔铸成的“人间净土”

   在《大地雅歌》题为《从慢开始,越来越慢》的“后记”中,范稳总结了“藏地三部曲”各部的主旨:

   写《水乳大地》时我看到的是多元文化的灿烂与丰厚,我写了文化、民族、信仰的砥砺与碰撞,坚守与交融;在《悲悯大地》中我描述了一个藏人的成佛史,以诠释藏民族宗教文化的底蕴;而在最后一部《大地雅歌》中,我想写信仰对一场凄美爱情的拯救,以及信仰对人生命运的改变,还想讴歌爱情的守望与坚韧。

   让我们循着作者手绘的草图,逐一检视“藏地三部曲”。

   《水乳大地》以沙利士神父在弥留之际又一次神回二十世纪之初他与卡瓦格博雪山相遇的那一幕起,以神父升天终,中间的长长篇幅交织着土司、喇嘛、纳西人、传教士、红汉人等多重势力在逼仄峡谷中长达百年的缠斗。基督教只在西藏零星流传,它与藏传佛教的冲突在西藏诸多问题中从来没有显眼过,可是,范稳偏偏要用一个神父的生与死来绾结峡谷乃至西藏的百年史,如此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处理方式暗藏如下用心:首先,只有在神父外来者眼光的映现中,西藏才不再是那个藏人眼中司空见惯到平常甚至平庸的西藏,而有可能被陌生化为“纯净如天国”的圣域——圣域从来在别处。其次,神父的视角不仅是外来者的,更与信仰、皈依、拯救等“向内”的精神性质素和趋向相关联,于是,由神父的视角折射出来的西藏哪怕有过再多的仇恨和杀戮,仇恨和杀戮也会被宁息、过滤,从而沉淀下一个绝对静穆的西藏,一片精神化了的净土,就像那座秀美、纯洁的雪山,宛如“一个冰清玉洁的无言美人”。再次,传教士涉足佛土,难免震动藏传佛教原本铁板一块的统治,从而导致宗教冲突,宗教冲突既指械斗,乃至战争,也指各宗教派别之间无望的沟通和无休止的诘难,就像杜朗迪神父与让迥活佛那一场自说自话的“大辩论”。于是,以传教士为总绳带起西藏故事,势必会把西藏的现代史写成基督教与佛教,乃至于纳西人的东巴教、红汉人的主义之间的冲撞、消长史,用范稳自己的话说,即是多元文化相互“砥砺与碰撞,坚守与交融”的历史。不过,西藏全民皆佛,文化素来单一,何曾有过这样的大冲撞、大交融?滇、藏交界处的不典型个案又怎能成为整个藏地的一张切片?更关键的是,从文化冲突的角度切入西藏的书写方式本身,潜藏着一个根深蒂固的逻辑,也可以说是偏见:西藏是一个精神性的西藏,只在文化和宗教的意义上被我们瞩目和憧憬,它的世俗性、肉身性的一面从来都是不必要的冗余。

