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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旦:理解媒介的威力

——重识媒介与历史

更新时间:2022-07-25 09:49:11
作者: 黄旦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媒介的本义是“居中”,具有调和、组织、转化、生成的作用,由此形成其双重含义:具体的媒介;共有的媒介性——调节或交转。各个媒介的物质特性不同,调节的方式及所带来的形态也有所区别。由此,在媒介与历史的关系中,不能仅仅将媒介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更重要的是考察历史的视角。媒介的变迁展示出人类社会的历史演变,由于媒介是构成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一种新媒介的诞生就生成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形态,因而媒介史也就成为人类史。

   关 键 词:媒介  历史  居中  调节

  

   在李伯元的《文明小史》中有这样一则故事:晚清科考政策发生变化,除了诗文,还新增时务、掌故、天算、舆地等内容,为适应此种变革,吴江乡间有贾家三子,受人指点,开始接触上海报纸以补新知。“兄弟三个是见所未见,既可晓得外面的事故,又可借此消遣,一天到夜,足足有两三个时辰用在报上。”眼界开了,行动也就开始,他们拿出私房钱托人在洋货店买回来一盏火油洋灯,一亮如同白昼,油灯那点摇曳之火,就显得可怜无比。自此三兄弟更加留心看报,凡见有外洋新到器具,即托人购买,不管是否合用。仅此仍不解渴,他们反而更加向往去上海见见世面,因为从报纸上看到那里还有自来水、电气灯等种种稀罕之物,非火油洋灯所能比。谋划再三,三兄弟遂瞒着母亲,私下租了一条船,半夜时分偷偷上船奔向上海。

  

   倘若这是一段史实,依照现有的研究思路,我们会关注什么呢?或许是当时的吴江乡下,已经可以看到多少报纸,都是些什么报,它们又是通过什么渠道传播的;又或许是当地读者都是哪些人,主要读什么,报纸对他们产生了什么作用;也有可能据此考证当时有哪些洋货进入吴江地方,它们是如何流入的,购买洋货的都是什么样的家庭;当然,也可以从这样的例证中,分析报纸在上海向周边辐射影响的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等等。这样的一些研究都从各自不同层面触及报纸及其影响,其价值不言而喻。然而,所有这些研究相加,让人觉得仍未击中这个故事的真正命意。比如为什么是读报让人“晓得外面的事故”?为什么报纸可以是购买洋货的指导?报纸的“上海”怎么就理所当然等同于实际的上海?报纸这种诱导的力量来自哪里?总而言之,没有报纸,这一切就不会发生,那么,报纸是什么呢?

  

   很遗憾,在我们的研究中的确没有人去追究报纸是什么,而是把报纸当作了一个不证自明的物品。这不仅把报纸常识化了,而且也难以切实把握研究者惯常重视的报纸内容及其作用(比如与书籍有何不同)。此种所谓的报纸历史研究,也就名不副实,实际上是没有“报纸”的报纸研究。历史学家达恩顿就曾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说,研究者们总是希望通过考查印刷的世界,能打开一扇透视法国大革命的新窗口,但他们从来没有打算了解,这种主要传播工具是如何贡献于现代的第一次伟大革命。“历史学家一般把印刷文字当成是什么东西发生的记录,而不是发生的因素”,是报刊帮助塑造了其记录的事件,可以说,这场大革命如果没有印刷报刊,就不可能攻克巴士底狱,而且不可能推翻旧的君主专制。①

  

