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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军:儒学传统与现代社会的张力

更新时间:2014-09-30 21:20:06
作者: 胡军  

  

  

   一,现代化的实质是理性化

   自明末清初以来,尤其自鸦片战争之后,中西关系的问题是中国知识界急欲解决而又长期不得解决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陈独秀曾经说过,自清末以来,中国社会的问题十有八九是由西方文化的入侵造成的。后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一书中曾经这样来概括西方文化对于东方文化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的“挑战与回应”的模式。于是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一百多年来始终是中国人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但似乎至今没有找到好的理论来处理这一问题。

   传统儒学所遭遇到的现代困境,究其实质,就是如何从经验型的文化过渡到知识性的社会的问题。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化的要求自身不是从我们自身文化系统内滋生的,而是由外面输入的,是由于西方文化的逼迫和挤压而不得不走的道路。所以严格说起来,我们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其源头在西方文化。

   虽然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是中国社会百年来的大问题,但并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在思索考虑解决这一问题。注重实际生活的人未见得看重这一问题,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对研究儒学传统有着深厚情感的学者,却对之梦牵魂萦,时时刻刻在思索如何解决此一问题,热切地期盼着儒学传统的复兴。

   儒学传统的能否复兴完全决定于儒学如何来应对或解决现代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种种深沉的危机或困境。

   我们首先必须要真正了解,现代化究竟给儒学传统带来了哪些危机或困境?其次,更重要的是,必须知道所以产生这些危机或困境的历史原因,或许我们才有可能找到儒学复兴的道路。

   我们在讨论中国现代化的内容与特征之前,首先来看看,现代化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显然现代化(modernization)现代性(modernity)之间有着差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之间也有着及其密切的关系。

   我们首先来看看究竟什么是现代化。对此学术界有着比较一致的看法。比如爱森斯坦德就从历史的角度解读了现代化的核心要素。他是这样说的:“就历史的观点而言,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它从17世纪至19世纪形成于西欧和北美,而后扩及其他欧洲国家,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传入南美、亚洲和非洲大陆。”[1]其实,这样解读明显地是从时间的维度着眼,指出在什么历史阶段,社会从前现代逐渐地转向现代。我们再来看看学界对现代性的概括。吉登斯是这样来解释现代性的。他说道:“现代性指社会或组织模式,大约在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

   “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比较详细的描述,它涉及:(1)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关于实现世界向人类干预所造成的转变开放的想法;(2)复杂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3)一系列的政治制度,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2]

   细看上述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解读也并无实质性的差异。

   其实,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历史落实与制度表现。现代性是贯穿于观念、制度层面的现代化的精神本质。或者说,现代化的过程明显地表现为理性化的过程。所谓的现代性就是理性。

   西方现代化进程开始于17世纪至19世纪的启蒙运动。而启蒙运动的口号就是理性高于信仰。正如康德总结的那样,一切思想、一切知识都必须站在理性的法庭面前,接受理性的裁决。知识何以可能、如何可能必须要得到理性的认可。此处所说的理性裁决或检验实质上是指知识或思想必须要提供充分明确的论证以表明自身的合理性得到了可靠的证实或论证。康德思想的社会意义在于,人类的行动或社会的运行的规则的合理性也必须得到理性的认可,理性的审查。未经理性认可和审查的知识、思想、行动都是任性随意的,绝不可能取得实际的成功。

   康德的理性的内涵还包含着更为复杂的内容。他指出,人不是工具,人本身就是目的。将人视为目的就为人类征服、利用自然提供了理论根据。或者说,人类征服自然、利用自然是康德所谓的人是目的的思想发展的必然逻辑。但是,西方改造自然的历程却告诉我们,人类是凭借科学、技术的力量来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科学、技术本身无疑就是人的理性在工具层面的落实。这样的理性,学界称之为工具理性。于是,久而久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之中。但是,不管这样,就其主要特征而言,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理性的过程,这是没有问题的。

  

   二,现代化的内容

   现代性贯穿于其间的现代化运动包括着丰富的内容,我们可以从世界近现代历史的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我国的现代化运动却完全不同。将重点完全地放在了现代经济建设中。1861年开始的洋务运动是这样的,其重点只在器物层面。近30多年来的所谓的改革开放,中心就是经济建设,现代化所应包括的其他内容一概不在考虑之内。这30多年来,为了确保社会的稳定,我们明确地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应该承认,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不得不承认,高速的经济增长也积累了不少严重的社会矛盾。

