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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军:人类行为结构的哲学解读

更新时间:2014-09-30 21:01:03
作者: 胡军  

  

   内容摘要:本文认为,现代化进程本质上是理性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于人的行动结构的决定性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经验成为现代人行动的基础,现代社会的行业分工也同样取决于知识的分类;伴随着人口快速迅猛的集中在大城市之内,公共空间也在快速而持续地吞噬着私人空间,于是现代人的一切行动不得不遵守公共生活准则。

  

   由于几天前才接到由华东师大思想所寄来的杨国荣教授的大作《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未及细看,只是大致浏览了一下此书的主要篇章,了解了此书基本的思想脉络。应该说此书比较系统而深入地讨论了人的行动及其指导人的行动的智慧之间的复杂又深奥的关系。可以说,此书是汉语学术界较早讨论人的行动与智慧的著述之一。其实,西方学术界对于人的行动哲学的研究早有不少著述。尤其是上世纪中叶后,出现了大量的研究行为心理学或变态行为心理学的著述,并有专著详细论述社会行动的结构等问题。但是应该承认,国内学术界对于人类行动做哲学解读的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在这方面很难看到系统而深入的著述。

   这本书不同于一般行为心理学的地方,在于它更注重于所谓的实践智慧对于人的行动的内在的指向作用。行为心理学主旨在于,从人类心理的角度讨论人类行动的特征,或者更具体说是从人类行动表现出来的特征来探究行动背后隐藏着的动机。应该说,行为心理学更具有实证学科的特性。显然,《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似乎更注重于人类行动的形上智慧的作用。

   我本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和身份,比较倾向于这样的看法,即从人的行动特征来探究隐藏在行动背后的动机与从形上智慧的角度审视人类的行动都各有自己的重要意义,互为因果。但不可否认的却是,对人的行动结构做深入的研究与详尽的解析,似乎来得更为根本,也可能更为重要。

   而且我们在此尤须密切关注的是这样的现象,即现代社会中的人的行动已与古代社会的人的行动有着很大的甚至是本质性的区别。如果忽视了这样的本质性的区别,我们将很难正确地解读现代人的行动结构及其本质。

   笼统地说,这样的区别似乎主要有如下两种:1,古人行动主要依据于经验或对相关经验的粗浅概括,我们因此就很难用结构这样的词汇来描述和研究他们的行动。而现代人却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们的行动却主要在有系统知识为基础的技术指导下进行的。由于知识理论体系在现代社会获得了极其迅猛的发展,可以说知识在现代社会中起着主宰的作用。任何系统的知识理论体系都有其结构,正是这样的结构决定着技术的流程。而知识的结构与技术流程规定着现代人的行动结构。又由于实用性的知识本就是对经验的概括和提升,所以现代人的行动与古人一样,也有着丰富的经验性的要素在其中。2,古人基本生活在狭小的私人空间,与家族外的世界几乎没有交流。但是现代人却绝大多数人生活在超大规模的公共空间之内。所以在解读人的行动及其动因的时候,我们尤须要注意上述的区别,否则将会出现不必要的误解。遗憾的是,目前学界似乎对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中人的行动的区别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也就更谈不上深入系统的研究了。

   人所以需要运动或行动本质上是出于生理学意义上的需要。人需要适度的行动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而植物无需行动,因为它们有能力直接从土壤、空气和阳光中汲取有利于自己成长发育的养料。而动物没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动物却具有植物所不具备的能力,即运动的能力。正是依靠了这种在广阔空间中的运动能力,动物才能够觅得食物,以便维持自己的生存。动物的运动能力主要依靠的是以视觉为主的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所以动物关于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的神经也就比较发达。而且在广阔空间内的长期运动也极大地促进了脑神经系统的精确化与细密化。

   从行动或行为的角度讲,人与动物虽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如就行动或行为本身着眼,而不从行动的动机来观察,其间的区别似乎并不是很大。动物行动主要受本能的或情感或情绪的等心理要素的驱动。而人却不一样。

   正如绝大部分哲学家所明确地指出的那样,人的本质是由理性、情感、意志、本能等共同构成的。从这样的角度来审视人类的本性应该说是正确的,也是合乎人所具有的本质规定的。无疑,缺失了上述人性中的某一项,人就不可能是正常的和健康的。但正是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人性的这一看法仅仅是就人之为人本身而立论的。

   如果现在稍微换一个视角,那么我们对于人性就会略有不同的看法。这一视角要求我们就人与动物之间的本质差异来进行比较研究,来突出并审视人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与动物相区别的本质特征。这样的比较使我们能够清楚地发现,动物与人一样,也同样具有本能、情感与意志等。而且动物的本能、意志与情感等很有可能较之于人类达到了更高的程度。如某些动物的嗅觉的灵敏度要远远地高于人类的。

   这样的比较也使我们明显地注意到,动物所以区别于人类的,就是它们不具有只有人才赋有的高度发展了的理性。或者说,高等动物中那些最接近于人类的种类,虽然也可能具有某些类似于人类理性的要素,但它们却根本缺乏只有人类才具有的概念思维的能力。可见,正是理性这一本质属性将人类与动物区别开来。也正因为有了理性,所以人的信仰、情感、意志及其本能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大大地不同于动物的。或者说与后者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审读心理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就能够清楚地看到,心理学家就是不断地在运用人的理性来努力地解读人的信仰、情感、本能、意志等。同样,历史上不少宗教学家也在运用理性解读人对上帝信仰所涉及到重要理论问题。这就是说,人的行动及其结构不能仅仅从本能、信仰、情感、意志等意义上来解读,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从理性的角度来审视和研究人的行动及其结构。只有这样来解读我们才能彰显人的行动的本质特点。如果舍弃了这样的本质特点,人也就与动物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了。