   报刊与历史研究中所存在的这种现象,绝不是历史研究独家的问题,无论是社科还是人文学界,都普遍存在“媒介盲”的状况。其中一些研究者在关于媒介的构成、历史及影响研究方面,路径固然不一,但在关注媒介内容、角色和传播的知识及其构成,而轻视乃至忽视媒介本身上,则是大同小异。②梅罗维茨对此就十分不解,“虽然对媒介内容的研究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但是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很少对媒介提出其他类型的问题。实际上,许多对媒介影响的研究都忽略了对媒介自身的研究”。③这就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关于电视内容和控制的研究方式与研究报纸、戏剧、电影和小说的内容与控制方式完全相同,它们本身被当作了中性的传送系统”,它们的差别在其间没有任何意义;而将之与关于工业革命影响的研究一做比较,二者就显出巨大差距——在后者的研究中,没有谁会宣称,他的研究中“唯一重要的东西是新机器生产出的物品”,相反,进入工业革命研究者视野的是,工业革命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对诸多可变因素的影响,比如城乡生活的平衡、劳动的分工、家庭结构、社会的凝聚程度、时空观念、阶级的构成,以及社会变化的速度,等等。④这很有启发性,要是我们也转变视野,将媒介(报刊)看成一种改变时空和社会关系的新的传播方式本身,而不是当作一个空瓶,我们的研究——比如关于上面提到的吴江贾家兄弟的故事的研究——还会只是围着其内容打转吗?

  

   报刊是一种媒介,没有人会提出异议;但为什么一定是媒介,媒介到底是什么,想必没有多少人能够回答。如何理解媒介,总是与以什么样的方式看待它密切相关。当把媒介看成负载内容的一块白板,一个透明的“玻璃缸”时,除了紧盯“媒介内容”这一片“滋味鲜美的肉”,⑤将“新机器生产出来的物品”——媒介传送的内容——当作唯一重要的东西,就不可能还会想到其他什么东西。且不说这种“工具论”的媒介观,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就是从今天我们自身的媒介体验(比如手机的使用)来看,这一观念也是完全不适用的。由此及彼,当能刺激我们反思现有媒介与历史研究中的媒介观,借此重新理解媒介。重新理解则必以改变想象为前提,想得到未必做得到,想不到则根本没有做的可能。用麦克卢汉的说法,就是要“以恰当的方式理解媒介的威力”。⑥从媒介是什么入手,重新建立一个考察媒介的视角,对于讨论媒介与历史,显得尤为重要。

  

   由于媒介是一个外来词,其本来的含义似乎未被认真探索过。英文的media,源自拉丁文medium,意指“中间”。尽管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中,依照时间的变迁梳理出其三种意涵,但同时也指出,“中介机构”或“中间物”,是一个比较古旧且运用普遍的意涵。⑦德布雷说,“媒介”不是指媒体或介质,而是指媒介行为,是介于符号生产与事件生产之间的中间体。⑧齐林斯基理解的“媒介”,则是为想把被分割开来的东西加以结合的那种尝试提供行动的空间。⑨这些理解看来都是与这一词源有关。

  

   “媒介”一词在英文中有单复数之分,也就是“medium”和“media”,其间的复杂性由此而起。一般认为,复数是单数的自然集合,偏偏在“媒介”中,二者是不能完全重叠的。作为复数的“media”,自19世纪中叶以来被较多采用,但它的被广泛运用,与广播和报纸的兴起有关。⑩出于这样的背景,“media”常常意指“大众媒介”(mass media)。这与“medium”有较大差别,“medium”主要强调媒介的物质特性,间有“元素”“环境”或“位于中间位置的载体”之义,(11)简单地说,所指的是一个媒介物,是具有独特的决定性的物质,重点是其技术意涵,这一点甚至比言说的内容和书写的事物更为重要。正因如此,作为“media”的印刷与广播,是否与“medium”的意思相等,就产生了疑问,它们突出的不是其“物质性”,而是社会的面向,受制于其他目的。(12)直白地说,在一些人眼里,“media”已不是原来那个偏重自然媒介物的“medium”的聚集,而是一个社会机构,虽然二者都有处于中间位置之义。

  

   我国在1980年代引进的传播学源自美国的大众传播研究,“大众媒介”的说法也一并被引进,由此影响了人文和社科的相关学科,史学也不例外。研究者们口中和眼中的“媒介”,实是指大众媒介,亦即“media”。所谓的报刊史、电视史、广播史,显然都是出于这样的认定,并由此延展到其他方面,诸如电影史、书籍史、电报史、电话史等。如此一来,媒介似乎是无须厘定的,因为它已经是明摆在那里的一个个实物——人人都看得到的东西,只要将这些物品作为研究对象,就是在从事媒介研究了。

