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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业军:那一种黑色的精神

——论莫言《蛙》

更新时间:2014-11-05 21:38:24
作者: 翟业军  

   汪洋恣肆、汁液横流、谈狐说鬼、众声喧哗、一点正经都没有,一向是莫言的拿手好戏,也是他“把自己跟别人区别开来”1的专属标签。但是,在《蛙》里,莫言谦逊了,口拙了,寡寡淡淡地用五封信和一部短剧匆匆记叙了姑姑的一生,虽然他明明知道,姑姑的一生“可以用‘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等大词儿来形容”。这是莫言力不从心、江郎才尽的征兆,还是一次蓄意为之的叙事“变调”?如果是一次“变调”的话,莫言意欲何为?

   一、故作谦卑的叙事人

   历史,特别是20世纪中国革命史,是莫言始终萦绕于心的所在。不管是爱还是恨,是缱绻还是决绝,他都不得不把最绚烂的才情、最铺张的文笔奉献给这段历史。历史成了莫言的宿命。不过,这段历史已经被“正说”了无数次,这些“正说”又是如此深获人心,莫言当然不甘淹没于“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之中,更何况“正说”之“正”根本满足不了他的勃勃野心和雄奇的生命原力。那么,“反说”?“反说”肯定能别开生面,却是无比艰难的——革命史早已被凝定为自明、庄严的真理,岂容他人置喙?更暗藏危险——“反”只能是对于“正”的“反”,说到底还是与“正”同体的,所谓“生面”便只能在与“正”的同一维度之上绽放。不愿“正说”也不能“反说”,莫言果断撤退,在历史的缝隙和边角处着眼,用匹夫匹妇的爱恨贪痴呼应或解构帝王将相的金戈铁马,用“丑怪荒诞”的美学丰润或对抗“雄浑炫美”的美学2,一种新历史或反历史观由是生成。

   退一步海阔天空。草莽间原来英雄四起,乡野中自有云蒸霞蔚,莫言意外遭逢一股股淋淋漓漓的元气,元气召唤出、鼓荡起他那蛰伏着的生命原力,他竟不得不成为当下中国文学中最野性、癫狂和滔滔不绝的说故事的人。于是,我们看到红高粱地里我爷爷我奶奶的旷世风流,看到万乳攒动的骇人奇观,更看到西门驴、牛、猪、狗、猴历经六道轮回终不改的豪横和执拗——莫言的世界原来万物各有生机。但是,莫言天马行空、飞沙走石的野性叙事在嬉笑、嘲弄正襟危坐的革命史“正说”的同时,会不会也在闪避着历史,历史的真相依旧扑朔迷离?过度膨胀、自我增生的叙事,会不会压抑了对于历史本身的关注?他那虎虎生风的相对性、暧昧性,会不会只是无力把捉绝对和明晰而不得不如此的权宜?癫狂,可能正是相对主义时代的妥协方式。没有对于历史的属己发现,莫言的一次次历史叙事注定是面目雷同的,不同的只是不断翻新的叙事花样而已。

   这一次,莫言以姑姑的一生带出计划生育史,瞄准的却还是六十年大历史,历史的隐秘会不会依旧被漫不经心地漏过去,或者说闪避掉?

   《蛙》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老作家杉谷义人的五封信和一部短剧构成,除短剧外,小说的叙事视角牢牢锚定在“我”——第一人称限制叙事的叙事人——身上。由“我”讲述姑姑,就像《祝福》中由“我”讲述祥林嫂一样,被讲述的人究竟如何倒在其次,重要的是叙事人“我”的身份、态度和心境。那么,让我们先看看蝌蚪其人,特别是他在第一封信的开头奠定下的叙事基调——开头既无比重要又困难重重,就像希利斯·米勒所说,开头是不可能的,因为“开头既需要作为叙事的一部分身处故事之内,又需要作为先于故事存在的生成基础而身处故事之外”3。第一封信的上款是“尊敬的杉谷义人先生”,落款是“您的学生:蝌蚪”,恭敬、谦卑之态溢于纸间。酷好索隐还很爱国的人士们痛骂了:你莫言怎么能对大江健三郎如此卑躬屈膝?莫言自知理屈,连忙矢口否认:杉谷哪里是大江?否认是无效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大江像杉谷一样推崇萨特,并且都是“用巨大的爱心把一个被医院判为必死无疑的婴儿养大成人的父亲”。其实,杉谷就是大江又怎么样呢,重要的是,蝌蚪不是莫言。蝌蚪只是莫言精心设置的一双谦卑的眼睛,一种温和的声音,莫言藉着他向一位尊敬的外国长者娓娓讲述,才能够说清楚计划生育史乃至六十年变迁史,一直浸淫其间的我们哪里能够觉出这段历史的痛楚、荒诞、孤绝和神秘,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所以,尊重决非献媚,而是一种让缕述显得必要、成为可能的叙事态度。更重要的是,莫言故意用谦卑的“我”来说故事,就是要勒住叙事的缰绳——当叙事的激情消弭,呈现让位于被呈现者,表现主体让位于被表现的历史主体,历史才有可能被认真对待。叙事人的故作谦卑,原来是莫言正面强攻历史时吹响的嘹亮号角。谦卑就是高调。