   而且事实上,理性与激情、情感、意志等在人的理性追求的活动中并不是毫无关系的。如根据苏格拉底的理解,哲学就是对神的智慧的追求。人不是神,不可能具有神的智慧,但苏格拉底等人却执着地追求着神的智慧。这一追求的过程是无限而漫长的过程,所以这样的追求过程不只是理性的,也需要高昂持续的激情与强烈的内在冲动,更需要坚强的意志。在这里,正像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理性需要得到激情和意志的积极支持和密切配合。我们运用语言可以分开来说这三者,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它们却是始终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相互消长,共存共荣的。

   神的智慧难以用清楚的语言解读,而且也不能够用人的语言来解读。但是,人的理性却是能够清晰地得到表达。可以说,历史上正是理性的驱动,使人类的行动大大不同于其他动物的行动。我们似乎也只能够从这样的角度来比较清楚地解读人类行动的结构。

   我的看法是,只有从人的理性的高度发展这一角度我们才能正确地解读人的行动与动物的行动或行为的本质区别。而且也只有从理性的角度,我们才能清楚明白地区分古代人的行动与现代人的行动。而且也只有从理性的角度,我们才能揭示出世界近二三百年来文明发展与进步的真正原因和本质属性。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如果有区别的话,那么其间的根本差异就在于现代人主要依据于理性来行动。现代化的过程从本质上讲就是理性化的过程。我们不能说,知识及其进步完全是理性的,但却主要是而且本质上是理性的结晶。理性不够发展的民族绝对不可能在知识上有创新。而且以知识为基础的技术活动也主要是理性的。

   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解读现代人的行动及其结构有一定的意义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来揭示我们通常所说的理性到底具有哪些含义。尽管学界几乎都在以理性讨论和分析重要的理论问题,但似乎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够解析清楚理性的确切内涵。本文作者虽然对于理性的确切涵义也不能说有准确完全的把握,但却有着这样一种冲动,即努力去说清楚我们文明人所热衷的理性究为何物。

   理性最为明显的要素就是计算。正是计算的能力在人类与动物之间画下了一道明确的界线。人类才具有的这种计算能力在漫长的历史上得到了飞跃的发展和提高。现在正在不断普及的计算机就是人类精确计算的结晶。计算机的出现极大地影响和根本地改变了人类的行动及其结构。这种改变和影响是全球性的,并将不断地延续下去。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是古代人似乎并不很热衷于计算,但是现代人的生活根本就离不开计算。可以说,计算是现代人生活中离不开的一项基本活动或生活内容。

   理性的再一个含义就是对思想进行思想,或对思想的反思。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具有对自己思想进行反思的能力,只有理性得到高度发展和提升的人才可能逐渐地具有反思的能力。当然,所谓的思想的反思大致包括两个方面,即对自己思想的肯定和否定。当然,这种肯定和否定都不是随意进行的,而必须有系统有效的思维工具。理性这一涵义也就决定性地将现代人的行动与古人的明确地区别开来了。

   要能够精确的计算并有能力对自己的思想做反思的工作也就逻辑地预设了如下极其重要的一点,这就是思想必须有自己的工具。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工具是衡量理性发展和提升的高度。在两千多年前的世界文明系统中好像只有希腊的哲人发展和提炼出了此种系统深入的思想工具,这集中表现在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中。有了这样的思想工具才能使人类的理性思维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当然,任何思维工具都有自身的局限,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否认亚里士多德的思维工具即逻辑学的创立对于人类理性发展的主要作用。比如对于思维的逻辑规律以二进制的计算方法加以代数学的运算就是计算机研制的原理性基础。

   如果上面对于理性所蕴含的意义的解读是正确的话,那么我所理解的理性也就必然包含又一个这样的含义,即能够将关于研究对象提炼上升为知识理论的系统,无论这里所说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的,还是社会科学的,或是人文科学的。理性要能够将研究对象提炼上升为知识理论体系,就必须满足如下两个条件,这就是:1,研究对象必须是明确的清晰的;2,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性质采取分科治学的研究进路。此种分科治学的知识理论研究进路始于《柏拉图的对话集》。而亚里士多德则更为明确地开启了这一传统。在他的哲学思想体系就对如下学科如逻辑学、物理学、诗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家政学、植物学、动物学等建构了知识理论体系。对知识理论体系的分门别类研究实质上历史地规定了以后社会各部门之间的分化及其合作。

   应该说,分科治学研究传统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主要就是渊源于此。现代的大学和研究院的结构就是奠基于这样的分科治学的准则。但是知识理论体系要对绝大多数的人的行动结构起着制约作用,知识理论体系就必须借助于技术手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艺复兴后的西方知识分子对在知识理论体系指导下的、旨在寻求事物因果关系的实验有着极其强烈的兴趣。正是这样的知识与技术紧密结合的大背景遂使16世纪以后的科学有了迅猛的发展与繁荣,更使一般人意识到科学知识理论体系及技术在社会和个人生活中决定性的作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科学理论与技术结合的产品被推广到了全球的范围之内。可以说,英国产业革命之后的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完全奠基于相关的知识理论体系的,于是科学的重要性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其次产业革命使进入其内的任何个人必须根据技术的要求操作机器或进行管理。而且产业革命使大城市的数量在急剧的增长,人们纷纷离开农村而走向了大城市。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我们都能意识到,现代人的行动结构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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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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