   精神性的西藏生来一派乐园景象:“那是一个没有族别、猜疑、仇恨以及战争的年代,家家的土地都一样大小,羊皮袋里的青稞面也一样多,没有人饿死,也没有人是奴隶。”从乐园坠落下来的西藏虽然历经无数的劫难,却仍旧不改它的与生俱来的精神性,它的精神性表现在如下方面:1.灵异。灵异的世界里,咒语是有肉身的,天空和山梁上遍布着被枪弹打得支离破碎的咒语的尸体;落败的神巫翻身入水,就能变成一条黑色的鱼,转瞬间消失了踪影;苯教法师播散的黑烟迷失了清兵的心窍,直至多年以后,他们才醒来,发现自己回到了汉地老家,抑或是去了一个做梦都没有见到过的地方。需要说明的是,灵异既是藏人眼中的现实,也是他们天才的再创造,在一种创造性的沉酣中,“人人都是神灵世界的作家和诗人,这份才能与生俱来,与秘境一般的大地有关”。2.不发展的时间。“秘境”的时间从来是不发展的,就像伊甸园里何曾会有逝者如斯的感叹。不过,时间的根本特性就是线性发展性,时间不发展,也就是要让万物在空间中延展开去,获取各自生动的具体性,却又取消了时间,从而使生动的万物不会被时间风蚀,而是永恒地驻留着。这样的时间感,把洪荒和当下折叠起来,唯余一曲雄浑的歌谣在传唱:“流传在峡谷里的创世歌谣和英雄传奇被人们唱了一代又一代,但是每一代的吟唱者给人们叙说的并不是洪荒年代的历史,而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所以,不发展的时间,说到底还是一种把西藏神秘化的施魅术。3.净土。现实与艺术、洪荒与当下之类不可能突破的时空桎梏被突破、被搅乱,生与灭、苦与乐、爱与恨这些两极性的经验和情绪也就泯然相契了,甚至不单是相契,更可以由此推演出感激苦难的逻辑,因为极乐正是从苦难中孕生的。此种古怪逻辑,劫后的让迥活佛一语道破:“生生灭灭,灭灭生生,我们还要感谢这场苦难哩。”苦难只是极乐的养料,苦难的地基上一定能绽出极乐的花朵,这样的西藏当然是没有阴翳的净土,藏人则是净土上无忧的子民,沙利士神父说,这些子民把人生简化为干活、信教和娱乐三件事,他们永远不会出现精神障碍。4.特例化。作为净土的西藏更是一个特例,一个与我们处于同一个物理时空却又遥远得仿佛栖居于异星之上,无法用普世价值去教化,反而会用它的怪异的价值来滋润被普世价值禁锢得口燥唇干的我们的特例。特例化的世界与我们的世界毫不通约,比如,藏人的病只有藏人的“门巴”才能治得了,也如,我们的世界要求快,越快越好,西藏却是慢的,“越来越慢”,就像让迥活佛说:“洋人的想法让神灵也感到不可思议,既然每个人的终点都是死亡,我不明白他们跑那么快干什么。”特例化的西藏,就像是纳西人的“养毒鬼”,“养毒鬼”照应着人类生活离不开的魔鬼世界,西藏则珍藏着种种我们心向往之却又不想真正拥有的神奇,“养毒鬼”因为与鬼怪打交道而被人们敬而远之,西藏则因其一定会惊扰到世俗生活的稳定性的神奇,而成为一座我们都想涉足从而分有它的荣光却不会真的居留以免被特例化的“异托邦”。

   《悲悯大地》中的西藏也有过人、神“一同交流与舞蹈的美好岁月”。美好岁月一去不复返的世界里,万物依旧有灵,你看,雌雄宝刀在空中飞舞、嬉戏,羊对活佛说出一段亦释亦耶的箴言:“伤害越深,人们的罪孽越重,开悟也才来得更快”,红狐能变成女人,这女人还能堂而皇之地成为朗萨家族的儿媳妇——“既然藏族人的灵魂寄存在大自然中的某个动物或植物身上,既然在生死轮回中生命忽而为人忽而为动物,人和它们中的一员成为一家,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不仅人与物的藩篱被拆除,梦境还闯进了现实,现实不过是另一场梦境,就像一支从梦的深处射来的毒箭击穿了白马坚赞头人的喉咙。如此一来,藏地的幻化本性也就水落石出了:“神圣雪域,无一物不庄严,幻化国土,无一事是事实。”“幻化国土”是一片讲究因缘果报的佛土,不过,藏地的因缘果报不是理性化的因果锁链,而是一种开启灵异之境的契机,一种万事万物之间断续的、跳跃性的此呼彼应,被因缘果报的网络缠绕着的世界,理直气壮地“是”其所“是”,却无须问更不该问为何“是”、怎么可能“是”。于是,范稳不必顾及事理的可能,甚至懒得做出必要的情绪上的铺垫,径自让骁勇、气盛的阿拉西一夜之间变成虔信的洛桑丹增喇嘛,喇嘛放下刀枪,朝圣城拉萨磕起了长头,去寻找他的佛、法、僧三宝。就这样,“一个藏人的成佛史”以乖谬的方式揭开了序幕,走向一个又一个越发不可理喻的乖谬。比如,洛桑丹增还要丧失所有护佑着他的亲人,甚至要丧失布施给他的渡船人才桑一家,才能接近他的三宝,因为执着,哪怕是对于亲人的眷恋,都是成佛的禁忌,佛性本无他,只是“……舍弃了人间的一切执着,让人的本性像河流里顺水而漂走的木棍那样,自然而轻盈地飘向大海”。由此可见,范稳所理解的藏地之佛就是对于日常生活的倒错,就是要把世界转换为世界的影子,让“在”不在从而长长久久地“在”——“把心训练得跟空气一般轻灵透明,甚至连轻灵和透明都不存在。”佛,原来是一种精神化到空无一物的至高境界。绝对精神化的佛因为一无所有,所以无所不能,于是,一个喇嘛的悲心可以阻止峡谷里的一场屠杀,有了供奉喇嘛骸骨的白塔的庇护,“峡谷里再没有发生过战争,人们再没有动过刀枪”,那里还成了一个宗教圣地,五彩的经幡挂满塔的周遭。有趣的是,范稳还让达波多杰走遍雪域高原,去寻找一个康巴好男儿的三宝——宝刀、快枪、良马。可是,当达波多杰终于囊括三样宝物的时候,他却发现自己已是一无所有,因为最完满的有一定是无,是烦恼,而无才是真正的有,是菩提。佛、法、僧三宝之于刀、枪、马三宝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标明范稳已经把西藏更深一步地精神化,精神化到了蔑视乃至滗除一切现实之物的程度,他的西藏原来是有厌物症的,它的真理只在死亡的时刻到来。至于范稳在“藏三宝”价值序列的顶端,又添上红汉人带来的翻身、自由和土地“新藏三宝”,则纯属与小说主旨无关的错乱,他还无法用他的精神化逻辑消化和编码他从教科书上得来的“常识”。