   “我”不仅谦卑,还有些呆头呆脑,满嘴陈词滥调。“我”对杉谷说:“您不顾年迈体弱,跨海越国,到这落后、偏远的地方来与我和我故乡的文学爱好者畅谈文学,让我们深受感动。”新世纪的高密东北乡哪里落后、偏远,“我”偏偏如是说,只是非常真诚的套话而已。“我”还说:“您对法国作家萨特的话剧的高度评价和细致入微、眼光独到的分析,使我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如何入微、怎样独到,“我”哪里能说出个所以然,说不出所以然,“我”照样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不误,殊不知“顿开”需要何等的悟性,“我”的愚钝和恳切,令人不觉莞尔。“我”更立誓了:“我要写,写出像《苍蝇》、《脏手》那样的优秀剧本,向伟大剧作家的目标勇猛奋进。”《苍蝇》、《脏手》岂是说写就能写出来的,“伟大”更非奋进所能抵达,“我”竟呆到憨态可掬了。其后,“我”果然用那么多的套话、废话去追踪和称颂姑姑,比如“在那个不平凡的春天里”,不一而足。这个一脑门子套话、废话的唯唯诺诺的“我”,让我想起《堂吉诃德》里四处寻访并忠实记录下堂吉诃德的“丰功伟绩”的“我”:

   他是曼查骑士的精英。在当今灾难深重的年代里,他率先投身于游侠事业,除暴安良,帮助寡妇,保护少女……我们英勇的堂吉诃德应当不断被传诵,我为寻求这个动人故事的结尾所付出的努力也应该得到承认。

   堂吉诃德哪里是什么精英,“我”偏偏认为他就是精英,并用除暴安良等一大套莫须有的废话称颂他,堂吉诃德的行迹才有了被追述、凝炼和传说的可能。试想,如果“我”是明智的,还会煞有介事地对待堂吉诃德吗?而塞万提斯显然是明智的,与愚钝的叙事人和疯狂的被叙者保持着一段反讽的距离,但是,被叙者疯狂言行中的动人处又会反过来威胁到甚至解构掉塞万提斯自鸣得意的明智,明智被宣判为庸俗,疯狂倒成了执着。就这样,《堂吉诃德》以自身的多义诠释着世界的多义,以自身的混沌洞穿了人性的混沌。同样,在《蛙》中,惟其“我”是谦卑的、愚钝的,才会奉很快就将湮没无闻的姑姑为高密东北乡的圣母,并费时数年来搜集她的生平,详尽转述给杉谷,而姑姑的崇高和渺小、狂热和恐惧才有可能历历展露在我们的眼前。莫言则肯定是聪明过人的,露出反讽的微笑张看着叙事人和被叙者,但是,被叙者的赤诚和孤绝也会反过来瓦解掉莫言的自以为是,聪明可能只是因为置身事外、事不关己而已。那么,姑姑究竟是杀人凶手还是送子娘娘,是恶魔还是圣母,是疯子还是天才?可能都是,也可能都不是。就这样,《蛙》也以自身的暧昧、杂沓穿透了以姑姑为表征的计划生育史乃至共和国史的暧昧和杂沓。需要强调的是,此种暧昧不同于莫言此前叙事的暧昧性——前者是真相,后者是对真相的闪避。

   二、通灵者

   《蛙》不单单在叙事视角的设置上借鉴了《堂吉诃德》,我甚至要说,莫言讲述了一个当代中国的堂吉诃德的故事。堂吉诃德受骑士故事的蛊惑,不畏艰险(或者说根本就没考虑到什么艰险),踏上除暴安良的长旅,姑姑同样听从党的召唤,舍弃个人的一切,投身到东北乡的计划生育伟业。多舛的旅途上,堂吉诃德有一个忠心耿耿、缺心少眼的侍从桑丘·潘沙,漫长的生涯里,姑姑也不寂寞,有一个形影不离的矮胖助手小狮子。堂吉诃德“生前疯癫,死后颖异”,姑姑同样先前狂热如今忏悔。堂吉诃德临死前的清醒并不能推导出他生前疯癫的无意义,姑姑如今的惶惶不可终日对她先前的狂热同样构不成消解。郝大手对她的忏悔根本不屑一顾:“她说的也是台词儿。”短剧结尾,姑姑上吊,蝌蚪斩断绳索,扶起姑姑,姑姑说:“这么说我再生了。”再生如果如此轻省,忏悔也就动机不纯甚至一钱不值了。或者说,姑姑的忏悔只是一种戏仿,当不得真的,我们千万不能因此得出莫言谴责计划生育政策,强调“每个孩子都是唯一的,都是不可替代的”之类的人道主义结论。面对堂吉诃德和姑姑这样的天才/疯子,任何绝对化判断都是危险的。