  

   就每个具体研究而言,以这样的对象来命名似乎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而且在媒介与历史研究领域,也一直如此。然而若稍作追究,就会发现事情不那么简单。报纸、广播、电视差别很大,其制作、传递、呈现和接收方式都不一样,为什么都一概称之为媒介,其依据是什么?不仅如此,它们中的每一个也都包含着许多研究的层面和路数。文章一开头提到的“贾家兄弟的故事”,就完全可以纳入社会史、经济史、中西交流史、上海城市史研究的脉络,而不必非是报刊史,尽管是因报纸而起。从印刷史的角度,报刊史就是印刷被采纳、运用和改革演化的历史,与通常意义上的报刊史毫不相干,比如苏精的《铸以代刻》。电视研究就更为复杂了,文学、艺术学、图像学、文化批判、音像技术学在其中都有大展拳脚的空间:它们或者关注文本和制度,或者注重其表演,或者将拍摄技巧作为重点,等等。近几年兴起的视觉文化研究,在艺术史和图像研究的脉络下,以视觉性为核心视角,更是不仅把艺术、图像、广告、肥皂剧等全都纳入研究的范围,而且把观看行为、观看过程、观看方式等问题领域一网打尽。(13)那么,它们是否都是媒介研究,其中哪些是媒介研究,哪些不是?什么东西可以被称为“媒介”,什么样的研究可以被认定为媒介(或者报刊)研究,这里面是有一个统一标准,还是随研究者的个人兴趣而定?其特殊性究竟是什么?当我们一提媒介,本能的反应就是手中摊开的报纸,与家人一起围坐观看的电视机,飘扬出悦耳声音的收音机,黑暗中人影晃动的银幕的时候,我们的理解就已经失落了“medium”或者“media”所含有的“中间”之义——亦即在学术上理解媒介本该具有的“恰当的方式”。所以,记住下面这句话就显得十分关键:理解媒介,不仅指(或主要指)“理解单个的媒介形式——电、汽车、打字机、布帛——而是要从媒介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14)

  

   “媒介角度”即意味着媒介不仅仅是一个物品、一个对象,更是一个考察社会、人乃至世界的站点。这一“角度”或者视角,就是媒介的“居中”或“中间”位置,按米歇尔和汉森的说法,乃为“调节”,“调节”是所有媒介共有的“媒介性”(mediality)。(15)报纸、广播、电视之所以是“媒介”,就在于它们共同的“媒介性”——处在中间位置的“调节机构”,更为切近的表达即“交转性”。

  

这样就比较清楚了,在我们熟知的“媒介”(media)中,包含着“medium”,但又不仅仅是“medium”的堆集。它包含不同的“medium”—媒介物,即单个媒介独有的物质或符号元素的特性,此时,或许可以说它是“medium”的复数形式;然而,它又抽绎并蕴含着所有单个媒介(medium)都不可缺少的“媒介性”(“调节”)这一处在“中间位置”所必然发生的机制和作用。这样的两层含义,就构成了一个集体单数名词“media”。(16)由此我想到《说文解字》关于“媒”的释义:“媒”即“谋也,谋合二姓者也”,指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居中转圜之义。这就难怪,德布雷把媒介看成促发两者发生关系的第三者。媒介的重要性就是“搭桥”,也就是说,要让不同因素之间相互交叉、相互“受孕”。媒介不只是“处于中间位置”,它还要对通过中间项连接的两者起作用。它要在不可逆转的过程中创造出一个模型,超越所有的企图,产生出一个特殊整体。媒介有“媒”有“介”,是“媒—介”的互应和互动,是一种“交转”。在它的触发和协调下,各种关系因连接而相互转化,因转化而形成新的形态或面向。媒介由此成为“让我们通向那个由于与我们相关而伸向我们的东西”,“让我们进入与我们相关或传唤我们的东西”。(17)媒介不是工具,工具只着眼于效率和效益,媒介则具有开拓现实的作用,开启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各种不同可能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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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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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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