到了《大地雅歌》,范稳重拾宗教旧题,写信仰对于爱情的拯救,对于命运的改变。不过,峡谷里一百年来未曾停歇过的宗教对峙和仇杀,非但没有加深神父与喇嘛之间的隔阂,反而在他们的心里各自鼓荡起一种理解对方、尊重对方,甚至与对方交融在一起的神圣愿望。这样的愿望,用杜伯尔神父的话说,就是在被驱逐、被诛杀的死路之外,“去开辟一条发现佛教中的基督这条新路”,而屡遭劫毁的顿珠活佛亦有类似参悟:“实际上佛性和基督性,都是有信仰的人心中的一汪幽泉,只是我们更多地去论辩它们的相异,而没有去发现其本质的相同之处。”这个“本质的相同之处”,被顿珠活佛凝练成了一本书——《慈悲与宽恕》。接下来的问题是,慈悲与宽恕这两种全然不同的宗教情怀怎么就在本质上相同了?这一相同处又怎么会拥有让活佛与神父跨过十余位传教士的尸体,达成谅解和包容的伟力?范稳的答案是爱。在范稳那里,爱是佛家与一切众生哪怕是仇敌苦并乐的无上慈悲,也是传教士前往最危险的地方,哪怕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也要拯救世人灵魂的大愿心。这些宗教之爱的出发点都是对于世间苦的体认,旨归则是对于世间苦的拔除,其中全然是交出了自己乃至抛弃了自己的无怨无悔。爱到无我,怨怼如何发生?不过,无我之爱看似透亮得没有一丁点杂质,实则暗含着无法调和的悖论:没有了我,如何涌向世界?涌向世界不是从来都是我之于世界的动势?所以,无我之爱根本没有现实的驱动力,只是一种让世故的人们可以心安理得地世故下去的口号而已。不过,宗教之爱在范稳的爱的差等序列中只居于下方,在它的上面,还有一种更让人着迷的“爱情的守望与坚韧”在散发着永恒的光辉。这里的爱情,不是俗世里的男欢女爱,而是两个男人对于一个女人的,无需理由更不计后果,所有的现实考量于其中都被宣判为庸俗和腐朽的爱意。这样的爱情很轻,只是一棵草的重量,因为它走到了现实的背面,又极重,因为它拒绝了现实,所以恰恰长在了人的心上,它的根还会扎进人的血管,“你身上的血管有多少、有多长,它的根就有多少、有多长”。这样一种完全祛除了现实所以纯粹、惊心动魄到了极致的爱情,恰似死神的翔舞,因为爱神与死神一样,都处在生的那一边,难怪《水乳大地》中的纳西人本然地认定:“爱和死,是一对如影相随的、非此即彼的孪生兄弟。”如此一来,范稳所鼓吹的爱情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宗教的气息,它与宗教之爱甚至是一回事的——因为绝对无我,绝对超凡脱俗,所以绝对爱。绝对的爱只能在精神化的西藏里长养,也只有精神化的西藏才配拥有,绝对的爱甚至就是精神化的西藏本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79764.html
文章来源:《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