   我们尤需注意的是,现在正在进行的经济建设不同于西方的产业革命。西方的产业革命是在自己的文化母体内孕育出来的。而我们的经济建设并不原自自己的文化母体之内,而是西方近代以来强势的逼迫下不得不走的路子。产业革命就是实现工业化为主或为基础的社会化的国民经济。我国传统的经济模式是农业的经济,或称小农经济,此种经济是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进行的;与此种经济相匹配的则是极其不合理的不平均的财富分配制度。合乎理性的工业化动力必然来自于民间,当然政府的引导或规划也是必须的。除此,我们还得格外研究中国工业化进程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差异。我认为这些差异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我们要格外注意的是,18、19世纪,西方国家的产业革命是在相对独立的国际环境下一条龙式的完成的,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产业革命各个环节是相互匹配的,是独立完成的。由于我们的产业革命刚刚开始,所以也就失去了这样的国际环境。现在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你都得进入,这就给我们的产业革命带来极大的弊端,这就是我们只能做产业革命链条环节上的一端,即终端或末端,即组装。

   这样的定位是不得以的,是给定的,是被迫的。这样的严重态势极其不利于中国产业革命的完成。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体系内部历来缺乏现代化经济所需要的其他重要的文化要素。

   第二,同时,中国产业革命与西方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西方产业革命是西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的结果(西方文艺复兴开始于13世纪末期,完成于17世纪,其内容主要是哲学、文学、艺术如音乐、建筑、绘画、雕塑等人文学科与人文思想、法治;而开始于英国的产业革命则是17世纪之后的事情了。)中国现在试图实现的产业革命的过程恰好相反,是与西方的走着相反的路向。你看看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的进度表就能够明白此点。于是,问题也就在于,这种从外在实用性的场面入手的产业革命进程既有它有利的一面,也有它极其不利的另一面。我们必须对之有精细的深入的研究分析,并据此制定相应的对策。它的有利的方面在于,我们可以参照西方的历程,避免西方产业革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免自己重走西方的弯路,如此等等。不好的方面在于,我们是径直从经济入手,这就会极大的造成财富分配方面的更大的不公平、造成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巨大的差异、刺激起人们的漫无节制的欲望、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差异。这样的产业革命历程有可能阻碍法治、民主、自由的进程,如此等等,并为中国社会往后的发展遗留极为严重的后遗症或沉重的代价。儒学传统能否为解决此类社会问题提供那怕是导向性的思想资源。如果儒学不能够提供这样的思想资源,儒学也就必然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毫不相干。

   第三,还需注意第三个不同之点,即是西方的产业革命主要是民间完成的,而中国的洋务以致现在的经济建设是在官方的推动之下进行的。此种模式用李鸿章的话说就是“官督商办”。这种模式不能说一无是处,比如在短时间内集中力量可以办成极有效率的大事,但从长远来看,却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困境。比如社会腐败、官员腐败、资源配备极为不合理等社会现象。

   第四,我们尤需注意的是,产业革命也指国民经济各部门广泛采用新技术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根本变革。西方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人类迄今已发生多次产业革命:第一次发生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以新的纺织机械等技术为特征;第二次发生在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以蒸汽机、转炉炼钢和铁路为特征;第三次始于19世纪末,以电力、化学工业和内燃机为特征。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宇航工程、海洋工业及新材料、新能源的迅速发展,被称为是又一次新的产业革命。20世纪50、60年代后,由于电脑、通讯技术、芯片技术等的飞速发展又引发了一场产业革命。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述所有关于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的技术基础完全不可能从我们的文化传统内孕育出来,所以与我们的儒学传统毫无关系。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完全彻底的引进、照搬、模仿。

   所以出现这样的难堪的局面,主要是因为我们还是不了解西方为什么出现产业革命或工业革命的社会、历史和科学方面的原因。

  

   三,知识是现代社会的基础

我本人感觉兴趣的是科学方面的原因。当然必须注意的是,此处所谓科学不只是指的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汉语中的“科学”一词翻译自英语。而英语的“Science”则源自拉丁语词Scientia。拉丁词Scientia (Scire,学或知)就其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是学问或知识的意思。但英语词“Science”却是natural science(自然科学)的简称,虽然最接近的德语对应词Wissenschaft仍然包括一切有系统的学问,不但包括我们所谓的Science(科学),而且包括历史、语言学及哲学。这是就科学的外延说的。如果就科学的内涵着眼,所谓的科学就是对自然、社会和人文现象的有条理的系统的学理性的研究而形成的知识理论体系。在西方,此种知识理论体系的研究历史传统可以上述至《柏拉图的对话集》。也就是说,在西方知识论研究的历史至少有着二千五六百年的历史。但是首先对这些知识加以理性考察的,首先探索其各部分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事实上也就是首先创立科学的,应该说是希腊艾奥尼亚(Ionia)的自然哲学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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