   堂吉诃德置身于散文的世界(昆德拉说:“散文:这个词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不合诗律的文字;它同时意味着生活具体、日常、物质的一面。”4),却梦想做一个传奇时代的游侠,哪怕碰得头破血流。姑姑生在信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祈愿“人丁兴旺”、“多子多福”的中国,却要做一个计划生育的急先锋,当然摔得鼻青脸肿。但是,堂吉诃德愣是用不可思议的冲劲和孤绝,写就散文世界的失败了的传奇。姑姑更是用超人般的狠劲和凶残,成功遏止了东北乡的人口增长。姑姑竟是凯旋的堂吉诃德。只是凯旋了的堂吉诃德决不会可怜、可爱又可敬,而是让人畏惧甚至厌弃的,要知道失败才是堂吉诃德被传颂的前提啊。所以,姑姑说到底还是失败的。不过,个人的凯旋还是失败,受敬仰还是被诅咒,对于“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党指向哪里,我就冲向哪里”的姑姑来说无关紧要,刮掉或流掉每一块未出“锅门”的计划外的肉才是“硬道理”。由此“硬道理”扩展开去,姑姑近乎永动机般从不衰竭的狂热,近乎穷凶极恶的一意孤行和雷厉风行,不就是三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动力?伟人说“发展才是硬道理”,还说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只要发展了,捉到老鼠了,毁还是誉,纯洁还是污糟,融洽还是分化,甚至就连环境急剧恶化、资源极度靡费,都是不足为虑的。这样的发展就像姑姑的事业,既凯旋又失败,既欣欣向荣又面目可憎,不管你如何评价它,你都不得不被它那泼辣的、不由分说的力量裹挟而去,就像不管你合作还是抗拒,你都逃不了姑姑的手掌心。就这样,莫言以隐喻的方式找到了推动这段历史滚滚前行的动力装置。前文说历史永远是莫言念兹在兹、须臾不能忘情的焦点,这里又一次得到了印证。更有趣的是,六十年共和国史大抵被我们截然撅成两段——前半段是误入歧途,后半段则是如梦方醒,最终踏上康庄大道。莫言却发现,前半段的高度组织化、计划性为后半段的发展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和制度基础,你看,早在“文革”,姑姑就驾着机动船四处宣讲:“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的增长……”这样的宣讲显然是其后更大规模的计划生育运动的先导。莫言更发现前后两段之间隐秘的精神一致性——姑姑数十年如一日地给人结扎、人流,不行就拆房子、倒大树,何曾有过一丁点的改变?这种果决、凶猛、咄咄逼人的精神不正是六十年精神的传神写照?莫言的种种发现正好暗合了“新左派”一再申说的观念:“对于共和国六十年来的整体历史,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整体性视野和整体性论述。”5看来毛传统亟待学理性清理,却未可轻易唾弃。

姑姑的狠劲的来源又是神秘的、不可言说的,就像六十年发展史的动力来源的捉摸不定。“我”说:“现实中的姑姑,总是以身披宽大黑袍、头蓬如雀巢、笑声如鸱枭、目光茫然、言语颠倒的形象出现在我脑海……”这一黑色、飘忽的形象,不正像黑裙蔽体、黑纱遮面、行踪诡秘的陈眉?陈眉让“我”感觉到,“这高密东北乡,有一个我从未涉足的神秘世界。那世界里生活着侠客、通灵者,还有一些蒙面人。”姑姑原来和陈眉一样,都是通灵者,他们都不需要或者根本抛弃了肉身,从而汲取到某种神奇的精神力量。这样的精神力量要么成为现实发展的助推力,使之欢恣和奔腾,要么刺向表面花团锦簇、一团和气实则千疮百孔、分崩离析的现实,使之左支右绌、节节败退。这些精神力量决不洁白、明朗,而是阴鸷、纠结却又蕴蓄着超凡能量的,就像一道道黑色的闪电。这些力量又决非水乳交融,而是相互冲突、消解和游离的,但是再势不两立的力量都是共和国发展史不可或缺的部分,都被同化起来并从正面或反面服务于发展这个“硬道理”。共和国的胃口真是惊人。这种非肉身性的黑色精神具有极为广阔的概括力,比如前三十年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狠斗私字一闪念”,也如后三十年对于底层无休止、无限度的剥夺。面对黑色精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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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201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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